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审美意识的缺位与文化孕育

导语：城市建设审美意识的缺位与文化孕育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环境审美需求要是人类普遍的需求

（一）环境美学与艺术

美学属于哲学领域，它研究美的对象之规则与鉴赏主体之间关系等问题。由于我们通过有限的空间去创造或研究美的事物，因此美学研究所涉及的往往是艺术中的现象。现代艺术观和美学观已不再把艺术供奉在神龛内，对此20世纪60年代欧美一些前卫艺术家就进行过一些尝试，如波普美术（pop，以各种大众消费品进行创作）等，此后还出现一类与现实杂糅在一起的艺术作品。今天，“艺术从现实的逃离被否定﹑被拒斥﹑被摧毁；假如艺术还多少有点意味的话，那么，它必须是现实的，必须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而艺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对现存生活方式的有意否定，包括否定它的全部体制﹑它的整个物质和精神文化、它的一切不道德的道德、它的被强求的行为和私下的行为、它的劳作和它的嬉戏。”①艺术走向“现实”的道路是通过“活动艺术”②﹑“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以及与自然融合的“大地艺术”等实验，向我们传递新的审美视野。艺术不可能与现实分离，也不是对现实的表面修饰。“艺术的现实化”亦即对现实的反思性“解构”，其终极目标是要达到“现实的艺术化”，即建构出全然不同的“按照美的规律塑形”（马克思）的理想现实。赋予环境（现实）以艺术形式，使其成为类似艺术品的审美对象，这是当代艺术与设计融合的一种态势。这种融合的理想产物，就是作为现实的存在形态———生活用品、环境或人工环境，可以像艺术一样具有隐喻和美感的价值，即当我们领略标志性建筑或景观（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巴黎星型广场凯旋门、佛罗伦萨主教堂等）时，从中总能体验到特定的隐喻和美感。

（二）人类对环境审美需求的历史发展过程

人类对生活环境的建造始于实用，尤其在技术落后的远古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环境的审美是始于技术发达的近期。马克思早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人类是“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经典论断。考古学发现，人类最早建造自己的生活环境并不是无序的，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村———落姜寨村的居住区，以天然河道和人工壕沟为界形成环状区域，100余座房子分为5个建筑群，每群包括一座大房子与若干中小型房子，均朝向中心广场。③通过模型和3D数码复原，在它的实用形制中显露出一定的形式美。设计美学研究也告诉我们，人类发明工具始于实用，并在技术发展下逐渐完善其“造型”。伴随着对造型“效用”的体验，人类在工具的使用过程中获得了快感，由于形式秩序伴随“效用快感”因长期连接而被固定下来，“效用快感”逐渐演化成“效用美感”，此时即便造型的“效用价值”游离于形式母体，“形式”本身也具有了美感价值。毫无疑问，人类对居住环境的审美需求与工具创造一样，其广度和深度都表现出持续增长的特点。如中国建筑从西周到春秋相继出现了瓦和有饰纹的砖以及木雕等装饰技术，这是一个审美需求从被动状态发展到主动创造的重要表征。中国古代在城市规划中比较重视满足人们对环境的审美需求，如唐代长安都城的绿化，街道两侧槐树成行排列，当时人称之为“槐衙”，而在都城中轴线的御街上的绿化则更为讲究，路中设御沟，沿沟植树，引水灌注。到了宋代，理景普及化程度很高，府县公署内设立郡圃的风气盛极一时，如当时的平江府城（今苏州）中，一府、二县（吴县、长洲县）及府属各司的衙署都设有后花园，每值时令佳节都向市民开放，以示“与民同乐”，而城郊的风景点也比唐代更加普及。①城镇居民对环境的审美需求和政府对环境美化的重视在明清以后有增无减。此外，从著名的苏美尔古城到罗马庞贝古城的考古发现，也都证明了环境审美需求是人类普遍的需求。人类对环境的审美需求，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由无意到有意，即从潜在需求到自觉追求。

