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经济影响笔谈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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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眼疫情全局，理性判断趋势

董志勇教授指出，如何应对疫情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已超出单一学科领域，是经济学、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做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趋势将维持不变的基本判断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本次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冲击。疫情防控属于全局战，只有政府、企业和全体人民同心协力，中国经济才能转危为安。作为经济学人，应能通观全局，理性客观地去记录、反思和做出警示。董志勇教授认为，疫情期间，“看得见的手”发挥到极致情有可原，因为行政力量简单有力，应对突发事件最为直接有效。然而，政府要审慎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坚持将政策重心置于结构调整而非总量控制。政策时滞是“逆经济风向行事”的最大风险，如果仅注重短期成效，出台强刺激政策，或许会增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难度。基于特殊时期、特殊条件，政府应着眼于结构性调整政策，利用特定政策手段，针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予以扶持，如：倡导发行专项债或专项建设国债；大力减免甚至减除小微企业的税收。鉴于疫情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压力和带来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一系列逆周期调节和量化宽松措施，以对冲疫情的影响，这一举动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应谨防对金融、资本市场的过度干预。因为疫情是典型的外生冲击，该期间因“过度反应”发生的“超调”，可能也是理性的反应。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经济活动也会慢慢回归“正常”，资本市场所受冲击亦可同步减小。同时，除了对内政策调整外，政府还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强资本流通，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开放，着力破除行政性垄断，积极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放宽基础产业准入条件，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恢复经济的正常秩序。董志勇教授表示，此次疫情的传播会对经济的各个层面带来潜在的影响，包括贸易减少、供应短缺、财务收紧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肯定会首当其冲。如何直面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他认为，对中国企业而言，要勇于“做减法”，确保企业核心团队的正常运作；同时，有条件的生产企业要与政府、供应商、员工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克时艰。经过这次肺炎疫情，企业家应静心思索企业长期发展，加快自我转型和革新。创新、品牌维护和应对不确定性是企业家的三大任务，中国企业能否将疫情引发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契机，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家的敏锐观察和精准判断。民众则应对民营企业抱有信心，要认识到民营企业的充分参与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则应不断推动改革，完善市场机制，给企业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相信危机后的中国企业一定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

二、回顾历史事件，评估疫情风险

孙祁祥教授回顾21世纪以来集中爆发的各类风险事件，指出了“新型传染病”更高的风险性和危害性。她认为，人类面临的风险日益多样，挑战逐步升级，其中“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因其直观的威胁和危害尤甚，引起各国极高的警惕。然而，“新型传染病”因自身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危害较“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更为深远。高危传染病毒源于病原体生物，经由人类活动传播，这种具有“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的风险发生机理，产生了更多不确定性和未知因素。从风险应对视角分析，人类应对“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而抗击传染病毒则是人类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人类之间的博弈。特别是新型传染病所具有的三个超强的叠加效应——客观的疾病威胁与主观的恐慌情绪叠加、即期的生命健康影响与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叠加、本土经济受损与全球经济受挫叠加，导致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风险，防范难度更高，危害性更大。她表示，面对新型传染病这样的高风险事件，人类应谨防疫情可能引发的“扭曲思维”：首先，不能因“举国体制”的优势而改变市场化改革方向；其次，不能因“国有制”的优势而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阻碍混合所有制改革；再次，“问责机制”应以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标准，而非以结果为导向，避免“宁左勿右”、“层层加码”的出现；最后，“紧急防控”不可违背公民社会的法制要求，防止极端防治行为所造成的对公民权利的践踏，杜绝“矫枉过正”。在全面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应尽快补齐各种漏洞，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提升公民公共卫生意识、人文健康素养，形成多元化的传染病风险应对机制，提高国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的能力。张辉教授比较了本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疫情，发现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并以SARS疫情为参照系，评估了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可能影响。第一，从产业结构分析，2019年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于2003年21.6个百分点，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优势产业。第二，从全球分工水平来看，2003年中国初入世贸组织，全球分工参与程度极为有限，随着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分工体系，并且正发挥着联结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桥梁枢纽作用。第三，从爆发和持续时间来看，SARS是2003年3—4月间爆发，对生产造成的实质性影响相对较小；而本次肺炎在春节爆发，许多企业员工回乡探亲无法按期返回，打乱了企业生产部署，引发不同程度的延工。苏剑教授认为，当前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与2003年SARS对经济的影响有相似之处，但国际格局和经济形势与2003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疫情风险不容小觑。首先，经济发展阶段不同，2003年中国刚从低收入国家晋升到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目前中国已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并且2003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尚未完善，众多投资机会潜藏，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良好的投资机会大幅缩减。其次，国际环境不同，2003年中国是“世界工厂”，工业品远销发达经济体，而目前中国与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已由互补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疫情或可延长中美贸易战周期。其三，债务环境不同，目前中国企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难以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疫情过后的投资。其四，疫情特性不同，相比于SARS，肺炎传播速度快，引发中国大部分城市处于隔离状态，制约了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

