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教师何以重塑学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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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教师”有望协助或替代人类教师完成诸多种类的教育教学任务，对未来学校教育将产生重大影响。研究从技术—文化视角出发，认为人工智能教师对学校教育的变革性作用是通过推动学校文化重塑得以实现的。在人工智能教师的参与下，学校文化将会发生重要转变，实现结构性重塑：师生关系文化从知识传递的“外围”走向文化育人的“内核”；课堂文化将呈现文化反哺并突出个性化关怀；教师文化将丰富“人—机”合作内涵与“人—人”合作新目标。展望未来，需构建起彰显人的能动性的技术文化生态，迎接和拥抱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的文化新图景。

[关键词]人工智能；学校文化；人工智能教师；学校教育变革

一、引言

“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但对行业的冲击首当教育[1]。”尽管有研究预测，智能时代小学和中学教师职业的可替代率仅为0.44%和17%[2]，但随着深度融合了计算、感知、认知等多元智能的人工智能技术走向成熟，“人工智能教师”也有望从“幕后”走到“台前”，与人类教师协作分工，形成双向赋能的教育生态支持机制[3]。智能时代已至，人—机智能各取所长，将打造出更强的教育合力[4]，学校教育变革必将接踵而来。而现代技术进步究竟将如何与学校教育变革建立起动力机制———我们亟待寻找可行视角理解这一核心问题，以应答当今智能时代的吁求和现代教育的必然。面对徐徐展开的智能时代学校教育新图景，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视角出发，能够进一步廓清技术发展推动下的社会变革机制，理解教育技术与教育文化之间的联动性。审视将与我们展开密切协作的“人工智能教师”如何参与和推动学校文化重塑，将进一步在思想和行动层面启发我们如何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迎接一个与人工智能“共享”的未来。

二、现代技术推动学校文化变革的动力机制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及其成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不断扩张，技术逐渐成为文化人类学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人类学的研究视阈中，技术是建构起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现象[5]，彰显着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能动性改造，映射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潜在图景。于是，在技术—文化的理论视阈下，人工智能这一划时代技术与未来学校文化变革间具有了密切的动力关联。（一）现代技术发展推动文化变革。“生活的技术形式是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文化在人类的意义上不可避免地隐含技术一样。”[6]技术时刻渗透、嵌入在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文化脉络之中。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技术是生命延续和生活得以幸存的条件[7]，是人类在“改善生活的外部条件之中”[8]所创造和运用的一切手段与方法的综合。然而，现代科技的发展则是以技术研发为起点的，首先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当下需求，而是从技术中所窥见的人类的未来[9]。随着新兴技术对其工具性本质的自我超越，技术发展已然突破生活的现实需要，并着眼于人类发展的未来图景。此时，技术所要解决的往往并非是人类社会现存的问题，而是要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图景进行预测，并回应潜藏其中的文明存续与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这也预示着，现代社会新兴的技术手段不再作为现有文化的产品而被特定文化所准入与规约，而是倾向于以其强大的改造力、再生力推动文化的修正与革新，以文化的重塑实现社会的再造。于是，现代技术本身逾越了其原始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不只是现有文化的附着物，而是成为其应用领域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文化景观的“加速器”与“转换器”，对人类文化实现超越和再塑造。其理想结果，即是新兴技术对某一群体文化的更新，使其自身纳入新的文化版图中为人们所接受，最终实现从实验室走入日常生活，成为某一群体的文化构成要素，进而发挥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推进作用。换言之，能够通过某一近现代文化共同体基于公共利益诉求的筛选而得到推广与应用的技术，必然以对原有文化的重塑为实现其最终价值的必要前提，从而为特定文化主体所悦纳。（二）现代技术发展推动学校文化。纵观世界教育变革的演进历程，新兴技术的应用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学校教育变革中持续彰显强大的推动力，使之伴随着主流技术的迭代更新而与时俱进。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来看，新兴技术带动学校教育变革本质上是通过改造学校教育场域的固有文化特质而实现的。学校文化是学校场域内所有参与主体共同认可，并为其所内化的价值观念与取向和所秉承的行为与交互模式的集合，是学校一切教育实践活动的“神经中枢”。回溯人类科学技术与学校文化相伴而行的发展历程：古代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打破了“口耳相传”“耳提面命”式的早期师徒教化关系，由此大大拓展了知识传递与获取的途径；20世纪90年代末以录音、录像为代表的新型学习资源媒介走进课堂，丰富了课堂的文化样貌，从而为多元化的教学组织形式转变埋下伏笔；21世纪以来依托计算机网络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在线学习平台层出不穷，激发个性化学习模式创生与师生角色的变迁，于是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等新型学习模式随之应运而生……以往人类不同科技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技术在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案例证明，技术所推动的文化嬗变是学校内学习、教育、管理等方方面面变革的起点。学校文化在技术渗透下是否得以重塑是检验这一技术能否兑现应用潜力的关键指针。当前，人工智能迅猛的发展态势不仅持续改造着各领域的生产劳动方式，更对人类原有文化带来巨大冲击，使之产生结构性变异[10]。能够自主感知、理解、预测、行动的人工智能技术为学习者提供了全新的信息获取通道并成为教学活动发生的新端口。作为一项对现有教和学方式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技术产品，人工智能究竟能否真正“融入”学校教育场域，直接取决于其与学校原有教学活动主体的共生互动，对教师、学生及课堂教学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与参与主体的价值判断及行动选择能否产生结构性影响，亦即能否推动学校教育在智能时代背景下发生文化生态重塑———能够推动学校文化重塑的技术将进而诱发学校教育深层次变革；反之，则将为原有文化中所固有的惯习所拒斥。