二﹑城市建设中大众环境审美意识的产生

（一）环境审美意识产生的内在动因

以美学的原理去规划一个地区和城市环境是近现代产生的学科，如环境美学和景观美学。作为一门工程应用性学科，其建立也仅有百年历史，今天的成果是基于前人的铺垫。如古罗马军事工程师维特鲁威（MariusVitraviiPollinis,公元前84-14年）在其著作《建筑十书》中就曾提到建筑中的环境审美问题。他把理想化的美和现实生活中的美结合在一起，在规划城市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功能，也注重环境的美化和享受。②在探寻古代城市建设成就时，我们很容易发现经济和技术的因素。如古罗马通过大量掠夺被征服地区的财富和资源为城市建设提供财源，因为建筑技术的成熟，如券拱技术和火山灰混凝土被广泛使用，它们为环境的建设和美化奠定了基础。同样，在中国北宋，建筑体系已基本成熟，作为建筑形制和工程作法的《营造法式》（宋李诫编修）已成为当时的行规，商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里坊制，城市建设注重消防﹑交通运输﹑驿站﹑桥梁﹑商店的布局。当时东京都城经济繁华，街区分布合理美观，并依托皇家宫殿和宫苑﹙艮岳﹚，整个汴梁城从景观美学的角度看，堪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典范。③在促进人类环境审美意识产生的过程中，经济和技术因素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人类环境审美的内在动因是文化，是一种注重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审美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为社会普遍性的文化自觉。换言之，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未必一定导向环境的美化和民众对环境审美需求的增长。以英国伦敦为例，这样一个金融﹑文化﹑艺术综合性宜居的国际大都市，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众所周知，18世纪的伦敦工商业有长足的进步，而城市生活环境却很糟，无论是建筑﹑街道还是公共市政设施，比起同时期意大利和法国的许多城市要差许多。虽然各种瘟疫在古老的欧洲从未间断过，但到18世纪，伦敦城市还因脏乱产生瘟疫，这简直不可思议。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18世纪的英国人对热能和机械原理的了解远远超过罗马人，正是凭借对工业及技术的热忱，仅用了10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但当大批廉价劳动力加入产业工人大军，从乡村不断涌向城市时，城市发展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这无疑是城市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以及财富的增长，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和环境改善奠定了经济基础。但必须看到，当时的英国人比起环境的改善更热衷于技术和利润的增长，而作为一种文化———环境审美需求还没有摆上日事议程，换言之，就是作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种文化自觉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规划和环境改善问题在当时不可能得到市政府、开发商、建筑师以及广大市民的重视。透过文献资料我们发现，伦敦人对美术﹑音乐以及戏剧有较浓厚的兴趣。据一次调查显示，1780年春天，新成立的皇家学院举办了一次画展，截至年底的参观人数达到61381人，仅一个展季，伦敦居民每12人中就有1人看了画展，而当时的伦敦居民大多还是目不识丁的穷人。当时有两家拥有特许执照的剧院，即特鲁里街剧院和科文特加登剧院，前来看戏的人如潮涌来，剧院内座无虚席，①这说明伦敦人对美的追求并不低于其他欧洲国家，同时也说明对艺术美的追求不等于对环境美的追求。但艺术素养可以通过文化孕育转换成对环境审美的追求。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恶化和低质生活并不是伦敦人的最终选择，一旦环境审美意识成为一种社会性意识时，伦敦人的环境审美需求就被激发了出来。随着伦敦市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以及现代艺术设计的掀起，尤其在1851年首届世博会后，思想变革促使大批艺术家参与到设计领域中，如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斯金（jounRuskin，1819-1900）发表了大量关于艺术与设计的真知灼见，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提出了一系列设计理论并掀起了工艺美术运动（重视手工工艺设计，反对工业产品的丑陋），德国建筑理论家泽姆佩尔（GottfriedSemper，1803-1879）提出了“工业美术”的概念，这些都在不断增强人们对美化和创造舒适环境的意识和需求。环境审美文化的理性选择，最终使伦敦在随后几十年的规划和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如今值得骄傲的城市。

（二）当下大众环境审美意识缺位的主要原因

大众环境审美意识的缺位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城市环境规划和设计中民意的缺失。对审美主体来说，有生命力的事物总是积淀着与主体自身相关的文化和历史内涵。环境成为一个被审美关照的对象，或者说主体的对象化（主体从环境中反观自己），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其过程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主体以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于对象之外，把对象看成与自己无关的存在，主体就不可能从对象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对象的出没均无法引起主体的关注。在环境建设中，行政指令和设计师意志往往以强势导致民意的缺失，而民意的缺失本质上就是对环境历史和文化认同的缺失。因此，一个缺少民意的环境建设很难为大家所深爱并成为审美对象。其二，需求与供给的错位。有需求就会产生供给（规划与设计），而供给又会促使进一步需求，在这一供需链中，需求总是第一位的。长期以来，我们从行政效率的本位思考，往往“自上而下”地建立这条供需链，即按照专家和官员意志给社会以一定配置，这种思维模式常常会导致规划和设计中“文与质”失恒的现象，即规划、设计与实际脱节。换言之，供给与大众需求预期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即便某些方面在未来被证明有其合理性，但在当时因接受者的冷待而遭摈弃，无法体现环境的审美价值。其三，大众对环境价值的错误认知。人类对环境价值从实用拓宽至审美，但在一个环境审美文化尚未形成的城市里，大众对环境的价值评估一般还是限于实用。在经济发展的今天，人们对自己的小环境———室内有较高的预期（包括审美），透过家装热潮（装饰材料市场产品销售和更新的速度）即可见一斑，但人们在审美上通常表现出舍“大家”而顾“小家”的行为，并没有把大环境看成是自己生活和精神享受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环境价值的错误认知，某些人为了方便，还会做出改变环境审美功能的极端行为。其四，基础美术教育目标的偏差。教育是培养公民环境审美意识和能力的重要领域，虽然其周期长，但它对社会文化建设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意义。目前在美术新课程标准中已经增加了“设计—应用”的学习内容，但对学生环境审美能力的培养，无论是教学内容和要求，还是目标和理念，都显得力不从心。在教学上，不少教师仍然把艺术学习狭隘地局限于艺术作品之中，那种抬高“纯艺术”的神性地位、降低设计重要性的教学并不鲜见。

