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贫困成因及对反贫困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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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世界银行把贫困定义为人们不能获得最低生活水平。我们常说的贫困主要指经济贫困，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水平质量低、购买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现了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约为97.5%，至2017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1%[1]。国家统计局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2017年末减少1386万人[2]。报告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虽然我国反贫困工作取得显著性成就，但仍有1000多万处于农村贫困线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反贫困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研究反贫困是时代需要，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贫困原因，社会学和经济学提供了多种解释。社会学从结构主义、冲突主义和功能主义角度给予不同解释。结构主义认为权力、财富以及其他资源分配的持续不平等导致一些人处于贫困状态，同时认为贫困文化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冲突主义认为贫困是各群体之间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贫困者拥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很少。功能主义认为贫困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必要状态。经济学认为，贫困不仅仅是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匮乏，还是一种能力的匮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3]。贫困是机会不足、权利不够和保障不足所导致。因此，2000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就认为，减贫战略应该是增进机会、促进赋权和增加保障三管齐下。在知识信息时代尤其是大数据时代，人们对信息的拥有呈现地域分化、阶层分化和群体分化特征，信息大量集中在城市、少量分散在农村地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多信息，社会高层人员比社会底层人员拥有更多更集中的信息资源[4]。信息分化趋势导致信息贫困，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信息分化趋势。与此同时，不同地域和群体间出现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描述的“数字鸿沟”现象，数字能力成为知识信息时代的一种重要能力。“数字鸿沟”意味着知识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加剧,使那些没有机会接入信息网络的人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边缘化人群[5]。数字化贫困是信息与通讯技术作用于社会主体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贫困形式[6]，农村居民的数字化贫困往往表现在信息通讯技术使用意识、使用能力和经济能力上的缺失或障碍[7]。因此，信息已成为经济活动中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8]，获取和利用信息成为当前时代的一种重要能力。信息贫困既包括信息资源缺失又包括信息获取能力和解读利用能力薄弱。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文章试图从信息贫困视角出发，尝试弄清楚信息贫困对经济贫困产生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此形成针对性的反贫困方式和路径，从而为反贫困提供政策依据。正如于2016年4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贫困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

2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信息贫困概念衍生出“数字鸿沟”“数字贫困”相关概念。数字鸿沟、数字贫困与信息贫困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数字鸿沟、数字贫困的概念更突出了信息化发展的时代特征。为便于信息贫困类型的识别，笔者将缺乏以图书、期刊、报纸为核心的信息贫困称为传统型信息贫困，而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贫困称为数字化信息贫困。对信息贫困的理解，已有研究从多重维度展开：①将信息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技术资源和社会权利贫困[9]；②认为要从物质贫困、信息能力贫困、信息权利贫困三重不同维度研究和理解信息贫困[4]；③认为要从信息行为、供给需求和经济贫困三个角度理解信息贫困[10]；④信息贫困表现为自身贫困与环境贫困两个方面，其影响因素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信息者个体因素三类[10]。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表明信息贫困受信息接受主体和经济、文化、社会规范和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焦雪等认为农民工信息需求表达不明确、获取途径老化、安全意识低下和信息运用被动僵化等方面的信息素养能力不足[11]；刘亚认为青少年在信息检索技能、信息评价和选择,以及从信息中建构和创新知识方面存在的缺陷导致青少年信息贫困[12]；张月琴等人通过对凉山州彝族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人的信息贫困主要受价值观、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等社会规范要素的影响[10]。由此可见，信息贫困不仅仅是资源贫困，还是一种能力贫困，受到贫困者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基础设施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什么关系呢？经济学研究早已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因素。信息经济学认为，市场主体拥有的信息不对等，并基于不完全信息条件选择市场行为和进行资源配置，经济主体行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阿罗曾指出：“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信息对经济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演进，在现代社会中信息资源已经替代了物质、能源而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8]，网络信息资源共享是知识经济发展重点[13]，互联网正在改变生产方式，改变资源配置方式，产业集聚有信息匹配和选择效应[14]。曼纽尔•卡斯泰尔在《信息化城市》中曾指出：“新的产业空间和新的服务性经济根据信息部门带来的动力组织运行，整个过程最后通过信息交流系统来重新整合。”[15]有研究梳理国内外文献关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诸种效应、促进农村社会创新的机制及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并指出农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扩散和使用正在改造和重塑着农村社会经济[16]。实证研究表明，信息强空间和经济强空间呈现正向耦合性，网络的耦合程度较高，空间节点的信息化和经济化相互依赖性较高。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5]。未来的经济是知识与信息成为经济增长主体要素的经济,贫富的差别主要取决于对知识信息和高新技术手段应用的程度[17]。研究表明，信息贫困对个体同样产生显著性影响。“信息分化”效应导致贫困农户获取扶贫信息的能力较弱,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个体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认可程度也较低[18]；城市融合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获得富有价值的信息源、难以通过信息传输实现信息的有效获取，囿于自身信息能力的制约，也难以对信息进行加工与内化，实现信息与其他生产资料的转化[19]。信息贫困通常与经济贫困相伴而生，信息贫困是经济贫困的原因，经济贫困又会进一步强化信息贫困的结果，两者互为因果[20]。但是，已有研究对信息贫困影响经济贫困的机制尚缺乏清晰的解释，未能明确解答信息贫困是如何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文章以此作为研究切入点，试图发现两者间的传导机制，进而为我国反贫困工作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3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机制

