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绿色消费属性及监管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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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分享经济获得了爆炸式发展，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监管问题。一方面，分享经济在推动绿色消费方面存在现实困境，监管者更加重视分享经济的经济效能，而忽视了分享经济的绿色效能，缺乏对分享经济相应的环境政策支持和绿色引导机制。另一方面，竞争监管的缺失产生了大量的垄断问题。垄断性平台不必为了逃离竞争而进行技术创新和绿色创新，如何最大程度地剥夺消费者剩余成为垄断者的首要目标。因此，重塑分享经济行业监管的破局点在于建构一个能保障竞争机制、维护竞争过程、让消费者有选择权同时又能发挥分享经济的绿色化功能、强化环境监督的“竞争+绿色”为导向的双轨监管框架。

关键词:分享经济;绿色发展;创新监管;协同消费;共享单车

一、分享经济的绿色消费属性及监管困境

过去几年，我国的分享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监管问题。分享经济模式是指借助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辅助，让离散化供给与需求高效率匹配，实现参与者对闲置资源的共享。从分享经济的概念本身，就可以发现分享经济的巨大环境保护功能。绿色发展是我国在新时代提出的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过去我们较为注重绿色生产，对绿色消费的研究和实践不足。而分享经济能够填补这种不足，有助于实现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我国也提出过具有绿色化功能的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等模式。但是，强调人人参与的分享经济能够颠覆传统以享乐主义为伦理导向的消费模式，重塑消费理念并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倡导适度消费、可持续消费、协同消费，从根源上实现绿色治理，这种对消费者潜移默化的形塑功能是以往的环保型经济模式所不具备的。所以，有学者指出分享经济是一种绿色消费模式，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我国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必由之路。但是，分享经济在全面推动绿色消费方面存在现实困境。监管者更加重视分享经济的经济效能，而忽视了分享经济的绿色效能，缺乏对分享经济相应的绿色政策支持和控制，对分享企业也缺乏环保引导机制，导致分享经济的绿色消费属性不断被弱化。此外，当前环境治理主要是沿着一种轻行政化、重市场化的路径，运用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手段，在环境治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因此，监管策略中的绿色治理与竞争治理发生了耦合———即在绿色发展的大框架下，鼓励企业积极展开竞争，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节约资源投入。一旦竞争机制失灵，产业机构将由阿罗竞争结构向熊彼特垄断结构变迁，获得垄断力量的企业将怠于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而是更关注对其他竞争企业的竞争限制，最大化攫取垄断利润。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重塑分享经济监管框架的一个核心点和破局点在于建构一个能保障竞争机制、维护竞争过程、让消费者有选择权同时又能发挥分享经济的绿色化功能、强化环境监督的“竞争+绿色”为导向的双轨监管框架。例如，对于专车行业而言，监管框架中应当体现减少碳排放、强调绿色用车的绿色引导政策，鼓励专车平台主要从使用新能源汽车、提高运营效率、鼓励用户拼车、降低空载/空驾率、缩短巡游时间等方面展开良性竞争，赢得市场的同时实现绿色化功能。

二、发生学的解读:“包容+谦抑”型监管的形成

有相当比例的学者认为，我国政府对分享经济过度监管，主张政府应放弃或让渡部分监管职权。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我国政府对分享经济部门套用了传统工业经济部门的以事前审批、数量管制为特征的监管体系，导致对分享经济监管过严。然而，2017年我国分享经济的市场交易额将近5万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近50%。既然存在所谓的过严、过度监管，分享经济何以能实现如此迅猛的增长?实际上，本文认为出于对创新的追求，监管者抛弃了以往针对传统工业经济的、较为严苛的事前监管类比套用于分享经济的做法，反而采取了放松监管的策略。“滴滴出行”和“Uber中国”合并是一个有力证据，二者的合并导致专车市场高度集中，几乎成为独占性市场，但是我国竞争执法者没有介入这起合并。东南亚专车平台Grab公司收购了Uber公司的东南亚业务。这次并购后，Grab公司在新加坡市场上的份额达到了大约80%。于是，新加坡竞争监管机构对Uber和Grab作出了罚款1300万新元的处罚。“滴滴出行”和“Uber中国”的合并对中国市场的竞争影响要更加显著，但是中国监管者依然对这起并购放行，促进创新是一个关键的政策考量。这种监管的放松不仅体现在竞争监管方面，在环境管理方面也基本采取轻监管，甚至是零监管的策略。以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和助力环保为发展初心的共享单车行业经历过爆发性生长之后，一些共享单车企业逐步破产退市，但是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大量的废旧单车无人管理，占用公共道路资源，很多城市出现了触目惊心的“共享单车坟场”。这不仅完全背离了分享经济促进绿色发展的初衷，更朝着严重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方向积重难返。此外，众多共享单车企业遭遇清算式破产、大量的资产闲置浪费又与该行业的竞争失序有关。良性的竞争秩序一定是可持续性的秩序，这意味着竞争监管和绿色监管存在耦合，在促进分享经济可持续发展上能够殊途同归。

