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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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是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体现在初次分配中，还体现在再次分配中。由于要素间收入差距的提高会显著恶化人际收入分配格局（DaudeyandGarcia-Penalosa，2007），所以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李稻葵等，2009）。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和资本要素分配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学者们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劳动收入份额上。罗长远等（2009）认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55%—65%的水平，李稻葵等（2009）指出GDP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我国较低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已经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担忧。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中国消费低迷的原因，而且以投资和出口为动力的经济增长可能因消费需求不足而难以持续（Kuijis，2006），还可能动摇政局的稳定，是中国目前应注意的一大问题（Subramanian，2008）。所以，收入优先增长应该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范从来，2011），而且还应该体现在初次分配稳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上。劳动收入份额的稳步提升应当平抑波动，这需要密切关注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结构和部门结构。本文将基于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提供的数据从产业和部门的视角来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稳步提升中的结构优化问题。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与波动

1.数据来源及其说明

从我国统计部门提供的可利用数据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及其相关问题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投入产出表，不是连续时序数据，应用较少。二是实物部分的资金流量表，是研究政府、企业和住户要素收入分配变化的重要依据，应用广泛。三是按收入法计算的省际国内生产总值，1952—1995年、1952—2004年和1996—2002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关于各省按收入法计算的相同口径的GDP数据，是研究初次收入分配的基础素材。在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及相关问题时，我国学者按照自己理解和研究需要大多对上述来源数据进行了某种方式的处理，其调整方法不尽相同，结果差别也较大。学者们之所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统计数据进行调整以及对2003年之后因统计因素造成的差异进行回调，应有三个原因。一是可得数据的限制和研究问题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二是基于学理理解上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三是借鉴并引用国外学者曾经使用过的调整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那么，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来看待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的权威性和实用性呢？①应该肯定国家统计部门提供数据的相对权威性，因为学者们进行数据调整时也指出了调整方法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②相对于2004年以前，2003年以后经调整的统计方法已经被国家统计部门持续采用6年了，分析现行统计数据的经济含义更有意义；③本文研究目的不在于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走势、大小和影响因素，而是关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的结构优化问题。所以，本文将基本尊重统计部门提供的原有数据，不进行某种方式的调整。

2.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可以看做不同行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其权重就是该行业（部门）增加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基于此，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是由不同行业（部门）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和不同行业（部门）增加值比重的变动共同作用的。假设用i表示行业（部门），t表示年份，LISit表示i行业（部门）在第t年的劳动收入份额，AVPit表示该行业（部门）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那么，第t年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可表示为：LISt=ki=1ΣAVPit×LISit（1）根据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见图1，其中按收入法GDP可获得数据的年限为1978—2009年（缺2008年数据，用2007年和2009年平均数代替），按资金流量表可获得数据的年限为1992—2008年。按收入法GDP计算的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见图2，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见图3。按资金流量表计算的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见图4。从图1中收入法GDP核算的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看，其运行趋势自改革以来在整体上趋于下降，但在不同时期的运行状态有较大的差别。在1990年前，劳动收入份额在略带上升的波动中保持着基本稳定；在1991—2004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以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后逐步形成了持续平稳下降的趋势；2004年快速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此后较为平稳，近两年却有明显回升趋势。从图1中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看，在1992—2008年间总体上保持着平稳持续下降的运行态势，从1992年较高的62.77%下降到2008年较低的47.46%。其中，2004年骤然下降了4个百分点，2005年明显回升后继续保持着整体下行的趋势。综上所述，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在同期具有非常显著的一致性，二者在1992—2008年间整体上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明显大于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从图2能看出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三个特征。①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规律不完全相同。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明显的升降变化，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在1998年之前呈逐步上升，1999年之后则有所下降，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运行最为平稳，集中在43%—45%之间，波动甚微。②由于统计原因，2004年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剧烈，第一产业上升7.1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分别下降了5.5个百分点和7.2个百分点。③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大小有别。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其年均值分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2.32倍和1.95倍。由式（1）可知，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但与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关，而且与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紧密相关。从图3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从1980年较高的48.22%下降到1990年较低的41.34%，随后又渐进回升；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在改革之初的略微提高后逐年稳步下降，从1982年最高的33.39%下降到2003年最低的12.80%；与第一产业变动趋势几乎完全相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逐年稳步上升，从1980年最低的21.60%上升到2002年最高的41.46%。为整体考察实体经济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状况，将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进行合并，统称企业部门；从而能方便地考察资金流量表中企业、政府和住户三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状况。从图4可得，①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与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不同。政府和住户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运行轨迹，均有较大的起伏波动；而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除较小波动外在总体上呈现稳定的下行走势，且降幅达到了14个百分点。②2004年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剧烈，政府和住户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下降了25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而企业部门变动较小。③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大小有别。政府和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上大小相当，企业部门主要维持在35%—45%的水平；而且，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1996年之前较高也较平稳，意味着“工资侵蚀利润”现象的存在；在1995年之后具有快速下降的趋势，这可能就是“要素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结果。根据式（1），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与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有关，还与不同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关。从部门增加值占GDP比重看，政府部门所占比重较小，年均值为9.26%；企业部门所占比重最高，年均值为62.03%，住户部门所占比重较高，年均值为27.17%；此外，企业和住户部门占比波动较为剧烈，在整体上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由此可见，不仅收入法GDP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没有形成稳定性特征，而且资金流量表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也不具有稳定性；进一步看，不仅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是稳定的，而且收入法GDP计算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和资金流量表计算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也同样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