3.1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在我国，信息贫困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我国信息发展程度不均衡，为便于考察，将对以图书、期刊、报纸为核心的传统型信息贫困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信息贫困分别考察。3.1.1传统型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根据《2005年度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农村地区几乎是空白，普及率仅为5.9%，90.3%的农村居民表示所在地没有任何可供借阅图书或音像的公共图书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人均报纸阅读量和人均期刊阅读量均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见表1）。从上述调查数据来看，导致传统型信息贫困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缺乏必要的阅读设施和信息资源，如缺乏公共图书馆、纸质图书、报刊资源。第二，阅读习惯导致信息分化和信息贫困，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相对缺乏阅读习惯。阅读习惯受阅读能力、理解能力高低的影响，同时也与对信息作用的理解差异有关，相对而言，农村居民认为从阅读中无法直接受益，从而减少甚至摒弃阅读。3.1.2数字化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数字化信息贫困主要表现为“数字鸿沟”现象。美国商务部把数字鸿沟概括为：“在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也受到了这方面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方便的网络服务。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网络服务的好坏是“数字鸿沟”的硬性条件，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软性条件，即处于具备好的网络服务的群体间还存在掌握信息技术和利用信息能力的“数字鸿沟”。硬性条件的“数字鸿沟”表现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差异。最能反映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互联网普及率，即网络服务的可及性。根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城镇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大（见图1），至2018年底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8.4%，比城镇地区低近40%[21]，说明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显著性的“数字鸿沟”现象。软性条件的“数字鸿沟”表现为掌握信息技术和利用信息能力的不足，如不懂互联网技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搜集和利用信息。《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不懂电脑/网络（占比54%）、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占比33.4%）、年龄太大/太小（占比11.2%）、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占比10%）是导致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这表明个体之间存在显著性的“数字鸿沟”现象。（注：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自制图）因此，数字化信息贫困主要是由于网络服务不足的硬性条件和掌握信息技术、利用信息能力不足的软性条件所导致的。3.1.3信息贫困的原因。从上述传统型信息贫困和数字化信息贫困可以看出，导致信息贫困的原因具有一些共同因素，只是在不同的信息贫困类型中表现形式不一样。一般来说，人们有效获取信息时要面对从哪里找信息（信息源）、如何找到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如何解读和利用信息（解读利用能力）三个彼此相关又相互独立的问题。因此，文章根据这三个方面将信息贫困划分为信息源贫困、信息获取能力贫困和信息解读利用能力贫困。信息源贫困是指无法解决从哪里找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获取能力贫困指知道哪里找信息、但不知道如何找到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解读利用能力贫困是指知道哪里找信息和如何找到信息、但不知道如何解读和利用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源贫困是信息贫困中的绝对贫困情形，而信息获取能力贫困和信息解读能力贫困是信息贫困中相对贫困情形。具体见表2。3.2信息贫困与经济贫困存在耦合现象。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是否存在耦合现象呢？数据表明（见表3），互联网普及率、网民规模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正向相伴关系，即互联网普及率越高、网民规模越大，相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反之亦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区域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并不能反映出信息贫困导致了经济贫困。其实不然，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内部同样存在信息分化和“数字鸿沟”现象。经观察发现，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正向相伴关系，反之信息富有和经济富有之间存在相伴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图书和报刊资料较多、网络服务和智能手机等硬性条件较好的家庭，一般经济状况也较好。另一个佐证来自于月收入分层的网民群体介入互联网的参与程度及月收入水平的数据。数据显示：收入越高的群体，参与互联网程度越高，反之亦然（见表4）。但月收入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月收入水平增加，互联网参与程度增加，但到达一定收入水平之后，互联网参与程度在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平均到月收入是2353.3元。如果以表4中月收入2000元作为贫困分界线，月收入水平低于贫困分界线的网民群体占39.3%，而月收入水平高于贫困分界线的网民群体占60.8%。这进一步表明，信息贫困与经济贫困存在正向相伴性。上述内容表明，无论对区域、群体还是个体而言，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耦合现象。3.3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机制。信息贫困主要存在信息源贫困、获取能力贫困和解读利用能力贫困3种类型。那这3种信息贫困状态是如何传导到经济贫困状态，其传导机制是什么？阿玛蒂亚•森认为经济贫困本质上是能力不足。3.3.1从信息源贫困到经济贫困信息源贫困最直接的表现是信息资源缺乏，如图书、报纸、期刊、电视等传统媒介资源，公共图书馆以及互联网资源。这些信息资源缺乏限制了经济贫困者有效地启迪智慧、扩展视野、获取有效的市场信息和最新技术信息等，对处于贫困中的人们摆脱贫困形成难以突破的环境限制。这种信息源贫困导致因机会不足和保障能力不够所引致的经济贫困状态。笔者把这种因机会不足和保障能力不足所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3.3.2从获取能力贫困到经济贫困。获取能力贫困是指知道从哪里获取信息，如公共图书馆和互联网，但由于缺乏阅读、查找和检索能力而无法获得有效信息，这是信息贫困中一种相对贫困状态。这里信息贫困者由于受教育水平、信息查找和检索能力等因素限制，从而未能掌握某种信息获取技术导致缺乏信息优势。在信息就是资源和财富的时代，缺乏信息优势意味着经济竞争中缺乏优势，从而导致物质上的经济贫困。笔者把这种因技术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技术性经济贫困。3.3.3从解读利用能力贫困到知识性经济贫困。解读利用能力贫困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而导致信息贫困，如缺乏常识、管理类知识、文史类知识、经济类知识、社会和政治类知识以及技术类知识。对于这类信息贫困者而言，即使获取到了信息也无法利用这些信息摆脱经济贫困，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仍然无法将有效利用信息转换为经济效益。笔者把这种因知识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知识性经济贫困。需要说明的是，信息源贫困、获取能力贫困和解读利用能力贫困3种状态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叠加存在，意味着存在多重性信息贫困状态。因此，经济贫困状态也一样，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技术性经济贫困和知识性经济贫困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多重存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相互叠加状态，如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区域的贫困者；而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区域，单独性贫困状况更多。与此同时，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是双向度影响的。信息贫困会导致经济贫困，而经济贫困会反过来加深或固化信息贫困状态。