三、定位供给与需求，精准把握疫情冲击

针对疫情引发的经济影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学者们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探讨了可能遇到的经济困难。（一）供给侧视角。张亚光副教授提出，根据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调查数据，疫情期间企业面临员工复工率低、企业运营成本高企、租金税费压力大、营业收入减少、订单预期减少等问题，其中将“企业运营成本高企”作为自身发展面临主要问题的企业占总数的74%。张亚光认为，疫情会从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个方面提升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显性成本具体包括：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由于中小企业短期“合同制”员工比例较高，人员不稳定性和流动性较高，疫情导致企业复工率下滑）；企业的应收账款成本、订单成本（原有订单延迟和取消提高了生产企业的资金周转难度）；企业的库存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由于物资、人员流动受限，企业预订的原材料难以运送，销售计划难以实现，为保证复工复产顺利，企业必须建立更多渠道获取原材料和销售产品，从而提升了企业运营成本）。隐性成本具体包括：延迟复工引起的竞争成本（中美贸易谈判结果不明朗、国际收支大幅波动、外汇储备收缩可能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较大压力，对中小企业出口构成威胁）；疫情防控形成的管理成本（受政府要求，企业必须开展疫情防控措施，期间产生的大部分物质与人员成本需由企业自身消化）；社会恐慌导致的延迟成本（基于疫情恐慌，居民可能继续减少经济活动热情，使得库存、原材料、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延迟）。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本质是强化资源约束，由于目标函数无法改变和短期资源难以增长，企业唯有通过机制创新、模式创新才能实现自力更生。韩晗助理教授认为，疫情对企业的负向冲击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这一时期各地以抗击疫情为主，国内产业链的总体布局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二，工人返城受防疫措施影响，导致企业开工不足；第三，物流速度变慢阻碍原材料运送。上述三点应着力解决。他还认为对那些与控制疫情发展直接相关的生产企业，各地政府应该给以特别的支持，要尽量保证防护服、口罩等生产企业的工人顺利返工和原材料运输通畅。王桂军博士后着重探讨了疫情在中国爆发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的枢纽位置，疫情对中国产能恢复的影响极有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全球价值链生产受阻：一方面，由于“中国制造”的短暂“休克”，“上环流”发达国家的高端中间品可能会出现非常态化的过剩现象；另一方面，中国产能不足则直接减弱中国出口能力，这会进一步导致对中国产品依赖程度高的“下环流”国家的生产停滞。（二）需求侧视角。章政教授认为，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社会总需求已由以往的出口导向（外需）转化为投资拉动，而现在则成为消费驱动（内需）模式，如果疫情恢复过程中无法提升居民个人消费的实际占比，加快消费者心态调整，在长期悲观情绪和封闭隔离的作用下，居民对市场恢复信心不足，个人消费的比重有可能不升反降，从而可能引发“明升暗降”的结构性收缩。刘新立副教授认为，肺炎爆发会对中国保险业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寿险行业首当其冲。短期来看，严格的人员流动以及社区防控措施导致寿险业人入户拜访陷入停顿，而个人渠道保费是寿险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其贡献比重由2016年的36%提升至2018年的60%，因此，由于引发的人际交流恐慌，人拜访及展业的停顿可能是寿险业发展短期面临的最大障碍。长期来看，由于肺炎传播快、感染人数多，与疫情相关的索赔费用可能给保险公司带来系统性负担。至于未来医疗费用和保险赔付数额最终多少，目前来看仍具有不确定性，考虑到肺炎的死亡率相对较低，最终人寿和医疗索赔的冲击也可能是较为温和的。此外，她还表示，疫情对财险业也将产生较大冲击，主要体现在：旅游业受疫情影响，大量取消了原有的旅行计划，导致保险索赔大幅上升；疫情无法短期消除还将引发其他责任保险的索赔率增加和业务中断；经济增长放缓很可能还会提高信用担保保险合同的索赔率；疫情爆发抑制了2020年初汽车销售，使得汽车保险增长前景更加不乐观。

