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额贷款问题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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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金融的衰败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开展农村小额贷款，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在农村小额贷款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进一步扩大农村小额贷款，将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

关键词：小额贷款；收入分配；农村金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面貌如故，经济增长的好处无法为我国大多数人所分享。农村金融的衰败是农村经济发展停滞的重要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农村有限的储蓄被用于城市的发展，资金逐渐远离农村。近年来，作为农村金融的一个重要方面，小额贷款得到认可和重视，联合国将2005年定为小额贷款年，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借贷”。我国已经开展了多年的农村小额贷款的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农村小额贷款，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应起重要作用。

一、我国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的新发展

小额贷款模式是针对消除孟加拉国农村绝对贫困而提出的一种信贷资金支持模式，由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在20世纪70年明，现已正在全世界得到大规模的推广。这一模式通过五至十家农户为一组的相互联保的方式发放小笔贷款。小组成员互助互促，一个组员不还款，整个小组都失去再贷款的资格。目前全世界有上千万人在接受小额贷款，资金投入达数亿美元。由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建立的“国际小额贷款协作集团”计划运用小额贷款模式在全球解决一亿贫困户的问题。

在我国，小额贷款已经小规模地开展了十多年。199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在河北省易县开始进行小额贷款试验，完全按照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贷款模式运作，并已经有数百个小额贷款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些试点都比较成功。从1999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也在农村地区推进小额信用贷款，截止2005年初，全国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达到了1644亿元。最引人瞩目的是，人民银行太原支行于2005年年中拟定了《山西省NCO小额信贷试点实施方案》，2005年年底山西平遥“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以明清票号方式命名的小额贷款公司揭牌成立并开始向农户发放小额贷款。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金约在1000万至2000万元之间，与社科院扶贫性质的小额信贷不同，小额贷款公司是商业性贷款公司，以在支农中获利为主要目标，其最高贷款利率可高于银行基准贷款利率4倍，靠高利率弥补贷款风险，但目前按照规定尚不得吸收存款。虽然山西试点的整体规模仍相当小，但可以说这是我国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的一个突破。

我国开展小额贷款的经验表明，农村小额贷款是农村金融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对提高农民收入效果显著，比较适合于消除绝对贫困，同时对贷款者而言，小额贷款兼具坏帐率低、收益高等优点。例如，从社科院的试点情况看，平均一户借贷2000元每年可以增加净收入400元～800元。我国占20％农村人口的低收入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为850元左右。小额贷款如果能够大范围推广，可以提高我国低收入农民年纯收入10％～20％。而且，国际经验与我国众多的试点经验均表明，小额贷款所采用的联保方式，即通过邻里的压力往往比财产抵押的效果还要好，因此小额贷款的坏帐率较低。社科院的试点表明其回收率均达90％以上，大部分的试点高达98％以上。此外，从平遥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短期经营情况看，其盈利的前景相当可观。

二、我国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的制约因素

虽然小额贷款存在着巨大的优势，而且我国也已经积累了一定成功经验，但是在我国小额贷款并没有象在许多国家一样能迅速地成为大规模的运动，其原因是我国开展小额贷款观念和政策、资金和人才等因素的制约。

小额贷款无法大规模推广，观念上存在着误区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在我国，小额贷款往往被当成一项扶贫措施，将贷款对象仅限于贫困户，从而大大限制了小额贷款在我国的发展潜力。由于小额贷款被视为一种扶贫措施，其资金来源非常有限。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小额贷款试点项目是由国际多边与双边组织或是由地方政府，群众团体出资进行的，而没有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一开始就与商业性资金结合起来，如成立一个独立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来进行。而在国外，商业性资金往往是小额贷款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而在我国由于观念上的误区，政策严加约束，商业性资金难以参与小额贷款，更进一步缩小了资金的来源。

另一方面，我国的民间金融一直以来没有合法地位，也限制了小额贷款的推广。由于我国仍实行一定的利率管制，对于高利贷仍相当敏感，而民间借贷利率一般明显高于同档次银行贷款利率，被认为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对于小额贷款来说，如果无法采用高利率，其经营往往难以持续。由于从正规金融难以得到信贷支持，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如温州，以血缘或地缘关系的民间借贷非常发达，放贷只需写个借条即可，借贷人非常重视信用。由于利率管制和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小额贷款模式实际难以与民间非正规的发达的信贷进行竞争。农户的资金需求相当大，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首先是向亲朋近邻筹借，其次是向农信社等国家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甚至求助于高利贷，在管制条件下，小额贷款模式根本无用武之地。

