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资信文化创新融资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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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融资制度创新的障碍分析；融资制度创新的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融资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制约、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制度变迁成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任何制度的实施都受到参与者意愿的约束、政府行为受有限理性的制约、政府的有限理性行为制约融资制度创新、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受机会主义影响、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行为受资产专用性的影响、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树立“资信文化”，构建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法律的外部制度环境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问题，认为有限理性与政府行为，机会主义与正规金融部门的行为，资产专用性与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的行为是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提出应从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树立“资信文化”，构建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法律的外部制度环境等改进中国融资制度绩效。

论文关键词：融资交易成本有限理性制度创新

1984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力量控制着金融资源，计划行政目标决定了信贷资金的构成和分配方式，金融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当时国有企业不必担心融资难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非国有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并未得到体现，一方面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行政力量控制金融资源的现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政府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民间资本难以流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民营企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制，剪断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脐带”关系，国有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要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融资制度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融资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资本动员，为经济提供持续的资本供给；二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因此，有效的融资制度是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创新融资制度成为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关键。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储蓄率居高不下，超过16万亿(2007年最新统计)，另一方面，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并不是缺少资本，重要的是缺少一种有效的融资制度。

一、融资制度创新的障碍分析

1．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制约

戴维斯和诺斯(DavisLanceE．andNorth，DouglassC．，1971)对制度创新作了系统的论述J：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与技术创新有某种相似性，即技术创新是采用技术上一种新发明的结果，制度创新往往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模式方面的新发明的结果。和技术创新一样，只有预期纯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成为可能。制度创新成本成为决定制度创新的主导因素。

从融资制度创新发展来分，制度变迁成本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认知成本，由于中国制度转型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并存的社会形态、封闭的传统与僵化的意识牢固粘合的文化形态。这种体制与观念影响和束缚着制度变迁，要对新的制度进行认识、觉察与比较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据青木昌彦的观点，制度变迁容易发生在大规模的战争、经济萧条或动乱中，但是在中国这样很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福利状况不断改进的社会发生制度变迁，政府的认知成本是长期的而且是很高的。第二，制度设计成本，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在政治力量与资源配置上处于优势地位，成为决定制度供给的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在制度设计和安排时，“搭便车”是制度变迁固有的行为，政府往往会复制或照搬其他先进国家的制度，但是，制度往往有一定的适用性，失去了一定的具体环境，制度就失去了原来的效率；况且一项制度实施是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牵涉到政府主体利益得失，政府受个人理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歪曲制度供求关系，这说明融资制度创新有很高的设计成本。第三，制度实施成本，任何制度的实施都受到参与者意愿的约束，制度变迁牵涉到利益的重新调整，当政府进行强制性变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强制时，地方和下属往往就修正上级的制度供给来使这种制度更适合自己利益最大化，修正上级安排的方法有：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等。从这一方面看，融资制度有很高的实施成本。

2．政府行为受有限理性的制约

有限理性是Arrow(1951)最初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根据North(1971)的观点”。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由于中国企业数目较多(大小企业总共有1000多万个)，每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信誉等级、财务管理水平等千差万别，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息源分散；况且，每个企业不可能将自己所有的真实信息完全透露出来，一般来说，在财务报表上或其他方式公开的资料是经过企业自己筛选过的，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所掌握企业的信息少于企业实际的情况；二是政府的选择受限于有限的决策技巧，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时解决方案单一，不能考虑所有企业的情况，融资问题依然难于解决。政府经过各种途径可掌握企业一定的真实信息，但企业的内部信息是不可能掌握的，政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只知道企业融资难，中央政府想极力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于是颁布法律，出台政策和文件扶持企业融资，但是也未必能真正解决企业融资难题。自1998年起，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分别从改进金融服务、调整信贷结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扶持。特别是1999年的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是中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正式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的标志，这一法律具有强指导性、针对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后来又出台了中小企业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法》等来提高中小企业的地位，促进企业融资，但从近年实施效果来看，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依然未变。因此，政府的有限理性行为制约融资制度创新。

3．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受机会主义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三个假定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它是指人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意思是，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机会主义动机或行为往往与冒风险、寻找机遇、创新等现象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又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如机会主义有时把自己的成本或费用转嫁给别人，从而对他人造成伤害。表现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上主要是利益诱导而阻碍融资制度创新，比如明明知道给国企贷款坏账率高，但贷款还是明显地向国有企业倾斜，将一些效益好、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挡在门外。根据Rajanh和Zingales的利益集团理论，来自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所采取阻挠金融发展的措施，成为各国金融发展呈现差异的内在原因。制度的创新表现为利益的重新瓜分，正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银行体系、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创新的原因主要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正规金融机构仍然是一种政府直接控制和国有银行垄断的体制，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成为全部金融活动和整个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改革20多年来，经济市场化虽然有很大改进，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仍然只有市场主体的名分，而没有市场约束和行为能力，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下运作，在信贷市场上，由于借债可以不还，也可以赖账，还可以核销和转移，市场机制不能反映资金需求价格，风险得不到补偿，因而高风险和低风险资金的价格不能有效区分开来，从人性来分析，没有人会承担制度变迁的风险，因而国有商业银行只要有政府的担保和授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特定的国企贷款大开绿灯，甚至争相放贷，对其他国有企业也不会拒绝，其行为约束不是源于主体本身，而是来自外部。在证券市场上，利率没有成为资金供求变化的传导和调节机制，特别是当资产收益率大大高于产品收益率和利率的时候，负盈不负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必然会利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通渠道。正是正规金融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缺乏对整个经济环境的思考和分析，不愿意承担制度变迁所带来的风险，因此正规金融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阻碍融资制度创新。