四、审视国内经济基础，坚定长期向好判断不变

张辉教授认为，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短期的下滑压力，但也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疫情的发展引发社会劳动力的再分配，加快产业新陈代谢速度，将生产要素从传统工业向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的新兴产业转移，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张辉教授表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够有效抵御现阶段疫情引发的短期波动。作为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功能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西方经济体系相比，具有更强的灵活性，能够快速、有效地调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较好地抵御各类风险。只要中国能够在第一季度遏制肺炎的蔓延，安全抵御疫情冲击就能够顺利实现，中国长期向好发展的态势就不会动摇。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在16个制造业门类中的12个构建了世界上“最长的”价值链。截至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28%，是德国、日本、美国的总和，年均生铁、原煤产量是相同人均GDP水平下美国、日本的十几倍，电子产品产值也是同期美国、日本的三倍以上，已形成雄厚的工业基础及工业资源储备，完全具备支持疫情过后经济恢复的能力，保障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能够克服防控物资短缺困难，保障经济增长动力。虽然肺炎疫情引发医用防护服、N95口罩等物资供需矛盾，但随着化工、纺织服装企业的相继复工复产，中国坚实的制造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医疗物资生产加快，供需不平衡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制造能力的释放将进一步完善中国风险应急体系，维系中国经济前进步伐。张辉教授提出，中国卓越的贸易优势能够维系出口地位。2015—2018年，中国年均RCA大于1的产品超过100种，RCA指数全球排名前20的产品为14个，中国已初步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出口贸易优势较为凸显，疫情导致的国际贸易动荡并不足以影响中国出口的全球地位。同时，中国不断增加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及资本投资，已成为25个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并累计直接投资1727.7亿美元。因此，中国与“一134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良好，不会因疫情而受到实质性影响。张辉教授强调，中国庞大的消费内需足以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不竭动力。尽管疫情防控减少了人员集聚，大幅缩减服务消费规模，然而，由于经济一直稳步发展，2018年中国个人消费支出为51735.37亿美元，是同发展阶段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三倍多，并且年均增长率为6.62%，远高于同等人均GDP阶段的美国和英国，因而，中国庞大、充裕的内需市场能够抵消疫情带来的生产性服务消费下滑、旅游业国际市场受挫等困境，并巩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五、辩证忖量疫情，待时而识机遇

周建波教授认为，疫情危机背景下存在着“创造性破坏”，这是经济发展的潜在机遇，比如，中小企业在疫情的生存威胁下将面临调结构、降成本、增效益、促升级的新机遇；IP化、线上化、自动化行业在疫情爆发中异军突起；企业创新动力提高；等等。从中长期来看，新时期持续推进的新型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建设都将为中国长期经济稳定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刘新立副教授认为，肺炎是一次典型的风险事件，其对保险行业发展来说则是挑战中孕育着机遇，主要体现于：第一，疫情于春节假期爆发，公众对自媒体及网络上相关信息的关注提升，客观上使得保险展业的用户黏性更高，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重视，公众不仅会搜寻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也会提高对保险产品的热情，从而推动线上保险的销售，加快寿险业的发展；第二，疫情爆发后，大部分保险公司都及时为一线医护人员及其家属捐赠了专属保险保障，并且宣布取消相关产品的各项限制，自行将肺炎纳入保障范畴，简化理赔手续，同时，部分保险公司还将已有保险的承保领域进一步扩大，向公司老客户免费赠送因肺炎引发的身故和伤残保障等等，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其社会责任，促进了公众对保险的深入了解；第三，与本次疫情显著激励在线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相同，面对面沟通障碍敦促保险企业加快远程分销业务的开发与推广，而大数据、5G等信息技术的革新为这一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助力传统保险分销的变革进程；第四，由于疫情对零售、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产生直接冲击，很多相关行业也受到间接影响，因而产生对业务中断险等保险产品的需求，促使相关财险公司提高承保定价技术和专业知识。闫雨博士后表示，基于康德拉捷夫斯基长波理论、乔治•莫德尔斯基周期理论，每次经济危机的低谷都蕴含着下一个崛起契机。他认为，本次疫情防控是对智能化指挥系统的一次实践检验，为信息化管理的可操作性、协调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疫情过后，城市应急系统、智慧城市等建设必将提速，为中国新兴产业提供了跨越式发展和弯道超车的机遇；同时，疫情爆发推动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阶段，而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生态化有望更加清晰。