三、城市建设中大众审美意识的文化孕育

（一）环境与人的相互作用

环境作为一种形象具有展示性质，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最直接的表征。对环境的认同就是对自我审美价值的认同，大众美感的发展与环境建设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人对环境的作用体现在保全和创造两个方面，即人们为了适应环境，会对原有环境中有价值和有影响力的因素予以维护﹑发掘和补充。进一步说，我们对环境的作用不是全盘否定后的创造，而是更多地遵循地方历史﹑文脉和民风，通过对原有环境有价值的部分进行提炼和再整治，予之新的活力。而环境对人的作用则表现在亲切感﹑认同感﹑指认感﹑文化性和适宜性等方面，①即好的环境对人的美感形成与促进有着潜在而持久的影响。由于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审美趣味多样性以及经济利益至上的思想，行政规划和设计顾此失彼，环境文化生态遭受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人对环境的作用始终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虽然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在建筑及环境艺术设计教育方面，培养出一批有素质的设计师参与城市建设，许多项目还邀请国外专家参与规划和设计，并在这个过程中引进了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产生了一批遵循地方历史文脉的环境改造项目，如把旧区改造为优雅的创意中心和时尚园区，为市民提供休闲和娱乐的场所，但往往因为政策措施和综合配套不完善，无论在消费的亲民度上，还是在环境的亲切感﹑认同感﹑指认感﹑文化性和适宜性等方面，都还做得远远不够。

（二）环境审美作为一项文化工程

如何提高市民对环境的审美意识，如何让市民了解设计师设计的意图和创意内涵，如何赋予市民评价环境和获得相关知识的机会，真正使环境成为生活其中的人的一种人文关怀，这需要政府把它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文化工程来加以实施。有国外经验可鉴。一个世纪前的德意志曾经由政府官员﹑艺术教育家、设计师、企业等共同组成的一个组织———德意志制造联盟（成立于1907年），对社会整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设计组织，其重要贡献除了形成了把机械作为设计对象的意识外，更重要的是这个组织中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企业家和政治家都热心于设计教育与宣传工作。如在创始人中，有德国外交家、后来又成为普鲁士政府的贸易部长的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Muthesius），由于他的建筑专业背景和官员身份使这个组织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和办事效率。联盟通过主办企业产品参展活动，并由艺术教育家和设计理论家宣传、介绍和推广设计思想，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参与设计活动和了解设计原理的积极性；形象地说，就是政府塔台，企业唱戏，民众参与。这样一种被认为德意志特有的统一化倾向的信念，为工业生产创造了一种更为合作化、折中化、带有实验色彩但又具备可行性的生产方式，①一种带有民主性的、对机械具有革新性质的审美观念，一个能调动社会全体积极投入一切设计领域的组织（联盟）。其出现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在一个国度里，从设计原创到生产以及消费整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具有批判性和生产性的交流语境。其结果是：设计推动了德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审美文化素养的提高，建筑、产品等工业设计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真正实现了如联盟宣言中所提出的“通过艺术，工业与手工艺的合作，用教育宣传及对有关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方式来提高工业劳动的地位”的目标。②德国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提高大众环境审美意识至少受制于两种因素，即文化心理因素和物质形态的刺激因素（形态的审美特性）。这两种因素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即人在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同时又被世界所改造，经济与文化在合理的市场、制度、政府的统筹下完全可以产生出良好的联动效应。

（三）创建环境审美文化学习型社会

提高环境审美能力是社会成员不断学习的过程。社会应该倡导和构建一个持久的学习型的人文环境，并将其纳入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具体做法有：通过经济运作方式为审美文化的孕育提供长久动力，如提供优质亲民的产品，刺激大众审美消费的需求；将环境审美观念通过多种渠道传播给普通百姓，尤其是发挥社区的作用，如社区教育及其资源利用（传播专家学者、设计师的学术观点）；通过基础教育培育未来公民环境审美素养，如设置美术与环境生态等跨学科的课程等。持久的学习和文化熏陶，最终将使所有人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持有较高的价值认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环境的保护和美化的过程中，起决定因素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即取决于栖息于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又与他的意识有关。可以说，大众环境审美意识的增强和审美能力的提高是城市“保全和创造”的前提，而建立这样的前提无疑需要审美文化的长期孕育。文化孕育既需要基础教育的投入，又需要政府行政的介入，即建立一个由政府官员、教育家、设计师和民众组成的、能产生良好互动的综合性机制。一方面，不论是商业运作下居住环境的开发，还是政府财政投入的公共环境建设，都应努力创造出更为贴近大众生活的环境“佳作”。另一方面，应不断增强大众的环境审美意识，使其认识到“环境美是提高生活品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届时与环境审美相关的精神“诉求”将会不断增长，并以“民意”的名义在城市环境建设、保护和美化等各环节中得到充分体现。唯有如此，一种“以人为本”的，具有亲切感﹑认同感﹑指认感﹑文化性和适宜性的生活环境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本文作者:赵跃庆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