三、人工智能教师的诞生及其发展趋势

自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概念在美国达特茅斯会议上正式提出以来，这一新兴技术经过多轮迭代更新，在众多生产生活领域的应用潜力已显露无遗，为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再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动能支撑。区别于过去数百年人类文化演进中作为体力劳动的工具或替代物的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具备比人类个体更强大的信息储备与运算能力，在以信息搜集、筛选、运算、判断等为主的脑力劳动中显现出强有力的替代性，进而诱发人类社会现有生产生活方式在智能时生结构性转变[11]。而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也已成为未来教育变革的重要趋势[12]。人工智能和教育的融合，将打造更为智能化的学习空间与教育环境，提供更为精准、适时、个性化的资源与服务，创生新型学习与教育模式，进而构建起新型教育生态系统[13]，使未来学校教育的组织模式与实践惯习一改往昔面貌，焕发新的生长活力。囊括知识工程、专家系统、语义分析、情感计算、眼动追踪等众多先进智能技术的人工智能[14]，可以实现对学习者的知识、认知、情感等发展的精准把控与画像，掌握辅助乃至替代教师教学工作的能力，由此“人工智能教师”将应运而生。作为一类学校教育新的参与主体，人工智能教师与人类教师共同执教的双师课堂课程开发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已有研究对人工智能教师的选用开发、双师课堂课程开发、双师课堂课程开发的学习效应等进行了多维度的揭示，展现出卓有成效的应用前景[15]。根据教师教学活动涉及的不同智能形态，人工智能作为认知外包建立起人脑内部认知网络与设备外部认知网络间不同层次的连接，使得机器覆盖教师在数据计算、特征感知、模式认知和社会交互四个层次的智能[16]，相应可以替代教师履行至少十二种角色下的教学职责[17]。当前，这些预期正逐渐变为现实，如Aleven等研发的“范例跟踪导师”（Example-tracingTutors）智能辅导系统，支持将学生问题解决行为与一般示范性行为进行灵活比较以达成实时学习评估，从而在识别学生思维策略的同时提供循序渐进的指导，实现复杂的辅导活动[18]；黄涛等在小学写作评价与教学中应用人工智能支持的人机协同平台，智能化采集分析学情数据，定位群体和个体的薄弱环节，提供详尽报告与策略指导，有效地帮助教师进行科学的教学决策[19]；IBM公司研发的“沃森教学助理（TeacherAssistantwithWatson）”基于对小学数学课堂使用的语言、问题类型、知识和概念水平的分析，实现对教案的智能评估，为教师筛选与实际需求相匹配的最佳教案和教学方法[14]。可见，随着技术的日益成熟，人工智能教师协助甚至替代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能力不断增强，正在为教师实现更高层次的教育目标、达成更高水平的教学成效、延展更多维度的专业能力赋权增能，对未来学校教育的影响不可小觑。