六、补短板堵漏洞，化危机为转机

为更好、更快地恢复经济增长常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者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对外开放、城市治理、风险管理、企业发展潜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八个方面建言献策。（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袁诚副教授表示，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但仍可从财政杠杆和政府采购两方面为中小企业解困纾难。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减税、贴息，激励金融机构为有资金需求的受困企业筹集资金，发放贷款，提供金融服务，而资金的筹集可通过设计并销售含有公益性质的理财产品来实施。理财产品的公益性体现于由金融机构与政府共同承担主要的本金风险，个人或家庭则损失部分利息收益，将闲置资金用于定向扶持受困企业。另一方面，加大对抗疫所需服务和产品的政府采购范围和力度，能够一定程度上支持受损最为严重的服务行业、生产企业及其相关从业人员，并利用具有前瞻性的政府采购清单向市场释放需求信号，从而产生稳定市场的积极作用。许云霄副教授表示，通过债券的“早发行、早使用”，地方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但在短期内让地方政府迅速新增一批具备一定收益、风险可控、符合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能够充分拉动投资的高质量项目具有较大的难度，匆忙立项可能会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因此，建议加大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项目质量的把控力度，重点做好项目的前期准备和评估，提高审批程序效率，并探索构建地方债务风险管控长效机制，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累积。（二）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苏剑教授认为，应对疫情冲击，政府应充实流动性，采取较大幅度降息，然后根据后续经济形势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并且进一步放松对直接融资的限制和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放松对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的限制。（三）构建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秦雪征教授表示，肺炎的迅速蔓延是对中国人群健康素养的一次考验，也对中国在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健康信息、健康教育投资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首先，中国应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机构在社区中传播健康信息的作用，在疫情爆发时扮演好分级诊疗系统“守门人”的角色；其次，中国需加强公共卫生系统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合作，统筹各类资源，提高突发事件后的社会应变管理能力，尤其是政策协调和信息的能力，从根源上给予民众信心，切实保证民众的生活质量；最后，中国还应加强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和信息干预，加大对其的健康知识宣传力度，开展易接受、多样化的科普教育，提高他们的健康素养水平和应对风险能力，并且加强与他们的沟通联系，以降低这类人群的感染风险。（四）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张辉教授认为，为减轻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政府应分类分级健全关键物资储备体系，扩充必要储备效能，将应急医用物资纳入城市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分区域布局，登记备案一批战“疫”生产厂商，采用“战时”产能和常态产能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滚动补充、定期更新和轮替，保障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人民群众可以获得必要的安全物资供给。金田林博士后表示，应着力增加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加快建设“韧性”城市步伐，提升城市智能性，充分利用手机信令、社交软件签到、APP位置等大数据资源，优化城市重大问题的自我感知和风险预判能力，完善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将更多政策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下沉到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探索都市圈城市群应对突发事件的协调机制，“以点带面”保障区域和国家安全。（五）扩大对外开放。张辉教授认为，在应对肺炎引发的经济冲击时，中国应充分发挥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资源优势，通过网上洽谈、视频会议、在线签约等方式，支持境内制造业企业与境外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区、产业集聚区加强供应、用工等跨区域对接，用好用足东道国关税减免、投资促进等优惠政策，缓解疫情期间企业用工、配套困难，并加强与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等中介组织合作，开展多样化的生产合作活动，将国内部分产能转移境外，同时，积极与周边相邻国家沟通协调，尽快接通肺炎导致的贸易封闭，激发出口企业生产活力。此外，利用5G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建立健全全球产业链应急机制，强化对全球化产业链的运行监测、风险预警、应对指引和服务保障，及时发现、协调企业零部件供应、原料运输、用工不足等问题。（六）注重风险管理。郑伟教授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抗击自然灾害方面的经验，但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却明显准备不充分。他认为，关于疫情风险，风险控制措施应当为“减损”与“防损”并重（比如早治疗、早隔离），并坚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根据疫情发展的阶段和形势，分区分级采取差异化的风险管理措施，尽可能降低每类地区的风险成本，从而使风险总成本最小化，增强企业和社会的复原力，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七）激发企业发展潜能。张辉教授认为，在应对病毒过程中，中小企业应重点对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5G、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新兴基础设施建设”，从虚拟运营、智能服务、互动体验、内容创新等方面，加强线上线下业务融合，降低运营风险和管理成本，并争取上下游企业和金融公司的支持，加快生产恢复和提高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跨越。周建波教授认为，企业面对疫情时，应立足市场，主动求变，自发积极开展“降成本”工作，提前做好复工后防疫工作的部署，重视企业内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内部挖掘的同时瞄准转型新可能，必要时寻求企业间战略合作，激活企业的发展活力与潜力。（八）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张辉教授表示，由于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油价下跌，美股熔断，全球贸易萎缩，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他认为，中国政策重心应逐步从目前的复工复产向应对外部冲击转变，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抗疫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挑战。应充分发挥中国作为基础医疗设备和药品、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全球生产基地优势，引导国内具备转型能力及条件的企业参与医疗物资生产，并积极与全球疫情重灾国家沟通，呼吁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搭建对口包销的医疗物资产销合作平台，为全球防疫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援助，遏制疫情发展态势，缩短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周期，缓解全球供应链、资金链的“休克停摆”。同时，由于部分国家出现生活必需品抢购囤货现象，中国应鼓励民间商（协）会帮助中小企业与大型跨国批发零售企业建立贸易合作关系，拓展出口业务，既减低需求冲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增强各国应对危机的信心，又加快国内经济恢复步伐，为疫情过后中小企业“走出去”奠定基础。

作者:姜峰 闫强明 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