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监管机制的变迁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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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变迁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经历了由分散、多头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年5月以前)是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萌芽时期。

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在国务院的部署下，主要由上海、深圳两市地方政府进行管理，有关证券法规也是由两地政府和两地的人民银行制定并执行。

第二阶段(1992年5月一1997年底)是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由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共同参与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过渡阶段。199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证券管理办公室，同年7月，国务院建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表国务院行使对证券业的日常管理职能。1992年10月国务院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为专门的国家证券监管机构。这种制度安排，事实上是将国务院证券委代替了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替国务院行使对证券业的日常管理职能，将中国证监会替代了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

同时，国务院赋予中央有关部门部分证券监管的职责，成了各部门共管的局面。国家计委根据证券委的计划建议编制证券发行计划；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和归口管理证券机构，报证券委备案；财政部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从事与证券业有关的会计事务的资格由证监会审定；国家体改委负责拟定股份制试点的法规，组织协调有关试点工作，同时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中央企业的试点。

另外，地方政府仍在证券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当地政府管理，由证监会实施监督；地方企业的股份制试点由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时，中国证监会向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地方证券期货监管部门授权，让它们行使部分监管职责。

第三阶段(1997年底一至今)是初步建立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系阶段。1997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撤消国务院证券委，其监管职能移交中国证监会。199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对证券市场监管职能(主要是对证券公司的监管)也移交中国证监会。同时，对地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将以前由中国证监会授权、在行政上隶属各省市政府的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收归中国证监会领导，同时扩大了中国证监会向地方证券监管机构的授权。此外，证券交易所也由地方政府管理转变为中国证监会管理。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正式挂牌。这标志着我国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两级监管体制基本建立：证监会负责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区域内上市公司和证券经营服务机构由证监会派出机构——地方证管办和特派员办事处、证监会专员办事处根据授权和职责分别监管。地方证管办还负责涉及跨省区重大案件的联合稽查的组织和重大事项的协调工作。

二、对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评价

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无论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普遍偏好的目标模式，它甚至被认为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规律。证券市场本身具有统一性和一体性的内在要求，对于一个高效证券市场所必备的基本要素，即市场的信息有效性、市场运作的高效率与低成本、市场的统一性和规模以及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来说，只有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和由此形成的统一市场法规体系方能使之得以保证。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变迁符合了证券市场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客观要求。同时，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又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同我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经济与金融管理模式以及证券市场的成熟度相吻合。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市场规模扩大、市场发展全国化同管理地区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证券业的扩张和中介机构非规范化运作的普遍性也呼唤单一的行业管理；监管体制的低权威性使投资者利益难以在操纵与欺诈环生的市场环境中得以保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持久、统一和稳定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正是上述我国证券市场乃至国民经济运行的客观

要求促使证券监管体制的变革，以消除制约市场发展的矛盾和障碍。可以说，现行的监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体制的若干内在弊端和矛盾，降低了监管成本，从而提高了证券监管效率和监管的公正性。

但受制于我国转轨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这主要表现为：(1)对政府监管者的监督及其自身建设问题。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官僚主义以及监管者被“俘虏”所带来的寻租等监管的非效率。对此，必须设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以防止监管者的官僚主义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避免监管者被利益集团所“俘虏”，提高监管与服务的质量，从而确保证券监管的公正性和效率。(2)中国证监会与其他经济管理部门的协调与沟通问题。独立而专一的主管机构设置固然能够提高决策出台与实施的力度与权威，但同样可能损害决策的科学性。特别当证监会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间就某些重大事项存在目标冲突时尤为可能。因此，集权化的主管机关必须避免狭隘于本领域的监管视野，注重监管制度、政策的全面合理性和对国家整体利益的通盘考虑。(3)自律机构的作用问题。集中统一监管体制并不排斥自律监管的作用，自律机构在美国模式中同样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自律管理的作用依然未得到强调，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只起辅助政府监管的作用，且完全受制于证监会的集中管理。

三、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改革取向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变迁表现为一种逐步强化的过程，但在现实中，政府监管既存在着越位的情形，也存在着缺位的状况。因此，必须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改革。针对上述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主要缺陷，可实施以下措施，提高监管绩效。

1．确认和保障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地位

监管机构的一些行为具有立法和司法性质，如政策制定与实施、监督、检查、处罚等。目前，我国具有立法和司法性质的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制定与实施基本上是按照普通行政程序进行的，该机构及其人员没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其身份也没有特别保障，因而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和监管行为的威信和效用均不理想。如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朝令夕改就是多头决策形成的结果。保障具有立法与司法性质的监管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对独立性，并将其监管行为司法化，是提高此类行为的威信与效能、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加强统一立法和集中管理的程度，逐步解决部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冲突，实现证券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还要逐步放松继承原计划体制所建立的高度计划管制，建立松紧相宜的监管制度，实现集中管理下的总体放松和局部强化的结合。

2．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督

在证券监管活动中，由于自主裁决权的存在，使监管者有可能滥用职权，不是按“三公”原则规范行事，而是出于某一利益集团的考虑，或凭主观意愿行事。因此，要确立和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管，以保证监管者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作为行动基准。规范监管行为关键在于监管程序法制化和社会化。监管者对市场的监管行为首先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因此，要控制监管者的创租行为，尽可能减少监管失灵，就应当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使监管程序法制化。实现监管程序社会化则要求革新证券监管中立法和实施其他抽象监管活动的程序。将目前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的程序改造为允许社会参与和监督的开放程序。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不再搞政府部门闭门造车，应自下而上、广泛征集、充分酝酿、反复比较，最后由有关部门择优。为此，听证制度应作为一种新的内容广泛进入证券监管的立法和其他抽象监管活动的程序。

3．强化自律机构的功能与地位

在证券监管过程中，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始终是融合在一起的，各国证券监管体制变迁过程也就是政府监管与自律管理之间不断协调融合的过程。在东南亚危机之后，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乃至经济衰退的阴影逐渐扩散之时，系统而严格的集中管制成为各国政府日益重视的方针和手段。但自律管理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基础和现实作用，其地位应该是“政府监管之下的自律管理”。一方面，任何国家和证券管理体制都必须依赖自律机构完成对市场的一线监管活动，弥补政府监管因监管成本过高和政府失灵所造成的监管效率的不足。另一方面，自律机构本身又应该被置于政府集中监管机构监督之下，从而有效地消除由于自利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市场不公正和市场混乱。因此，以政府集中监管为主，以自律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是克服证券市场失灵，满足证券监管目标的最为有效的体制结构。

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发展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成熟的过程。与此相应，中国的证券监管体制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个变迁过程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它既是一个新的监管体制的建立和实施过程，又是一个对原有的承接了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严格监管体制的放松过程，呈现出一个强化、放松、再强化的过程，这是由经济转型的特征以及证券市场发展成熟度所决定的。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趋成熟，证券法律体系以及自律监管体系的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改革取向应该是一个法制化的辅以自律监管的集中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