三、“包容+谦抑”型监管的弊端分析:助长垄断

对创新的追求是导致政府愿意放松监管、宽容对待分享经济最为关键的因素。例如，国家信息中心的分享经济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分享经济领域的创新创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缩影。分享经济无疑已成为一种典型的创新经济。2017年6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对于分享经济应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审慎出台新的准入和监管政策。自此，“鼓励创新”正式成为分享经济的监管原则之一。这种旨在培育和促进创新的监管模式具有被动性、谦抑性、谨慎性、包容性等特征，强调给予分享经济参与者一定的自由度，为创新以及潜在创新的各种可能性预留空间。采取促进创新的监管政策无疑将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对什么是创新、实现创新的路径理解存在错误也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关于创新的具体实现路径，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垄断才能够促进创新，这是因为垄断企业能够负担技术研发的巨额费用和失败风险。我国政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熊彼特观念的影响，无论是“滴滴”与“快的”合并，抑或是“滴滴”与“Uber中国”的合并，都没有受到监管者的干预，促进创新很可能是政府愿意放行的关键考量。熊彼特假设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对分享经济的监管不但忽视了对竞争过程的保护，而且默许集中和垄断，对出现的诸多竞争问题采取了一种放任不管的监管策略。一些学者认为即便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不会产生竞争威胁，这是因为网络平台两边的参与者都很容易采取多归属(Multi－homing)行为策略，即同时参与多个平台。这种策略成为约束大型平台滥用支配地位的力量。然而，这些分析都忽略了转换成本的存在以及分享平台所拥有的强大数据能力。转换成本包括检索成本、学习成本、社交成本、信用成本、时间成本等，这些成本成为阻碍多归属行为的制约因素。大型平台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提供点对点的个性化服务，不断提高用户对平台的黏度，降低用户对价格的敏感度，进而不断巩固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此外，2016年分享经济迎来了一次疯狂的合并浪潮。StephenP.King(2015)指出，合并能够让分享平台在市场份额上领先于其竞争性对手，产生市场冒尖现象，进而导致合并后的平台能够支配市场。大数据成为分享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项资产，很多平台通过横向或纵向兼并，不断收集数据。中国著名的互联网巨头公司美团点评集团曾推出了“美团打车”业务，正式进军网约车市场。但是面对滴滴公司所掌握的强大的司机数量和数据资源，“美团打车”逐渐走向失败。网约车市场的进入门槛之高，可见一斑。

四、破解之策:建立“竞争+绿色”型监管

分享经济在过去一两年里的繁荣增长其实是在宽松的监管氛围下大型平台依靠风险资本支撑、快速瓜分市场的结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分享平台逃避了传统在位者面临的监管负担，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并通过实施反竞争行为来排挤竞争者。例如，牢固掌握支配地位、不必担心竞争压力的滴滴公司在环境保护、司机背景审核、用户安全保障等方面存在管理惰性，导致一系列损害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恶性事件发生。在共享单车行业，垄断性平台造成大量的共享单车企业退市，不仅造成大量的资源被浪费，而且垄断性平台自身也缺少动机加强单车管理、实现废旧单车循环利用。这些事例中，我们已然看不到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的创新，只能看到垄断性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攫取租金、罔顾消费者的利益。尽管分享经济对创新具有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功能的发挥需要正确的干预和引导。遗憾的是，监管者为了保护创新而对诸多竞争问题和环境问题敛手无为。实际上，垄断才能促进创新的熊彼特假设并不总是正确的，KennethJ.Arrow(1962)就提出一个截然对立的主张，认为竞争才能促进创新。他指出竞争企业从创新中获得的回报要远远大于垄断企业;而垄断企业已经在收取垄断租金，并且对自己掌握的现有技术进行了大量投资，产生了大量的沉没成本，创新的风险和成本较高，但从创新中获得的收益较低，故而怠于创新。可持续的竞争秩序并不能自发形成，需要监管者进行“柳叶刀式”而非“短柄斧式”的精心剪裁。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放任主义竞争观念饱受批评，而欧陆弗赖堡学派的理性竞争观念备受推崇，后者主张对竞争应当进行干预和引导。SofiaRanchorda(2015)指出，分享经济的创新不应当被监管所窒息，但是更不应当放任不监管。对于分享经济而言，对创新真正友好的监管模式应当是规制垄断、以保护竞争和促进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积极监管，而非放任主义式的消极监管。我国监管者应当采纳弗赖堡学派的理性竞争观念，致力于良心健康、可持续发展、绿色化竞争秩序的培育和养成。因此，本文建议推动分享经济监管模式转型，建构“竞争+绿色”导向型的监管体系，将反垄断政策和环境政策置于监管体系的核心地位。监管者一方面应当规制共谋者之间的卡特尔协议、规制支配者的反竞争性行为、监督不合规的经营者集中(尤其是数据资产的集中)以及革除行政垄断行为，维护竞争过程的畅通无阻;另一方面应当引导市场主体沿着绿色发展的方向开展竞争，强化分享经济平台的绿色监督责任，建立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激励机制(如失信行为联合惩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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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ephenP.King.SharingEconomy:WhatChallengesforCompetitionLaw?［J］．JournalofEuropeanCompetitionLaw＆Practice，2015，6(10):729－731.

作者:郝就笑 单位: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