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农民增收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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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荆门土地流转的现状分析

荆门市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底，全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79．5万亩，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129．5万亩(农民合作社流转44．5万亩，龙头企业流转25．4万亩，专业大户流转50．3万亩，家庭农场流转9．3万亩)，占全市流转土地面积的72%，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11．6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35%。对于经营的效益，据荆门市农业部门的统计，2016年，近2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盈利的约占31．5%，保本的约占60%，亏损的约占8．5%。其中，种植类亏损的在5．8%以上。为了了解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课题组选择了龙头企业2家(钟祥彭墩集团、京山国宝桥米公司)、资本下乡企业2家(东宝区某竹柳种植公司、掇刀区某蓝莓种植公司)、农民合作社3家(钟祥某红豆杉合作社、京山某水稻合作社、沙洋某花卉合作社联合社)、家庭农场2家(京山某水稻家庭农场、沙洋某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整村流转的村1个共10个样本进行分析。从10个土地流转的样本分析来看，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流转的趋势明显，而且面积大，流转面积达1000亩以上的有6家，500亩以上的有4家;二是流转时限长，流转年限最少的15年，最高的达到40年;三是经营效益差异明显，10个样本中，6家盈利，1家保本，3家亏损。盈利的一般都制定了农业发展规划，注重现代种养技术的运用及科学管理等;亏损的，一般都是不懂农业管理，或经营传统种植业，或政策扶持不力等。

二、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的渠道多元化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对统计指标的解释，农民收入可以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是指农户通过从事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服务业的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农民土地租金或资产入股分红的收入，转移性收入是指国家或社会给予农民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等。由于农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大体相当，且与土地流转无关，因此，本文仅探讨另三类农民的增收问题。(一)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流转，促进了集约化经营，有助于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后，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盈利能力大幅增强，辐射带动作用大大提高，从而促进农民增收，既提高了土地转出方农民的收入，也辐射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增收。如钟祥市彭墩集团吸纳周边2．8万亩土地入股，通过统一经营、股权分红，大幅增加农民的收益。2016年派发给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红利超过1200万元，户平均增收2000元。该村农民付万科以30亩耕地入股分红13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从2006年不足4700元增加到2016年的3万元。再如钟祥某红豆杉合作社，流转土地10200亩，并调整产业结构，将一般水稻改种绿色有机大米，将原来的杂木山林改种泡桐树，套种红豆杉，由合作社给152户入社农户提供树苗，农户利用荒山、荒坡分户种植，合作社集中收购，农户既有经营的收入，也有在合作社务工的收入，还有分红收入，户年平均增收13万元，而合作社总收入达到1900多万元。正如有学者所说，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能够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优化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3］。(二)土地流转激活土地资源，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荆门市统计数据显示，土地流转以来，农民通过获取租金或分红，将土地承包权这种无形的财产转变成了有形的财产性收入，2014年至2016年间，全市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1．1倍，年均递增44．3%。课题组调研的10个土地流转样本，分别采取出租、互换，转包、转让和股份合作等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其中，京山某水稻种植家庭农场、沙洋某种养结合家庭农场采取直接转包方式，按年亩产稻谷600～800斤计算，以国家指导收购价上浮8%结算;京山国宝桥米公司采取入股方式，先由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入股后，由公司统一经营管理;钟祥某红豆杉合作社采取租赁方式，分别按照每年每亩850元的价格租赁;沙洋某花卉合作社联合社采取的是多种方式组合，分为一次性流转、入股分红、每年现金支付三种方式，农民收入多元化。(三)土地流转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农民工资性收入2013年，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郭明亮，李瑶(2011)以雅安市雨城区农村地区为例，研究了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土地流转后，农民收入方式不再依赖于土地，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4］。根据荆门市统计数据和10个样本的调研来看，农民收入呈现多样化态势。一方面，农民作为土地流转的流出方，通过土地流转，工资性收入得到增加。因为土地流转形成了规模经营，产业辐射和带动效应增强，产业链条拉长，农民务工机会增多，不少农民到规模经营方打工，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从而增加工资性收入。2014至2016年，全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年均递增24．8%，比2011至2013年间递增提高5．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土地流转加速推进，释放了部分劳动力，赴省外、市外务工人数显著增加，农民逐步向产业工人转变，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2012至2014年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2．3倍。京山县某村实施整村土地流转，给企业种植优质水稻后，外出务工的人数明显增加，每年户均务工收入3～4万元，全村人均增收2000余元。沙洋县某花卉苗木合作社联合社，社员100余户，苗木种植面积达2．6万亩，带动周边5万人直接从事花卉苗木种植及相关产业，辐射拉动40余万亩花卉苗木基地的生产、销售，苗木每亩增收1万元以上，带动7000余人就业，年收入达到2．5万元。

