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经济转型与煤炭产业提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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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型经济实现升级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资源经济并不是绝对的“资源诅咒”，只要善于利用资源，制定内涵式和多元化发展的转型提升发展战略，完全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相对富煤、贫油的国家，如何走出煤炭资源升级发展之路，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从煤炭产业提升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一是通过提高资源回收率、洗选率、资源综合利用率、生态修复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安全生产率，促进煤炭产业升级发展；二是走高端煤化工发展之路，提升现有煤产业的使用效能，促进煤炭产业转型发展；三是建立煤炭产能供需平衡的调控机制，促进资源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最终使以煤炭产业为特征的资源经济步入绿色、低碳、安全、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关键词：资源型经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清洁利用；调控机制

从经济增长和比较经济理论的角度，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为禀赋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往往落后于资源稀缺性国家和地区。资源优势不但没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有利的要素，反而成为了“资源诅咒”的发展陷阱，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源型经济如何跳出这种发展陷阱的关注和思考。

一、资源型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机理与特征

（一）资源经济的生命周期及特征。资源型经济的生命周期与变化规律表现为，依赖于资源禀赋的经济发展，在短期内资源开发利用经过一个靠单纯的资金型资本化投入迅速扩张和成长，而在长期内不具有可持续性，随着资源的枯竭又陷入增长陷阱。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二）资源型经济的内生缺陷与传导机制。1.不能可持续发展。资源型经济往往是伴随着资源开采，进行资金的集中投入，而不注重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培育。技术的研发也是突出资源型的研发，随着资源的枯竭，技术的应用也失去了延展性，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就失去了转型升级的支撑条件。2.主导产业单一。资源型经济在依赖于资源优势的发展中，产业结构单一。一旦资源利用生命周期完结，产业发展随之衰落，区域经济也随之掉入资源发展陷阱。3.环境污染。资源开采，由此带来的大气环境污染、对地下水与地表水，以及其他地表资源的生态环境影响都是无法避免的。环境治理所支付的高昂代价，也使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二、我国煤炭资源清洁利用与煤炭产业提升发展分析