四、人工智能教师与现代学校文化重塑

人工智能教师参与下的学校文化重塑是这一技术真正融入学校教育活动中并促生学校教育变革的前提，与此同时，也对学校原有文化及文化持有者发出意识转变与行动更新的邀请。在文化人类学家看来，技术对文化产生的最主要作用便是“产生人”与“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0]，因此，也是衡量人工智能教师对学校文化产生作用的主要维度。随着能够担任中小学“助教”的初阶人工智能教师已在学校教育活动实验中显现其技术特征，促使学校场域中的活动主体及其行为模式发生转变，原有的师生关系文化、课堂文化与教师文化均有望在人工智能教师由“局外人”向“局内人”身份转换中得以重塑。（一）师生关系文化：从“外围”到“内核”。在学校教育活动中，师生关系是最普遍、最基础的人际关系，对学生的学业与身心成长乃至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都起着关键作用。随着人工智能的智能性与自主性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教师将成为与人类教师对等的社会化、独立的个体[16]，参与到学校教育活动之中与学生“会面”。于是，师生关系就势必须从原有的教师、学生二重主体，转向教师、学生、人工智能教师的三重主体。学校教育原有的师生关系文化也因而面临更新，以克服三重文化主体之间的冲突分化，实现相互适应、理解与包容。从人类教师与人工智能教师所具备的核心能力特征入手，可以清晰地分辨两者建立师生联系的要义。人工智能教师在初阶认知层面的巨大优势，能够对教学全过程实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全景式预测、分析、监控与决策，这决定了现阶段其首要适配的学校教育任务是客观知识的传递。在传统的师生关系秩序中，教师作为“知识权威”，是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获得“文化赋予”的主要来源，由此在以知识传递为主要任务的传统学校教育中，能够依托知识的教与学建立起师生关系纽带。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在程式化教学工作中的替代性，与学生缔结以知识传递为基础的交互关系将由人工智能教师“取而代之”。教师便难以单纯依靠以知识教学为主的实践逻辑维持智能时代的师生关系。“人工智能教师—学生”的新师生关系促使人类教师进一步探寻和回归学校教育文化的本质属性，即从文化赋予的“外围”走向“内核”。正如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是关于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21]学校教育内容应该体现着一个社会所拥有的全部文化内涵，既包括外在的经过筛选的客观知识，更包括内在的集体信念和公共使命。对人类来说，不仅概念化、客观化的知识、符号、制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道德、感情、价值观、世界观同样是文化的造物。对学校而言，当结构化知识的训练职能为人工智能所取代时，作为以知识传递维系着的封闭的社会结构单元也必将被打破。未来学校的教育功能就更应当向着人的品性与社会性养成的“教育”本质转型[22]。当前，人工智能主要聚焦于对个体自身的感知、认知、语言、运动等智能的模拟，而对自我认知、人际、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模拟较少[23]。这既是技术的现有条件制约，也是教师在智能时挥更为重要的教化作用的着力点。建立在外围知识层面的传统师生关系联结疏离后，新的师生关系将以文化传播的“内核”为纽带，即更加突出师生间的社会性交互，达成文化根脉下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观的塑造。未来教师的核心价值不再是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发展，而是人文底蕴、责任担当、国家认同、跨文化交往等核心素养的培养[24]。教师与学生的交互将不会以应试的知识对接为核心目标，而将放眼于个体良好社会性的塑造、健全人格的培育、完满人生的准备。在人工智能所重塑的师生关系文化中，教师不仅重新确认起具有合法性、必要性的教育者地位，更能得以跳脱出以客观知识经验传播为纲的思维和行动逻辑，将更多的精力与创造力转移到教育的“育人”内核上，更加走近和影响学生的内心世界，使师生关系上升到精神气质层面，建立起触及社会文化内在本源的人际关联，实现处于社会文化内核的公共价值、精神气质、秩序观念的延存和发展。这也预示着，未来学校将不会“满足”于作为知识传播的固定场所，而向着培养具备文化自觉、贯通文化特质的时代新人的灵动的育人场域转型。（二）课堂文化：文化反哺与个性化关照。课堂是学校教育最主要的发生场，它不单纯是文化传播的场所，其本身也具有浓厚的文化韵味。智能时代，社会主体发展的方式与速度发生转变，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判定标准将得到重新审视与设计。对此，有学者指出，智能时代的教育“已从传授知识、发明工具、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拓展到人脑自身如何认知、如何再塑造的新阶段”，未来社会发展对教育的核心诉求将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人才”[25]。传统课堂中与未来人才培养的新目标、新诉求所不协调的因素，也将随着人工智能教师的入场，通过课堂文化的重塑，在未来学校教育实践中得以妥善应答。人工智能教师与人类教师协作下的“人机共教”，使学习活动突破了课堂固定的物理场域，开辟了知识快速流动的虚拟空间，学生由此获得了更广阔、更灵活、更自主的知识习得路径。借助人工智能教师提供的庞大的、可选择的信息资源，学生所能获取的知识广度与深度在某些领域将不亚于甚至超越人类教师。曾经单向度的知识流动方向必然在人工智能教师所提供的新的知识获取路径支持下得到有力拓展。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预言的“后喻文化”———晚辈超越长辈成为先进文化知识的所有者，长辈反过来要向晚辈学习[26]———即将到来。以往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逐渐抹平、消失甚至反转，师生对先进文化占有地位的倒转促使课堂教学中“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即教师要向学生进行反向的文化吸收，学生也能够促进教师的知识增长，由此实现师生间知识的双向流动。在“后喻文化”主导的课堂中，教师不再以“专断”的形象组织教育教学活动，而是要更加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以师生教学相长取代单向的教授，使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得以真正回归。