三、土地流转困境制约农民增收

土地流转推动了规模化经营，而规模化经营往往伴随着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现代化经营，有助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推动农民增收。但由于土地流转环节不畅、规模经营主体经营不善、政策扶持不力等因素，提高了农业经营成本，降低了农业经营效益，从而影响农民增收。(一)农民对土地流转有顾虑，影响土地的连片流转，制约了农民增收由于土地流转政策宣传不到位，部分农民对土地流转仍存顾虑。据调查，农民的顾虑主要表现为:对土地流转的政策缺乏了解，对承包权和经营权的认识不清;对流转合同到期后自己是否还能保留承包权有顾虑，担心土地流转的后续生活没有保障;怕土地流转租金难以兑现，土地复耕没有赔付机制;将土地作为非农就业的退路，恋土情结严重，担心土地流转后外出务工受阻时返乡又无田可种等。因此，部分农民宁可粗放经营甚至撂荒也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在种植大户规划连片种植时，往往因为一户或几户农民不愿意流转而无法连片经营，导致出现较多的“插花田”，影响土地整体耕作效能的提高，影响了农民增收。钟祥某红豆杉合作社和沙洋某花卉苗木联合社，252户中有78户未参与土地流转，靠农业和零工收入一年只有3万多元，比参与流转的农户少2～3万元。(二)土地流转不规范，存在纠纷风险，影响农民增收土地流转是一种市场行为，但现行政策法律体系中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和约束机制，土地流转双方违约的代价十分轻微，这就使得土地规模流转的风险居高不下［5］。土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调研显示，易出现无书面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流转未报备案、土地互换期限约定不明、因经济利益驱动而毁约等四类案例，导致法律纠纷的风险较高，一旦流转方经营亏损并违约，农民的利益无法保障。例如，东宝区某村流转了1400余亩土地给某竹柳公司，因效益不佳资金链断裂导致老板跑路，农民仅得到当年务工的收入，相关土地流转费计200万元没有兑现，却因前期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法律诉讼举步维艰。同样，一些农民契约意识不足，在土地流转收益低于预期而业主经营效益较好时，会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擅自违约。既不利于经营主体稳定生产经营，也不利于农民实现持续增收。(三)扶持措施不到位，导致土地流转后经营成本高，影响农民增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当前政府主导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符合规模经营主体要求，土地整理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土地整治标准不高，整治后平整度不适应大规模机械作业要求，这一点以水稻种植最为明显，土地流转后，必须对土地复整。另一方面，土地整治规划设计千篇一律，整治后的路网、水系等建设与土地流转项目的生产需求不一致，需要重新规划，提高了经营成本，影响了农民的增收。据对10个土地流转样本的调查，经营主体由于前期土地流转租金、基础设施改造以及农业生产方面的投入都很大，而融资又十分困难，不仅影响了农业高新技术的使用和农业效益，也限制了农民增收。京山县某合作社流转土地8500亩用于精品农业生产，该项目获得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470万元，目前仅到账200万元，还有270万元未到位，影响了后续项目建设，导致合作社亏损，无法支付农民的土地流转费，农民也无法获得务工收入。(四)土地流转后不善经营，影响农民增收调研数据显示:有的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产品销路不畅;有的不愿意用农业新技术，仍然用传统技术生产传统产品，导致经营状况不佳，影响农民增收;有的大规模流转耕地后，迟迟不兑现农民的土地租金;有的为了确保耕地的产出，应对干旱，水田改旱田种植经济作物，出现了“非粮化”趋势;还有的项目论证不足，匆忙上马，导致亏损。如掇刀区某村流转土地3100亩给某企业种植蓝莓，因前期未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后来才发现该土壤不适宜种植蓝莓，销量惨淡，经营方被迫将85%的土地返租给农户，由于经营方进行了土地整治，毁掉了田埂，小田变大田，水田变旱田，农户难以返种水稻问题，损失较大，加上企业经营不善，仅兑现一半的土地租金，造成农民大幅减收。