我国要对发展煤炭产业有一个客观的理性认识，并在现实基础上考虑如何充分运用现代化发展手段与发展模式，使传统的煤炭产业实现提升、转型发展。（一）煤炭的清洁化消费仍然是我国较长时期能源消费的基础。依据国际能源署(IEA)、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欧佩克(OPEC)以及BP公司对全球未来能源消费的展望与预测研究，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必然是趋于不断下降之趋势，到2035年降至40%，2050年降至25%；石油到2035年为18%，2050年降至14%；天然气到2035年为16%，2050年降至14%；而非化石能源消费相应地在能源消费中的消费比重会不断提升，2035年为26%，2050年升至47%[1]。就我国而言，清洁能源、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步增长，与此同时必然会考虑加大对煤炭资源的清洁利用。对比国际能源消费中的煤炭占比，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和天然气占比2016年、2017年、2018年分别为57.4%、57%、58%，煤炭占比分别为28.1%、28%、27.2。在当前能源产业经济总量中，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成熟的能源品类已占到目前GDP总量的50%。2019年，能源生产总量达37.7亿吨标煤，增速为5.2%；能源消费达48.6亿吨标煤，增速为3.4%。以煤炭作为一次性能源消费的占比为60%以上，天然气、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占比为20.8%。就目前看，煤电仍在能源消费中占主体，未来20、30年，煤炭的清洁化利用依然是能源消费的基础。近10多年来我国煤炭作为一次性能源消费，其消费的增长比重一直处于持续下降趋势。根据有关研究与预测，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使用，到2050年煤炭所占比例在5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体系作为我国能源的主要保障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由此，可能改变的是基于现有资源要素，找出提升传统煤炭产业产能效率的具体路径，促进其升级发展。（二）煤炭资源型产业发展对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我国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的占比2018年为59%,煤炭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为73亿吨，占全部能源消费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3%（2018年全国全部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0亿吨）,2019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7.7%,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2]，煤炭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中二氧化碳排放占比下降的改善状况其变化还不甚明显，节能减排任务依然严重。煤炭生产、消费中所排出的二氧化硫等废弃物对生态环境也形成突出影响。全国能源消费以2013年至2016年期间的情况为例，能源消费中SO2的贡献率达93%以上，其中煤炭消费对SO2的贡献率就占到了70%。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以能源经济为突出特点的煤炭产业发展中所形成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资源型经济发展自身缺陷的一个突出传导机制。从产业提升发展的角度，未来的能源消费中既要依赖于煤炭产业的发展，又要解决煤炭产业发展中的内生缺陷，通过提升现有煤炭产业的使用效能，促进煤炭产业走绿色、低碳、安全、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三）煤炭资源总体利用效能低下。1.煤炭资源回收率水平低下。从我国煤炭的回收率看，目前全国煤矿资源回收率总体在40%左右。具有先进产能的大型煤炭企业的资源回收率也仅仅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10%，在50%左右的水平，这与发达国家80%的资源回收率水平相比差距甚远。2.煤炭加工洗选业水平差距较大。我国煤炭洗选加工伴随着煤炭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从我国生态环境建设要求的目标和煤炭洗选率自身发展水平角度看，问题依然十分严峻。一是煤炭洗选加工技术与发展水平不平衡。技术装备方面，既有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超大型选煤厂，同时还有大量的洗选煤厂是小规模经营、技术装备落后，洗选的同时带来严重污染。二是洗选用煤行业标准滞后，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和要求，加之用户对洗选煤的认识不足，严重制约了原煤入选、洗选比例的提高。三是动力煤的市场机制没有完全形成，动力煤洗选率水平低下，副产品利用率不足，对生态环境绿色发展形成的压力较大。四是煤炭入选、洗选尚有十分巨大的空间。以山西原煤、动力煤入选率、洗选率情况为例，山西累计开采煤炭150多亿吨，其中80%输送省外[3]。基于运力污染控制，有70%~90%的洗选发展空间。3.工业锅炉与窑炉、民用散煤严重污染环境。