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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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是旅游项目开发、营销与运营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关于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国内学者对其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多结合实证分析，研究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感知，以及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影响因素，另外，国外学者还注重相关理论依据研究，如刺激指数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旅游业的兴起，乡村旅游作为一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被认为是带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本研究以邕宁区为例，旨在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与借鉴。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邕宁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南宁市东南部，地处南亚热带季风区，辖5个乡镇，9个社区、65个行政村、402个自然村，全城区总面积1255平方公里，人口34.81万人，2005年进入撤县设区新阶段。邕宁区历史悠久，民风淳朴，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民间艺术多彩多姿，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田园景观与民族文化。近年来，邕宁区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影响力不断扩大，乡村旅游业为全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二)研究方法与过程。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半结构式访谈法与因子分析法，以研究邕宁区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调查问卷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第二部分为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调查，共14个题项，主要由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与政府支持等维度构成。第三部分为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调查，共3个题项，主要由乡村旅游地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支持意愿与满意度构成。第四部分设置为开放性问题，调查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意见和建议。问卷的第二与第三部分利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本次研究选取那蒙坡、那贵坡、五圣宫、徐汉林烈士陵园这四个邕宁区较具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地为调查地点，问卷发放对象为邕宁区乡村旅游地居民，共发放调查问卷130份，回收130份，回收率100%，筛选后得到有效问卷126份，有效率96.92%。运用SPSS22.0软件对问卷第二与第三部分所获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特征。在进行后续因子分析前，对乡村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题项进行信度分析，第一次分析结果显示前者的Cronbach’sα系数小于推荐值0.7，经过调整，剔除了问卷第二部分的“旅游使当地物价、房价上涨”题项，调整后两者的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问卷量表设计合理，信度较高。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调查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根据回收得到的有效问卷数据，整理得出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表1。在被调查者中，男、女比例分别为45.2%与54.8%，性别分布较为均衡；在年龄结构方面，被调查者均为成年人，具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能力，其中41～50岁年龄段占比最高，其次为31～40岁、18～30岁年龄段；在文化程度方面，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大多为初中与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最少，被调查居民总体文化程度不高；在月收入方面，被调查者月收入大多分布于2000～5000元段，其次为2000元以下与5000～8000元段。总体而言，调查样本的各项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布广泛，质量较好。(二)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分析。1.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因子分析。运用SPSS22.0软件对问卷第二部分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检验，即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15，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值为0.000(P<0.01)，表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之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公因子，并以特征值λ＞1且因子载荷值≥0.4为标准进行筛选。处理后，共提取得到4个公因子，13个旅游影响感知题项均落到相应公因子中，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8.722%，表示这4个公因子对所有信息的解释能力较好，将其分别命名为“社会失序与环境破坏”“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效益”“政府支持”与“经济效益”，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2.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特征分析。在经济影响感知方面，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影响正面感知较强。公因子“经济效益”均值为3.53，表示乡村旅游发展为当地居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影响。在访谈中发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为当地带来了更多元化的就业机会，居民就业结构发生变化，部分居民从以往的务农、外出打工转业为经营旅馆、农家乐、景区接待等旅游服务业或靠土地租赁、土地流转承包的股份分红增收，相比以往经济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邕宁区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也有居民表示未感知到明显的经济收益，现阶段只有一部分人从旅游业中获利。在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影响感知方面，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为其带来的正面影响感知较强，而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公因子“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效益”均值为3.87，表示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影响感知较为明显，尤其是“旅游使当地民俗与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与传承”“旅游使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两项。公因子“社会失序与环境破坏”均值为2.77，其包含的四个题项分值均较低，表示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消极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影响感知并不明显。在访谈中发现，当地居民大多对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村容村貌、社区环境改善予以肯定，表示并未有较大的环境污染、乡村景观美感破坏以及长期交通堵塞的困扰，但也有村民表示，景区仍存在旅游配套设施不足、疏于管理等问题。另外，村民表示发展旅游业在让当地变得开放的同时，也更好地发掘和传承了传统文化。在政府支持感知方面，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支持感知较弱。公因子“政府支持”均值为2.95，其包含的三个题项分值均不高，尤其“当地政府发展乡村旅游、作出决策时会征求我们的意见”题项，表示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当地居民对政策支持与政府引导的感知不强，特别是在社区参与、民意收集方面。在访谈中发现，仅部分居民在政府的引导下参与了旅游经营活动，仍有许多有意愿参与的居民苦于不了解相关政策、缺乏资金支持与技术引导。另外，也有居民表示，自己虽然愿意主动为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提出意见，但当地政府在政民沟通上存在不足，社区居民参与无门。(三)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分析。1.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因子分析。运用SPSS22.0软件对问卷第三部分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检验，即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54，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值为0.000(P<0.01)，表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之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公因子，并以特征值λ＞1且因子载荷值≥0.4为标准进行筛选。处理后，共提取得到1个公因子，3个旅游发展态度题项均落到其上，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514%，表示这个公因子对所有信息的解释能力较好，将其命名为“旅游发展态度”，因子分析结果见表3。2.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特征分析。由表3可见，邕宁区乡村旅游地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态度较为积极正面。公因子“旅游发展态度”均值为3.62，其中题项“我对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感到满意”分值相对较低，表示当地居民对邕宁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基本满意，并对其抱有正面积极的支持态度，愿意为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建议、贡献力量。在访谈中发现，虽然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带来各方面效益予以肯定，并愿意提供支持，但表示其仍存在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景区管理方式不当与宣传不足、缺乏政府引导与政民沟通、旅游业发展只使一部分人获利等问题，这也是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满意度相对不高的部分原因。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法、半结构式访谈法与因子分析法，以南宁市邕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与政府支持等维度，探究分析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总体上来说，邕宁区乡村旅游地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感知较强，尤其是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效益感知，经济效益感知次之(这与邕宁区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现阶段只有一部分人从旅游业中获利有关)，对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感知相对较弱，另外，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支持感知不强。当地居民对邕宁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基本满意，总体呈现积极正面的支持态度，愿意为其提供建议、贡献力量，但也表示存在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景区管理方式不当与宣传不足、缺乏政府引导与政民沟通、旅游业发展只使一部分人获利等问题。因此，建议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加强政府支持，带动社区参与，让当地居民实际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各个环节中来，使其共享旅游发展红利，而不是只有少部分人获益；提升景区管理，推进智慧旅游，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建立旅游基础数据库，利用信息网络，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宣传营销；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如旅游导览标示系统、适用于特殊群体的基本设施设备及服务、旅游厕所等环卫设施，以及健全的旅游交通体系。

作者:顾可欣 安虹桥 程玉申 单位:1.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2.甘肃嘉峪关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