4传导机制对反贫困的政策启示

反贫困和减贫工作得从导致贫困的具体原因入手，针对不同致贫原因采取不同的反贫困方式。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机制表明因机会不足和保障能力不足及能力不足导致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呈现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技术性经济贫困和知识性经济贫困3种不同的经济贫困状态。因此，反贫困要针对三种不同贫困状态类型采取针对性的方式与路径。4.1反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的方式与路径。反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首要解决的是信息资源的匮乏。信息资源更多是一种公共服务，因此更多需要政府面向贫困地区和群体采取相应有效的反贫困措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如卫星电视普及、互联网普及、手机基站建设；增加公共图书馆和文化服务供给。已有研究表明公共图书馆用户的信息富裕程度优于其他群体，因此在农村地区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提升农民信息富裕程度，改善农民信息分化差异[22]。资源性经济贫困是叠加型贫困类型，因此除了需加大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资源供给外，还需要辅之以向经济贫困者提供适当的教育和培训，提高识字、阅读等文化素质和使用电脑、智能手机的能力，使贫困者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同时能够具备了解信息、获取信息的初步能力。4.2反技术性经济贫困的方式与路径。技术性经济贫困主要问题在于贫困者受教育水平低和信息查找与检索能力较弱，对此类贫困者的治理重点还是要放在对贫困者的教育、培训和信息素养能力培育方面。教育和文化技能是信息社会中劳动力的关键因素[15]，教育是阻断代际贫困的治本之策。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相对其他因素对农民信息分化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务工和经商等非农活动没有改善农民的信息富有程度[2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但针对人群更多偏向于在校学生，而对于社会人员，还是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途径。因此，政府可通过短期培训和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服务机构向社会人员提供定期性讲座的方式减少此类贫困。4.3反知识性经济贫困的方式与路径。知识性经济贫困者主要受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所限制，对此类贫困者的治理重点还是在于为贫困者提供更多的教育和专业性培训，同时增加对国家路线方针的政策性解读。如针对农民文化素质和辨别信息能力较低的情况，需要通过广泛宣传有关养殖、种植方面信息，增强农民的识假辨假和防骗能力[23]；加大农技推广的知识服务体系建设[24]；破除与信息时展相悖的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25]。此外，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帮助经济贫困者掌握更多常识、管理类知识、文史类知识、经济类知识、社会和政治类知识以及技术类知识等。

5结语

无论是传统媒介时代还是数字化时代，信息分化都导致了部分群体的信息贫困，事实证据表明信息贫困是经济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信息贫困存在信息源贫困、获取能力贫困和解读利用能力贫困3种类型，并通过不同的传导方式分别形成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技术性经济贫困和知识性经济贫困3种不同经济贫困类型。政策设计者应该摆脱传统的信息扶贫思路，即不再以计算机和手机等数字化设备、网络接入服务（如宽带）、网络技能等物质投入为核心或唯一的努力方向[26]。针对不同经济贫困类型需要采取不同的反贫困方式。解决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图书馆建设和增加文化服务供给。教育和培训对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技术性经济贫困和知识性经济贫困而言都是有效方式与路径，但教育和培训的要求和层次水平却并非一致，侧重点也不一样。反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更多侧重于通过教育提高识字和阅读能力、掌握获取信息的能力、理解和掌握基本常识。反技术性经济贫困更多集中于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掌握信息技术、信息查找和检索等信息素养能力。反知识性经济贫困更多集中于通过教育和培训掌握专业性知识和政策性解读。

作者:钟惟东 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