目前全国在工业锅炉与窑炉、民用煤的供给端与使用端仍以非清洁化、非环保型为主，散煤利用成为主要污染源。民用、工业小窑炉和小锅炉等燃煤锅炉散煤消费造成的污染，占到全国污染总量的30%，提升工业锅炉与窑炉、民用煤的使用能效，实现清洁化利用势在必行。4.开采区生态修复率程度低下。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大规模勘探、开采、洗选等造成噪声、大气、固废废弃物污染以及次生灾害的发生，最终导致区域生态结构与生态服务功能的下降。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煤炭的绿色开采、清洁生产以及对采煤区生态修复治理等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生态修复治理方面与世界上先进的采煤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和提升空间，必须要在煤炭资源开采与提升矿区生态环境治理两方面协同发展。5.瓦斯、废水、废渣“三废”资源化利用率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三废”治理还有明显差距。目前发达国家“三废”资源化利用的投入和产值都超过了本行业50%的占比。从治理投资看，投入占本行业整体投入的比重在20%左右。在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投入和产值占本行业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三废”综合利用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保护两者协调发展方面依然任重道远。6.全员劳动生产率需要大幅提升。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煤炭产业也必须适应新形势，改变粗放式开采的传统方式，建设集约化、自动化和智慧化发展的煤炭产业，使全国煤炭先进产能跃上世界先进产能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先进产能的一个综合考量，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与世界上发达的主要产煤国家相比较，还处在一个低位发展阶段，目前煤炭开采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19，必须大力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由此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煤炭产业清洁高效利用的效能。7.安全生产需要紧抓不懈。2013年至2016年，百万吨死亡率均在0.3以下，2017年为0.106，当年全国煤矿有219起事故发生，死亡375人，2018年煤矿百万吨死亡率进入“双零”时代。2019年10月至2020年1季度，事故有所反弹，发生重大事故12起。煤矿安全形势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必须加大安全生产的实施监管力度。（四）煤化工行业仍需升级。煤化工是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向，也是煤炭产业提升发展、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我国煤化工行业目前的发展在产业规模上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创新方面也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但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产业战略升级、能耗、环保、资源节约利用、低碳绿色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或挑战。一是传统煤化工普遍产能过剩，迫切面临着通过技术创新驱动实现战略升级的问题；二是煤化工产业发展中，高碳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不可避免地带来高耗能、高污染、碳排放居高不下等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三是在煤炭资源富集的晋陕蒙宁等西北地区，煤化工发展受到水资源等严重制约，而在水资源丰满的东南部地区，煤炭资源必须从西北部输送或国外进口，又加大了发展成本，产业布局的优化遇到了两难抉择，煤化工与煤产业的融合成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产业提升发展的关键。（五）煤炭资源配置不合理目前我国按生产环节设置了探矿权、采矿权，使矿业权既有用益物权的特征，又有行政许可的特征，增加了政府部门在矿权处置上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权[4]，并以资源税的方式体现了国家所有者的权益特征。但矿权使用费较低，导致矿区不能退出。同时，能源税费对国家权益体现不足，中央与地方共享的资源补偿费降为零，特别收益金基本有名无实，价款收入也基本取消。（六）煤价异常波动，对经济秩序造成非平衡性的影响。现行煤炭市场波动性特点之一是：供过于求时，煤价变动剧烈，但市场需求对价格的弹性很低，价格变化只能引起下一轮供求的变化。煤炭价格过高或过低时对煤炭的需求量不会发生相应的增减变化，价格的过高、过低的变化只会对行业的生产造成干扰。特点之二是：从长期看，电煤与电力企业的总利润率和总利润是相对稳定的。煤价过高或过低变动都对行业生产造成直接干扰和破坏。当煤炭出现供不应求时，价格飞涨，成本增加，造成对煤炭需求企业生产力的破坏，对行业预期发生重大干扰；当煤炭出现供过于求时，造成煤炭企业大面积亏损、债务积累，工人工资大幅下降、失业增加。

