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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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计划指国家计划，而市场是众多主体的自由交易，是先生产后交易。在成熟型现代市场中，更多的是按合同组织生产，甚至在期货、期权市场中合同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交易，是预先交易再生产。市场在其发展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自下而上或平行的调节方式），它使得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演变成新型的订货市场经济，其中，垄断性大公司对市场起着控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国家计划（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才真正成为一种高层次的战略指导计划。如果我们的理论研究跟上现实的变化，把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计划经济加以研究，将会发现许多有特殊意义的现象。

关键词：合同市场内生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4同上：给市场装上“脑袋”和“心脏”，山西发展导报1999年52期；

5同上：剩余价值的现现：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生产力研究，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