况且，随着人—机合作式学习使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主体与模式发生转变，未来还可能出现软知识、人—机知识等新的知识类型[27]。在这些新的知识类型面前，教师与学生都是共同学习者。于是，在趋于平等的共同学习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容易建立起“我和你”式[28]的对话关系，在思想、情感上引发实质性的碰撞、沟通、理解与互促，使课堂成为文化创造的场域，允许学生开拓自己的认识、见解与思考，从而实现问题求解决策、批判性反思、创造性思维等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借助人工智能教师的助力，未来课堂的个性化教学也有望实现规模化、常态化，创生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与教育公平的课堂文化。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不得不以一人之力面对全班数十名学生的学习与发展需求，受限于时间与精力，往往只能“一视同仁”地满足学生总体的普遍需要，学生的差异化、个性化发展诉求则难以成为教师教学工作的优先项。随着教师应对教学过程中的重复性、程式化任务的负担在人工智能教师高速度、高质量的支持下得以减轻，课堂教学有望不再“以教师为中心”或“以知识为中心”，而是转向更符合学生个体特质的“以学生为中心”。在人机协作下，课堂教学的组织将更精确地面向全体学生，而不只是基于教师主观判断下满足部分学生的学习需要，从而突破了课堂教学的程式化、同质化、集权化的消极倾向。教师得以从繁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地针对每名学生开展个体性、适应性、精准性的教育教学活动，结合学生的兴趣、能力、理想、文化背景等关键性因素更好地实施对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关照。对于学业或个人发展存在不足的学生，教师能够基于更为精准的目标，有的放矢地投入时间和精力，确定符合最近发展区的成长目标，加强对于学校教育中的发展“落后”群体的突出关怀。未来课堂将成为不同发展层次、不同成长需要的学生都能实现学业进步，获得适宜发展，激发成就自信，张扬个性潜能的成长田野。因此，人工智能教师参与下的未来学校教育将更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在文化传递上的双向互动、互促与互享，呈现出文化传承与文化反哺相交汇的积极图景；同时，人工智能教师的技术优势也将赋能课堂个性化教学，实现面向全体学生发展需要的、促进教育公平的差异化关照，使传统的课堂组织形态产生结构性转变。伴随着课堂文化的重大转变，学校将成为文化创生的核心场域、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的关键引擎。（三）教师文化：“人—机”合作与“人—人”合作新目标。人类学家哈格里夫斯认为，教师之间联结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改变是教师文化更新的前提条件[29]。学校中，教师群体内部主要依靠教学的日常交谈、协同进行教学开发、观察同事的教学以及同事间就实践方法等相互授受[30]等场合中的合作关系建立起稳固的组织内部联结，由此建立起信赖、共享、支持性的教师合作文化。面对新的“合作伙伴”，教师群体内部的组织形式就不能停留在人类教师之间的合作关系之中，需要首先建构起“人—机”合作文化，以实现与技术的协同互促，共同达成学校教育的原初目标。在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人和技术在学习生态系统中需找到各自的“生态位”，构建人机优势互补的新生态[31]。在人工智能和教育的深度融合下，人类教师从原本的教学任务中拓展教师职责与角色的原有边界，寻求智能时代更深刻的存在价值。进一步呼唤人类教师主动与人工智能教师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避免一味地向技术作出让步，走向异化的人机关系，甚至成为学校教育的“边缘人”。建立良性、互动、可持续的合作文化有赖于合作的参与主体依照各自的优势特长建立有效的、互补的分工，各司其职，以维系合作关系的稳定发展。重复性、机械性的日常工作由人工智能教师替代后，教师需要承担的主要工作是技术难以实现的需要社交、情感、创造等方面高阶智能的工作。由此，人类教师与人工智能教师将根据自身的优势特征进行分工，相应的，构成教师文化的教育信念、态度与行为都将得到相应的补充和重构。“人—机”合作的新关系下，促进教学与技术的有机结合、协作互促的信念，以人为主体、以技术为辅助的技术应用观，以及人与技术各取所长、协同分工的方法论等新内涵将融入教师文化理念之中，从而构建起在保持技术浪潮下应有的理性前提下，实现人工智能教师与人类教师高效协同的合作氛围。与此同时，教师职能的实质转变也促使学校教育中原有的“人—人”合作，即为教师之间的合作文化延伸新的目标向度。传统教师合作关系建立的前提在于，尽管教师们任教学科、教学信条可能有诸多差异，其所承担的教学工作的类型及所需要具备的素养在同一个文化群体内部是平行的、交叉的；教师因而可以共享相似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形成趋同的针对某一现象的默会知识和行动选择。人工智能教师对程式化工作加以替代，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发挥个性化的特点与优势、彰显富有主体性的创造力和实践性保证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教师个体的能动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势必能够得到更大程度显现。于是，教师间合作的核心目标将不局限于共享知识与技能，而是更加凸显、尊重富于主体性的教育经验与信念。教师群体间的合作将从趋同化任务下的机械结合，迈向多元化实践的有机结合。在这种合作文化中，教师间不仅缔结着协作共进的专业学习共同体，同时也将建立起开放发展的多元实践共同体。每名教师所承担的教育任务能够实现进一步精细化分工，发挥个体特长，延展主体理念，实现多元协同，创设丰富的教育实践；教师的专业主体性也在精细分工的实践共同体中得到尊重和鼓励，基于内生教育信仰和发展诉求的多元实践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稳健而向上驱动的鹰架，有助于教师核心素养、职业信念、专业情感的自觉生长。因此，通过建构“人—机”合作模式与丰富“人—人”合作新目标，教师之间的组织形式得到重构，教师集体文化也因而在与人工智能教师的密切配合下得到调试和再确认。学校的文化性格也将随着教师文化的重塑得以丰富，体现在强化智能时代人机高效协作，突破流水线式、工厂化的固定教育模式；实现新时代所倡导的适应社会进步、全面发展且包容个性的学生成长；为教师的主体性、个性化发展开辟空间，葆有探究和拥抱教育者自我的无限可能性。