三、煤炭产业提升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一）提升煤炭资源回收率。实现煤炭产业提升发展的根本路径之一在于提高资源回收率。资源回收率的提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煤层附存的地质条件的客观因素，又受制于先进的开采技术及工艺的影响，还有包括市场准入、资源税负、资源回收奖励以及行业管理、企业自身管理机制等体制机制与政策因素的影响。1.建立煤基矿产精准勘探、综合评价、综合利用体系。从源头开始，以煤炭资源精细开采和回收为核心，从精准勘探、系统设计、先进开采、精细管理、严格监管、综合评价各个环节，建立资源回收标准体系；从法规、标准、机制、政策等方面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从工艺、技术装备、开采方式等方面，形成绿色、安全的先进储采地质保障体系，实现安全、高效、高回采率开采。2.建立地面建设标准与开采标准体系。采取不沉淀开采，根据不同煤层实行相应的开采标准，实现安全、经济、效率与资源节约之间的平衡。3.建立资源回收政策及回收率指标体系。核定薄煤层的开采效益与回收利用政策，实现企业效益与资源节约之间的平衡；核定矿井的开采回收率及回收利用政策，开采率按75%计算；将煤炭行业增值税、资源税税率与回采率挂钩，分地区、分煤种、分类别制定相关税率及抵扣项。另外，要明确界定地矿与地权（地面）政策，解决企业效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平衡。修改相关规划、设计标准，提高矿区总体规划对勘探程度最低要求，使井田划分更加合理；在满足矿井正常生产的情况下，降低设计规范中建筑部分建筑规模要求，减少工业场地压煤；施行采矿权矿地综合利用，以减少矿权地权纠纷。（二）提高洗选加工率。煤炭洗选加工率的提高，应从标准体系建设、影响入选率各方面的因素等方面入手加以提升。在标准体系建设上，应在入选力、入选量、分煤种入选率等各方面形成定量化指标要求；在洗选能力建设方面，根据分地区（中东西部）、分煤种（焦煤、动力煤）、分类型布局洗选加工发展的路线图，优化运输与加工等环节的成本；在重点工程实施方面，通过千万吨级智能化洗选示范工程建设，推动我国洗选煤行业规模化发展；在洗选煤加工技术发展方面，重点扶持目前选煤方法落后、生产环节不配套、产品质量差的中小型选煤企业补齐短板，通过技术改造，如选取重介质选煤、干法选煤，推动其实现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在政策扶持方面，依据煤炭洗选率分级与相应的选煤技术实行财政与配套体系建设方面的鼓励性政策，培育煤炭洗选行业具有竞争力企业的发展。（三）提高瓦斯、废水、废渣“三废”资源化利用率。1.提高瓦斯、废水、废渣“三废”资源化综合利用率。借鉴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提高“三废”综合利用率，应走园区化发展、产业链整合、循环化利用的道路。应进一步强化配套机制建设与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资源综合化利用的专项支持，提高财政投入占本行业整体投入的比重。2.提高煤焦、煤气综合利用率。我国煤焦产业一是炉型的选择标准上，重新确立技术创新与标准规范；二是用好优势，提升行业发展话语权。做到总量平衡、减量置换，提高技术、高效开发，多式发展、综合利用。3.提高燃煤发电效能，实现超净排放发电。总体上全国目前已基本实现超低排放发电，发展目标与路径是：实现从超低排放到超净排放。通过技术创新，如循环流化床单元机组集控运行，煤基多联产能源系统技术的应用等，为超净排放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政策调控，如调峰、藕合发电等手段的运用，推动燃煤发电实现从超低排放到超净排放。4.提升工业锅炉与窑炉、民用煤的清洁化使用能效。针对散煤的清洁利用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起散煤消费的标准体系。散煤清洁利用标准体系可分为民用散煤、民用型煤（改性洁净型煤）国标与地方标准质量标准体系。针对直接燃烧领域，重点在于消费端的燃料替代（低碳）、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洁净化（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高效化（提高能效）、绿色化，以及整个利用的全过程的机制完善化。针对工业消费领域，实行热电联产为基础的能源消费中心。既能满足用户各异的需求，又能取得独立分散锅炉所达不到的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针对区域性能源消费，建立分布式能源消费管理模式。建立区域性清洁燃料（煤炭、绿薪、半焦）供应中心，使工业锅炉与窑炉、民用煤的清洁化使用在供需两方面得到平衡发展。通过财政税收支持，辅之以其他激励政策，鼓励社会投资向煤气化技术、储能技术推广应用、分布式能源中心建设、工业锅炉与窑炉的改造，以及居民标准化灶具、管道等的生产。（四）提高生态修复率。首先是要确立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治理原则。其次是遵循“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建则建”的原则，科学规划、统筹治理，使采矿导致的矿渣乱堆、山体破坏、岩石裸露、植被消失、扬尘污染现象得到根本性解决，矿山地质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在生态修复治理机制上，借鉴先进采煤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建立起能够涵盖绿色、安全、高效要素在内的煤炭科学产能的指标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率，实现煤炭资源开采和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主要包括复垦模式、产业化模式、景区化模式。