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两地创新转型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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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浙创新转型差异因素影响

区域创新和经济转型的因素复杂，既与自然经济基础有关，又与社会因素紧密相连。造成苏浙创新转型差异，主要与两省的经济基础、政府引导、创新平台、R&D投入、人才资源等有关。此外，企业行为、市场、金融等要素也影响到区域的创新转型。

（一）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的乡镇企业和浙江的民营企业快速崛起，培养了具有地域标识的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区域发展路径，为两省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两种模式都建立在工业经济载体之上。江苏原有的集体经济实力雄厚，工业企业规模较大；而浙江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发展主要依托民间力量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来看，浙江企业数量明显多于江苏，但规模较小，总产值仅为江苏的50%左右；从大型企业数量来看，江苏远多于浙江，且单个企业产值较高，平均产值接近浙江的2倍。可以看出，江苏以规模大型工业为主，浙江则是规模中小企业为主，规模企业实力江苏优于浙江。此外，外资在两省工业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相差较大，江苏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近40%，是我国引进外资最多的省份，而浙江外资工业产值仅为总产值的10%左右。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资金缺乏、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来说，投入创新和转型发展的资金非常有限，而大企业则可以利用规模优势，投入资金进行研发。在我国研发投资主体依托企业的背景下，企业实力是推动创新转型的最重要的动力。因而，规模工业实力差异决定了企业研发投资的差异，决定了创新能力的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浙江中小企业面临困境更为明显，也体现出经济基础的影响。

（二）政府引导从2000年到2010年底，为引导区域研发创新，江苏省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出台政策多达110项。既有省域层面的宏观指导政策，又有微观层面的资金扶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中介平台建设政策和人才政策等。此外，宏观政策得到了地市积极响应，执行高效。如无锡等市实施的“一把手抓科技创新”政策，昆山把科技创新指标纳入各部门和区县党政班子政绩的考核体系等；各级政府通力合作、齐头并进，共同推进区域创新和转型发展。与江苏相比，浙江省政府主要是着力完善市场功能，帮扶企业发展。同时，为推进转型，浙江政府也出台了系列政策，并根据浙江企业特点，制定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金融、税收、管理等政策。但是浙江99%的企业属于“散、小、活”的中小民营企业，政府的驱动对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由于缺乏创新，危机之后中小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可以看出，政府在引导区域转型方面，江苏政策的系统性和执行力均取得显著成果，使得区域创新转型能够在政府的科学引导下有序发展。由于浙江经济发展主要依托民间力量，政府主要以看不见的手在辅助区域发展，导致政策在转型早期引导性不强，执行力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江苏的顶层设计对区域转型发展有一定优势。

（三）创新平台创新是转型的动力，创新平台构建可以形成协同发展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江苏通过建立企业院士工作站、“产学研联盟”、“校企联盟”等协同创新平台，实现高端智力团队服务于企业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增强企业的技术水平（赵敏等，2012）。截至2010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研发机构6300个，从事科技活动人员68万人；两院院士87人，人数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本土大中型工业企业建有研发机构比例达70%（张晓峰等，2012）。同时，江苏企业与国内950多家高校院所建立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建设省级以上产学研合作载体1000多个，“校企联盟”5000多个，通过技术和智力输入，帮助企业改进技术，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为推进技术创新，浙江也采取了多种途径。2003年提出“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的战略，目前已引进和共建530家各类创新载体，总投资达到61.29亿元。2004年开始在企业和地市建立院士工作站，推动院士专家及其研发团队与企业开展实质性合作。截至2011年底，浙江已建站164家，其中省级站26家，共引进院士144名，其中省外院士128名，外籍院士2名。此外，还通过校企合作等途径，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由于企业规模等差异，导致江苏创新平台利用绩效优于浙江。江苏创新平台能够有效凝聚政产学研，形成互利合作和协同创新格局；而浙江的中小企业，在资金、市场环境、企业家行为等因素影响下，创新平台的综合效益并未得到全面激发。

（四）R&D经费投入无论是总规模、人均支出还是占GDP的比重，江苏投入均高于浙江。高投入带来高产出，推进了江苏科技创新，加速了区域发展转型，使得江苏省在工业转型、企业创新等具有优势。同时，研发资金来源中，规模企业投入多，对江苏来说，规模企业优势则有效保障了研发投入的增长。

（五）人力资源与科研产出人力资源和科研产出也影响到两省的创新转型。从规模上看，江苏常住人口达到7898.8万人，比浙江多2435.8万人。从质量上看，江苏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一直低于江苏。此外，江苏大中型企业和高校从事研发人员的规模也多于浙江，使得企业和高校的科研产出明显高于浙江。通过2001年到2011年的两省申请受理的发明专利数量来看，2005年之前，两省之间差距较小，2006年之后，江苏发明专利的受理数量呈现快速增长，2011年底江苏发明的申请专利受理数是浙江的3.4倍。因此，江苏的创新转型的软环境要明显优于浙江。

二、苏浙转型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江苏与浙江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上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产生这种结果，既与政府的驱动有关，又与区域的整体经济社会背景等紧密相连。

（一）政府在转型发展中作用重大江苏主要运用“扶持之手”和“看不见的手”积极推动经济转型，而浙江则更多是采用“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职能促动经济转型。从经济转型结果来看，江苏取得的效果更加明显，充分反映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体制机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运行等不够完善，政府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现阶段我国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技术成果应用的公共性，政府财政投入也非常重要。然而，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经济自由化”到“去政府化”的过程，从长远发展来看，政府必须放弃经济干预，以“看不见的手”服务经济发展，激发市场的生机和活力。

（二）市场因素决定转型主体合作关系在经济转型发展中，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主体，即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和科研机构等参与模式。在不同主体参加转型过程中，利益共享是驱动合作的重要动力，尤以企业和科研机构等表现明显。两省的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之间平台基本相似，如院士工作站、产学研联盟等。从分析可以看出，许多措施浙江走在江苏前面，但企业的赢利模式决定了企业选择，浙江的中小民营企业更加注重当下利益，参与转型的热情不高，致使科研机构等中介组织参与转型缓慢；而江苏大型企业居多，更加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企业与科研机构等合作转型，效果更好。因而，在各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中，江苏的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在驱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效果比较好。

（三）企业规模对转型升级影响深远规模经济对转型的优势明显，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而江苏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主，在创新转型中江苏省优势更为明显；这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相一致，大企业要比中小企业更具有创新能力，企业做大了才更有利于创新（Schumpeter，193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浙江的民营企业倒闭较多，主要因素是企业的产品市场、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企业命运，在没有技术创新和资本支撑下，倒闭是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在人才和资本限制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难度更大，政府“无形之手”和“扶持之手”的综合实施将对区域经济转型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危机之后，必须给予中小企业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扶持。

（四）企业内外科研机构对区域发展转型的贡献差异巨大目前，从两省的数据来看，企业的转型升级主要依托企业自身的研发创新，而企业外部科研机构的创新支持相对较小，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的研究经费投入远大于专利转化的合同金额，凸显外部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要提升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率，必须发挥市场优选机制，形成良好的产学研机制和平台，促使外部科研机构与企业的深度融合，这既是驱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又是当前和未来必须突破的重要难题。

作者：何小勤谷人旭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