4．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行为受资产专用性的影响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的专用性是指资源在用于特定的用途之后很难再移作他用的性质，这种性质在不同的资源和不同的用途中程度不同0资产的专用性有强弱之分，资产专用性越强的资产转移到其他用途的成本越高。由于中国制度转型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成为全部金融活动和整个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中国正规金融机构基本上控制着企业的融资，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被排斥在整个企业融资之外，在这种制裁环境中，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被迫将资产转移到其他领域，比如地下金融、黑色钱庄等经济的体外循环，形成了很强的专用性，现在若想将这些资本重新积聚，成本非常之高。加之在金融活动领域，政府的行政控制和直接干预相当强大，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经济生活仍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有时随意关闭民间信用机构，政府信用的不可预期性为这些资本进入企业融资设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使非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主体不敢轻举妄动，民间信用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由资产的专用性导致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的行为阻碍了融资制度创新。

二、融资制度创新的对策

1．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

市场是依靠价格机制自我实现供需平衡调节，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而计划则能纠正市场失灵，起战略调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计划被用过火了，往往将行政力量普遍运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干预不应该干预的领域，造成资源配置关系扭曲，价格机制失灵，市场经济中计划在唱主角，颠倒了市场与政府的主导关系，政府对许多资源的过度垄断和政府的不恰当战略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劳动富余的国家，但解放后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点扶持资本密集型企业，将有限的资本投资于国有企业，为了降低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竞争力，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

而扶持的国有企业恰恰又是一些缺乏自生能力的组织，导致了不正当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行业的利益，进一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因此，政府权利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扭曲资源配置关系，阻碍了中国融资制度的创新。所以，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划定政府的边界，消除由政府权利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造成的影响，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发挥其纠正与协调、战略与前瞻的优势，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好二者的位置，让二者的互补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成为顺利实现融资制度创新之必要。

2．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换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嘲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在改革理论和政策研讨中出现了“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的争论，“循序渐进”即改革政策B应当在改革A完成以后才能实行，B体制的实现以A体制的实现为前提条件。它可以图示为：循序渐进：A—B—c；“平行推进”理论认为，改革政策应该尽可能多地开放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无须等体制改好了一个再改另一个。

前者的优点在于它对一种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的重视，确认了一种体制的有效性与其他体制之间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但是这是在政府充分理性这一假设条件下的，它忽视了政府有限理性这一现实条件，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一些国家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过早地开放资本帐户，导致大量游资进入国内进行投资，但是一旦金融预期下降，“游资”抽走，发生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早熟的现象，循序渐进改革在政府有限理性的现实下很容易选择错误的路径。后者避免了前者中“过激”或“早熟”的现象，也考虑了政府有限理性这一假设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矛盾，但是事物发展也是事物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发展有先有后，正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一样，金融市场只能最后才开放，利率市场化也只能逐步放开。因此，平行推进理论也并非融资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j，事物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不是简简单单的按照人为的“循序渐进”或“平行推进”等固定的路径前进，事物的发展有其正常的步骤，只有各体制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才是事物成长规律，而相互阻碍和不遵守规律的发展不是事物的进步，中国推进改革也只有在适当的时间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得认真观察融资制度创新的规律，总结其发展的客观事实，走最适合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路径，最大效率地推进制度创新。

3．树立“资信文化”，构建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法律的外部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指一国的基本制度规定，它影响其他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运行和实施成本。它主要包括市场环境、信用环境与法律环境。诺思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困进行了分析，他的结论是“由于缺少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他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现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资本，而是缺少一种激励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机制。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平、公开、公正基础上的一种契约经济，它具有较低的运行和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中要进行交易，必须倡导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平等对待，相互竞争，讨价还价，缔约践约，自由交易，借债还钱的信用理念一资信文化，对不自觉守信用损害他人利益的人必须有法律制度对其行为约束，因此，市场、信用与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中国总的方面来判断，中国的交易方式主要是建立在关系经济基础上的，关系经济最大的弊端是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运行成本会大大提高，从而阻止市场范围的扩大。因此，克服关系经济的弱点，树立“资信文化”，构建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法律的制度环境是快速实现融资制度创新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