中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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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意城市问题研究的缘起和国际借鉴

1．1创意城市问题研究的缘起。20世纪90年代末，以创意产业为代表的创意经济在英国兴起，随后全球都掀起“创意”的浪潮，这意味着创意经济社会的来临。而创意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十分紧密，城市既是创意经济的载体，也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技术及环境等支撑，而创意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城市发展与创意经济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意城市问题研究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创意城市正成为解决工业城市遗留问题的有效途径，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发展模式等正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1．2创意城市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世界各国和各城市为了吸引创意人才和发展创意产业，纷纷提出发展创意城市的战略目标。例如，伦敦确立了“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发展目标；东京制定了“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的发展战略；香港则着力打造“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1］。此外，联合国也积极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地创意城市的发展。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创意城市网络”（TheCreativeCitiesNetwork）行动，对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分别授予“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设计之都”“传媒艺术之都”和“美食之都”7种称号。截至2017年10月31日，已有来自72个国家的180个城市加入该网络［2］。研究联合国创意城市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例如：LeeKwangkug（2011）对日本横滨创意城市案例进行研究，认为横滨除大力发展创意文化工厂、企业、组织外，还应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创意文化的活动［3］。SasajimaHideaki（2013）对比横滨同欧美创意城市政策模式，认为创意城市政策除了政府发展兴趣为导向外，还应该关注城市周边环境［4］。褚劲风等（2014）分析了伦敦、纽约及联合国创意城市中六个“设计之都”的创意产业发展，提出上海创意城市的转型发展要注重研发设计，优化园区品牌，汇聚创意人才，推动“设计之都”生态转向［5］。上述研究为我国创意城市评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2基于经济生态系统理论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创意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为此，构建创意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了解创意城市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对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佛罗里达等的“3T指数”系列和兰德利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等。佛罗里达（2006［7］，2010［8］）等的“3T指数”指“talent、technology和tolerance”，即“人才、技术和宽容”，这3个要素在创意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宽容要素是其最大特色。兰德利（2009）用创意城市活力与生命力等一系列指标创建了独特的创意城市评价体系，其评价指标更侧重于对城市经济、文化与环境等方面的衡量［9］。国内的创意指数及评价体系多是在上述基础上根据本地情境筛选相应的评价指数构建的。现有文献对丰富和完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但应该看到，创意城市是一个由各种经济发展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既包含了经济要素子系统，也包含了生态环境要素子系统，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创意城市的发展。斯科特（2010）指出，区域劳动力资源市场、产业网络及其创意场产生的效应等共同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与企业集聚，最终促进了地区创意城市的出现［10］。霍金斯（2011）进一步指出，创意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创意磁铁”［11］。可见，创意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各种经济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创意人才、创意企业及其所依赖发展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经济联系体，运用经济生态系统理论评价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将对现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和深化。经济生态系统理论是在经济生态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用生态学的系统观点考察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核心是用生态规律分析经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涉及各类企业、组织、部门及其同环境间的复杂关系，可分为企业、产业、区域和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四个层级［12］。创意城市属于其中的区域层级。创意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由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构成，其中，经济子系统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所投入的资源、资金、技术、智力（人才）等要素及其相应的产出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生态环境子系统则体现为创意人才和创意企业就业创业过程中，城市环境的便利性、开放性、包容性及城市政府相应的政策支持环境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由属于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要素、创意产业产出要素和属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城市创意环境要素构成的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创意城市评价理论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2．2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实证分析。学术界对创意城市评价通常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及SEM结构方程模型等［13］。由于因子分析法具有用数据说话的特性，能够避免权重设置时的人为干扰，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合理且能体现唯一性，为此，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考虑到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城市圈、城市带及经济区等集群发展的现实，本研究在样本选择上，选取了涵盖16个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圈）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28个典型代表性城市（见表2）。在数据方面，本研究选取上述样本城市2009—2015年的数据，样本数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数据来源均为2010—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客观数据。个别城市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替代。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Cronbachsα均在0．8以上，数据信度良好；Bartlett球形检验各指标p＝0．0000，均小于0．001，符合标准要求；KMO抽样适当性检验显示，除XO1和XO2两个指标KMO值为0．6左右，其余大部分指标均在0．7以上，可见，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结合前文理论框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借助SPSS22．0软件对XI（创意资源投入指数）、XO（创意产业产出指数）、XE（创意城市环境指数）三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客观赋权法，结合各分项指标分值，加权计算得出创意城市评价综合得分。计算结果见表3。

3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中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水平比较