3.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

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可以通过测度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来描述。Solow就“卡尔多事实”提出了衡量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两种方法。一是绝对稳定性，用标准差来表示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变动程度的大小，这种方法对稳定性判断标准比较模糊。二是相对稳定性，它要求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要小于不同行业或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表1是根据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从绝对稳定性看，1978—2009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是0.0404；分期看，1978—2003年是0.0192，2004—2009年是0.0245。可见，时期的长短对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影响较大。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0.0245）明显大于2004年之前的标准差（0.0192），说明2004年统计方法的调整加剧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性。此外，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状况具有一致性。从相对稳定性看，不同时段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是有差别的，1978—2004年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分别大于1992—2004年不同产业相应的标准差；但1992—2004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0.0271）却大于1978—2004年的标准差（0.0262）。因此，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影响是相对的，不能忽略不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如1978—2004年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大于第一、三产业却小于第二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部分满足相对稳定性；而在1992—2004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大于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完全不满足相对稳定性。表2是根据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从绝对稳定性看，1992—2008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是0.0471；分期看，1992—2003年是0.0341，2004—2008年是0.0121。可见，时期长短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重要因素。2004年之前和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相差较大，表明2004年统计方法的调整确实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程度。此外，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运行具有一致性。从相对稳定性看，不同时段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有一定差别。1992—2008年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份额标准差均小于1992—2004年相应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而同期的住户部门却是相反的；同时，1992—2008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0.0471）却大于1992—2004年的标准差（0.0412）。所以，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影响是相对的，还要充分考察不同部门增加值占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不同时段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具有一致性，1992—2004年和1992—2008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均小于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表明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完全满足相对稳定性要求，具有相对稳定性。从上分析知，收入法GDP核算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稳定性方面具有不同的表现，展示了不同的波动特征。要全面认识这种波动性还必须结合不同产业或不同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来进行全面的考察，这可通过对式（1）差分进行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分解来实现。

三、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构分解

国外学者较早地研究了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构分解。Solow（1958）、Gujarati（1969）、CloseandShulenburger（1971）等学者考察了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Ruiz（2005）和Young（2006）进一步将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分解为内部效应、结构效应和协方差效应。我国学者白重恩等（2009）、罗长远等（2009）以及肖文等（2010）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这些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和借鉴。

1.分解方法

如果深入探讨一个国家或地区要素分配份额的波动，从产业的角度需要先计算不同产业内部要素分配份额和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再计算这些产业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和相应产业的结构变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从部门的角度则需要先计算不同部门内部要素分配份额和不同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再计算这些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和相应部门的结构变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