国际经验证明，没有商业性资金(或金融部门)参与的小额贷款是既不易持久，也很难在较大范围内推广的。山西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开展业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商业性资金参与小额贷款的不足，但其是否能够进一步推广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山西平遥的试点在政策上仍加以严格的限制，小额贷款公司只允许贷款而不允许吸收存款，目前其规模相当小，数量有限。在监管机制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山西的小额贷款试点是由人民银行主导，而贷款公司究竟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其性质如何，应人民银行还是由银监会进行监管，这些关键问题仍悬而未决。

此外，小额贷款的开展还直接受到人才的约束。资金的匮乏必然导致人才的匮乏，参与小额贷款的无论是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还是其它机构遇到的最现实的难题是人才问题。农村小额贷款的特点决定劳动密集型的业务性质，参与农村小额贷款的人员既需要掌握一定的金融专业知识，更需要具备相应的农业知识。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显然从正规金融机构挖人才不太可能，大多数人员没有金融专业知识和具体操作经验。此外，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在中国是崭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规章制度可以借鉴，如果不能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小额贷款公司也可能爆发贷款和人员风险，甚至导致破产。

三、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

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农村小额贷款是既能增加低收入

农户的收入，又不需国家太多投入的最佳选择，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农村金融形式。要扩大农村小额贷款的规模，必须要解决各种因素的制约。

最重要的是必须消除对民间金融的认识误区，承认民间借贷高利率的合理性，从而从根本上解除推广小额贷款的政策约束。对于民间金融一味视而不见或严加约束均不是正确的做法，既管不了也管不好，而应逐渐将民间信贷加以规范，纳入正规的金融监管。承认民间信贷的合法性最重要一点的是允许其收取较高利率，这是开展小额贷款的基础。小额贷款的成本比较高，且存在着一定的系统风险。小额贷款提供了很多银行不能提供的服务，如技能培训，上门送款收款等等。这些服务方便了借款者，但也增加了操作成本。而且，由于小额贷款发放集中于农村并用于农业，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对于低收入的农民来说，正规金融的贷款对他们是可望不可及的，高利贷往往是他们借款的唯一渠道，而相对高利贷来说，小额贷款的利率还是较低的。

如何规范小额贷款的高利率行为是关键。对此，可以借鉴南非《高利贷豁免法》做法。南非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超过21％是违法的。但是，对于5000美元以下的贷款，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不管利率是多少，到小额贷款管理机构登记并缴纳一定的登记费即可。只要登记就被认为是合法的。因而，正规金融也可以发放高于21％利率的贷款。因此，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措施，由监管机构对小额贷款进行登记，为减轻费用负担，可以采取集中或定期登记的做法。

政策上的放开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小额贷款资金不足的问题。我国民间借贷本身的规模已经相当大，在政策约束解除之后，农村小额贷款的规模必然会大幅增加，这实际上也是民间信贷的由地下转向公开的表现，如建立更多的小额贷款公司。一旦给予合法性，必然吸引正规金融的商业性资金进入。因为国际经验与国内试点均表明，小额贷款本身就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商业性资金除了民间资金外，最重要来源应是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在组织开展小额贷款方面具有特有的优势：一是农村信用社具有密集的农村金融网络。与其它小额贷款模式比较起来，信用社的小额贷款的操作成本比较低；二是信用社有庞大的储蓄网，可以自筹贷款资金；三是相对其它的小额贷款的机构来说，信用社为国家金融系统的一部分，受到监管机构的严密监控。

在商业性资金充分发挥作用之前，政策性金融作为财政资金可以发挥一定的先导作用。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作可以考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也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此外，财政的各项支农资金和其他款项支持也可以对发放农村小额贷款的政策性业务予以补贴，或者甚至以小额贷款的模式进行发放。在此基础上，逐渐增加商业性资金的参与，通过增强竞争将可以保证广大农村地区能够获得比较多的金融支持和较低的金融成本，使小额贷款的模式得到推广，对解决“三农”问题应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