3．1中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水平综合比较。首先，对表3创意城市评价综合得分进行排序，可将这些城市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了北京、深圳和上海3个城市，第二梯队涵盖了广州、苏州、厦门、杭州、珠海、西安、天津、南京、宁波9个城市，其余16个城市处于第三梯队。其次，考察各样本城市对应的经济区，处于第一梯队的创意城市分别来自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这些城市代表了我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样，在第二梯队的9个城市中有7个城市均来自上述三个经济区，表2中属于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的创意城市，除青岛外，均处于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可见，这三个经济区不仅经济实力雄厚，创意产业发展也处于领先地位，创意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此外，进入第二梯队的创意城市还有来自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厦门和来自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西安。除上述经济区的创意城市外，其他来自中西部地区各经济区的创意城市，由于基础设施、人才、资金、技术、经济及政府支持等各项因素相对落后，未能进入第一和第二梯队，均处在第三梯队。3．2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各要素分析的分项比较。3．2．1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要素（XI）分析本研究创意资源投入要素由人力资源指数（XI1）、科技资源指数（XI2）和文化资源指数（XI3）三部分构成，其中文化资源又可以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历史资源和文化基础设施等文化现实资源两类［14］。创意资源投入要素（XI）是对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所需的人、财、物等各项资源投入情况的反映。从表3“XI”一项的得分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XI得分均大于0．5，仍处于第一梯队的地位，这三个城市是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创意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其中，北京和上海均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各类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也是我国一线城市，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均十分发达，创意资源投入指数自然高分；而来自珠三角经济区的深圳是我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历史文化资源有限，但该城市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经济发展迅猛，对创意企业和创意阶层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各类创意产业人才充足，科技实力强，城市发展后来居上，有效弥补了文化资源方面的短板，2008年11月又顺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为“设计之都”，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深圳创意城市的发展。此外，创意资源投入指数（XI）得分小于0．5，但大于0．2的城市依次有苏州、杭州、西安、天津、广州、厦门、南京、重庆8个城市。这些城市除厦门来自东部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西安和重庆来自西部的关中天水和成渝经济区外，其他均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除厦门外，这些城市均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扎实，加上一定的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指数能够居于较高的位置。而厦门科技和人力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弥补了文化资源的不足，创意资源指数也相对较高。3．2．2经济子系统的创意产业产出要素（XO）分析本研究创意产业产出要素由创意产业规模指数（XO1）和创意成果消费指数（XO2）两部分构成。创意产业产出要素（XO）体现了创意产业成果的产出情况，从创意产品的供给来看主要表现在创意产业生产的增加值方面，从创意产品的需求来看则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支出方面，前者用创意产业规模来表示，后者用创意成果消费来表示。从表3“XO”一项的得分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XO得分均大于0．5，处于第一梯队的地位，四个城市均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北京、上海、深圳创意产业产出指数排名同创意资源投入指数一致，这表明这些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得益于丰富的各类创意资源，创意城市发展处于良性运动中。而广州虽然创意资源指数相对较弱，仅排在XI的第8位，但创意产业发展仍处于全国前列，这是因为广州的创意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排名全国第三［15］。此外，创意产业产出指数（XO）得分小于0．5但大于0．2的城市有来自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西安，来自南贵昆经济区的昆明，来自成渝经济区的成都，来自长三角经济区的苏州、南京、杭州和宁波，来自长株潭城市群的长沙，来自环渤海经济区的天津，来自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福州，以及来自东北地区沈阳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长春城市群的沈阳、大连和长春。从得分来看，长三角经济区的城市除上海进入第一梯队外，其余的均进入第二梯队，经济区各创意城市发展较为均衡；而环渤海经济区则存在较大分异，北京、天津和青岛分处于三个不同的梯队；珠三角的深圳、广州进入第一梯队，珠海处于第三梯队。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东北的创意城市，除哈尔滨进入第三梯队外，其他三个城市均进入了第二梯队，这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老工业基地的基础，在创意经济的浪潮中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3．2．3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城市创意环境要素（XE）分析本研究城市创意环境要素（XE）由城市便利环境指数（XE1）、城市宽容环境指数（XE2）和城市政府支持指数（XE3）三部分构成。城市创意环境要素（XE）体现了创意产业发展的城市环境，城市环境是创意城市评价的核心指标之一。从表3“XE”一项的得分情况看，深圳、珠海、厦门、北京、上海XE得分均大于0．5，处于第一梯队之列。从XE的排名可看出，除深圳、北京、上海外，珠海、厦门也因其便利的城市环境、宽容的人文氛围或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投入等因素而跻身第一梯队的行列。此外，城市创意环境指数（XE）得分小于0．5但大于0．3的城市有来自珠三角经济区的广州，来自长三角经济区的苏州、杭州、宁波、南京，来自环渤海经济区的天津、青岛，来自东北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的大连和沈阳9个城市。从得分来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城市创意环境指数除深圳、珠海、北京和上海进入第一梯队，其余均进入了第二梯队，可见，这三个地区创意城市发展基础雄厚，城市环境十分优越，良好的城市经济生态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创意人才的选择，而创意人才的到来也吸引了大量的创意企业紧随其后，城市生态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创意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的发展。综上所述，创意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创意城市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创意城市的发展。

作者:林存文 吕庆华 张华荣 单位:1.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 3.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