（五）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一是建设智能化智慧型煤矿示范工程。以信息化、数字化和自动化为核心，集成应用物联网、区块链技术，以及通信通讯、云计算等智能化手段，将智能矿山建设从传统业务管理扩展到资源环境管理、采掘生产、洗选加工、煤矿安全生产等各个领域。二是着力培育知识型加技能型专业化人才队伍，提升现有矿人工开采与智能化转换率。建立高层次科技研发人才和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大力培育工程技术类专业人才，优化企业生产组织管理，提高煤炭全员效率。三是强化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建设。确立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六）提高安全生产率。借鉴国外先进产煤国安全生产的典型经验与做法，提高安全生产率，要从对煤矿的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监管执法，以及对安全生产做的好的企业和单位进行表彰与激励等环节抓起。一是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保障有力的安全生产现代化治理体系，将百万吨死亡率从“零时代”进一步提高到“零零时代”。二是通过技术手段减少事故、降低伤亡，提高生产能力，提升经济、社会效益。（七）煤化工产业高端化。现代煤化工发展的两个制约性瓶颈，一是受制于石油价格波动的外在因素的影响，二是自身技术创新的内在因素。现代煤化工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能耗控制、水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低碳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因此，技术创新与产业链条的延长是现代煤化工实现长足发展的根本途径。必须向高端化、精细化、差异化方向发展，弱化资源约束，实现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八）煤炭资源的市场化改革。煤炭资源市场化改革涉及到煤炭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对煤炭产业升级发展形成前置影响。煤炭资源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对储量资源价款进行改革，并对已进入交易的矿权及增量资源价格机制的界定形成示范。煤炭资源价格改革的市场化体制机制与思路应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按煤矿全部生命周期分阶段收取，每阶段资源价款按当期市场价交易。二是各类投资者根据市场准入条件，参与矿权交易。因此，设定市场准入条件是交易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提高矿权持有成本，对占而不采或回采率达不到一定标准的煤炭企业，必须退出矿区。对新出让探矿权，全面实施勘查承诺制，形成违约追查机制，促进有序竞争，优胜劣汰。（九）建立煤炭产能供需平衡的调控机制1.商品煤在供需之间的平衡区间与实际操作空间分析。根据有关机构研究成果，综合考虑资源丰蕴程度、安全保障水平、生态承载力等多方面制约因素，我国煤炭合理开发规模为38亿～43亿吨/年。综合各类煤矿的产能，我国目前煤炭的实际产能为每年在53亿吨左右，超出合理产能约10亿～15亿吨/年。以全国动力煤主产省区的价格走势情况为例，价格走势基本在500～600元/吨为平衡区间上下波动。从我国历年煤价变化的情形看，以动力煤为例，其绿色区间为500~570元/吨。煤价在这个“绿色区间”波动，都是正常的变动，如果越出这个区间，就会对煤企和发电企业造成亏损影响。这时必须通过政策调控，使其价格变化回归到“绿色区间”。煤炭价格的均衡区间，也会随着能源供需结构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未来随着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的逐步加大，煤炭供需呈下降趋势，煤价的均衡区间会随之发生调整。2.煤炭产能供需平衡的调控机制。过往的煤炭价格的均衡区间对未来煤炭价格平衡区间的确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超越平衡区间，意味着价格的异常波动，具体表现为高于平衡区间与低于平衡区间的波动。这两种情形之下，都要进行政策性调控，以保持煤炭整体上处于供需的大致平衡，以充分规避明显波浪式的供需失衡的情形出现。确立煤炭产能供需平衡的调控机制，就在于以煤炭价格的均衡区间为中心，形成价格的调控机制。当价格高于和低于均衡区间时，就要采取相应的政策调控手段，影响煤炭产能及供需总量，使其回归到均衡区间的阈值。同时，要在全国设立大型煤炭储备基地，以及相应的煤炭转运配售中心，形成煤炭供需的长期市场调节机制，保持在长周期内煤炭的供需不产生较大的波动，以正面影响企业的平稳运行和经济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国际能源署(IEA)、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欧佩克(OPEC)、BP公司[R].全球主要能源展望报告对比与启示,2019.

[2]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20.

[3]冯旭芳,班纬.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资源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以山西省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18（4）：8-14.

[4]范必.解构中国能源体制[J].中国经济周刊,2018(23)：86-87.

作者:郭金 单位:山西省黄河万家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