五、结语：

智能时代学校文化重塑的省思人工智能教师有望深刻地重塑未来学校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文化、课堂文化与教师文化，由此变革教师的专业身份与学校场域内的人际关系，进而撬动未来学校教育为社会再造新人的方式、结构与成效。然而技术对于教育的影响永远存在两种可能，它既能成为人的成长的工具，也能成为人的异化的工具[32]。在期待人工智能为学校教育带来积极变革的同时，我们仍需保持审慎的态度：人工智能教师对学校教育带来的转变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并非完全取决于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作为技术使用者的人在颠覆性的技术变迁中保持应有的文化主体性，还是纵容技术成为现代文化的“操盘手”。在为学校带来潜在的积极影响的同时，由于人工智能的局限性诱发的潜在应用风险也对未来的学校教育乃至对每名教师提出了不可忽视的挑战，对诸如教师教学行为异化、情感投入缺位、专业发展信念偏差等技术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充分的警惕。面对人工智能教师的到来，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都需在实践中把握技术与文化的密切衔接，把握人类教师作为学校文化建构主体的主动权，控制和统领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紧扣现代技术发展对学校文化及其教育变革的牵引，教师需主动参与并主导智能时代学校文化的更新与重构，审慎地掌控技术的工具性限度，恰当地发挥人工智能教师对师生关系文化、课堂文化、教师文化等学校文化内涵的正向建构作用，在学校教育场域中形成彰显人的能动性的技术文化生态，迎接和拥抱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的崭新文化图景。

作者:桑国元 王新宇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