四、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的几点思考

(一)合理控制土地流转规模和价格，防范经营风险现代农业需要集中土地进行规模经营，但规模经营并非越大越好。规模越大意味着经营的风险越大，要突出适度规模的原则，根据经营能力的强弱，确定其流转经营面积，确保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利益最大化，防范风险。切不可贪大求快、急于求成，强转强推。要规范土地流转价格，合理引导土地流转价格，不能只顾短期利益而抬高流转价格。探索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指导价格制度，对流转土地的质量等级、流转价格和价值进行全面评估，既可防止租金“水涨船高”流转经营方无法承受，又可防范因粮价波动使得农民吃亏。(二)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和纠纷调解机制，强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保障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耕种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等问题，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为土地流转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健全以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承包和流转纠纷解决机制，妥善解决土地流转纠纷，切实维护土地所有者、承包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探索设立土地流转风险基金，实行流转主体出资、政府统一管理，并通过基金入股土地流转项目获取收益，不断充实风险基金，确保农民利益不因灾害、市场变化而受到损失。对工商资本大规模租赁农村土地对农业生产、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和监管，既要防止“非农化”“非粮化”，也要防止因经营不善给农民带来的危害。(三)建立土地流转的保障机制，消除农户的心理顾虑农民不愿意流转土地，根本原因是缺乏社会保障，如老年人因为没有社会养老保险而将土地作为养老的保障，而年轻一些的农民因为没有外出务工的技能，不敢轻易流转土地而外出务工。因此，加大对转出土地方农民的技能培训力度，实施就业技能培训强化。通过整合“阳光工程”、劳务扶贫等培训资源，探索订单培训与定向输出方式，保证农村劳动力向外输出，稳定就业，不仅能够化解农民的顾虑而流转土地，而且也能通过培训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务品牌，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对于当前农村社保低且不可能全覆盖的情况下，尽可能通过土地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形式，消除老年人的顾虑，保证其权益。同时，加大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成员、家庭农场经营管理人员、农产品经纪人的培训，提高其经营能力和经营效益，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流转的收益。(四)加大土地流转的政策扶持力度，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完善项目推进机制，将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水利工程等项目资金与土地流转捆绑使用，或向大规模土地流转项目倾斜，帮助流转受让方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降低规模经营成本。出台扶持措施，鼓励土地转入方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下，用工业化的理念经营农业，运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最大限度地压缩生产经营成本，如通过集中采购压减农资价格、机械化作业提高劳动效率等，让土地经营者取得良好的收益，持续稳定经营，把土地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如钟祥某红豆杉合作社、沙洋某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等通过发展经济作物、设施农业、混合种养，已经实现了“万元田”目标，农民收入大幅增长。

作者:丁建军 单位:荆楚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姚洋．非农就业结构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J］．中国农村观察，1999(2):16－21．

［2］胡红斌．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的关系［J］．商业经济，2014(18):26－28．

［3］邓霞，罗翔．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实证分析———以四川省遂宁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为例［J］．农村经济，2006(8):31－33．

［4］郭明亮，李瑶．关于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以雅安市雨城区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1(9):72－74．

［5］王辉，杨朝现，信桂新．钟山:探索以地增收新途径［J］．中国土地，2016(3):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