2.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产业结构分解

根据式（2），利用图1、图2和图3的数据，能对1979—2004年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性进行产业结构分解，分别测算出产业内部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协方差效应（图5）。在影响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三种效应中，协方差效应绝对值大多小于0.001，在此将其忽略。产业内部效应主要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相关，如果产业结构转型发生在劳动收入份额相差较大的产业之间就能引起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发生显著的变动。产业结构效应主要与不同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相关，所占比重发生变化越大的产业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较小。从图5看，从1979—1992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在50%以上，相对于整个考察期波动幅度较小，标准差为0.0114；同期，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没有形成明显的下行趋势，两者相关系数为0.2443。1993年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低于50%，此后下降趋势逐渐明朗，波动程度相对于前一时期和整个考察期都较大，标准差为0.0271；这一时期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逐步形成明显的下降走势，相关系数有所减小（0.1832）。可见，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着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不同组合的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从而引发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的波动程度和发展态势。此外，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相关系数是正数，二者在整体上呈同方向变动，这强化了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程度，从而降低了相对稳定性，所以收入法GDP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满足相对稳定性要求。

3.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部门结构分解

按照式（2），能对1993—2008年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性进行部门结构分解，分别测算出部门内部效应、部门结构效应和协方差效应（图6）。在影响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三种效应中，协方差效应很小，在此将其忽略。部门内部效应主要和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相关，如果某种制度安排导致部门之间劳动收入份额发生较大变化时就会引起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发生显著的变动。部门结构效应主要和不同部门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有关，所占比重发生变化越大的部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较小。从图6看，从1993—2003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在50%以上，相对于整个考察期波动幅度较小，标准差是0.0341；同期，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振幅越来越小，有趋近于0的迹象，二者相关系数是-0.5561。2004年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低于50%，此后下降明显，但波动幅度相对于前期和整个考察期都较小，标准差为0.0121；这一时期的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迅速变小并于2008年基本收敛于0，二者相关系数是-0.9828。所以，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着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不同组合的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从而导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形成不同波动的程度和发展态势。此外，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的相关系数为负数，二者在整体上呈反方向变动，这有助于降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程度，从而提高了相对稳定性，这就是资金流量表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完全符合相对稳定性要求的原因。

综上所述，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结构分解可知，协方差效应因作用甚微可以忽略，产业（部门）内部效应和产业（部门）结构效应的影响大。内部效应体现了劳动收入份额自身（产业劳动份额和部门劳动份额）变动的作用，结构效应反应了经济结构（行业结构和部门结构）变动的影响。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着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不同组合的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从而引发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的波动程度和发展态势；二者不同的相关关系对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影响也是有差别的。上述关于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结构分解的研究结论应该运用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过程中，通过结构优化达到稳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效果，从而实现我国的收入优先增长。

四、劳动收入份额稳步提升中的结构优化

在经济发展中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应避免过度波动，从而实现稳步增长，这需要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密切关注结构优化。通过合理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充分利用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来稳步提升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以有效运用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来稳步提升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以及通过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合理搭配以有效地促进两种效应发挥作用的一致性从而共同推动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稳步提升。这需要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特征和收入分配政策来进行具体的针对性研究。表3报告了1979—2003年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分四阶段按产业结构分解的情况。1979—1984年，产业总效应为正，这有助于提高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事实上这一时段的劳动收入份额是逐年稳步上升的；具体地，产业内部效应的相对贡献较小，为40.65%，产业结构效应的相对贡献较大，为59.35%。进一步看，虽然产业内部效应相对较弱，但是第一、二、三产业内部效应是正向的，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均有促进作用；说明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分配是相对合理的。虽然产业结构效应的相对贡献更大，是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力量，但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效应是不均衡的，第一产业对增加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很大，相对贡献为90.51%，第三产业贡献较小，相对比是10.3%，而第二产业却形成了降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效应，相对贡献为-41.73%。出现这种失衡的正负结构效应是由不同产业增加值占比变动程度不同引起的；在此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稳步增加，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略有提高，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却显著下降；说明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稳定时仍然需要重视产业结构优化，注重不同产业增加值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对作用。所以，在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过程中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结构优化，一是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内部结构优化；二是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提高不同产业增加值的产业结构优化。按照上述思路可以进一步分析1985—1989年、1990—1995年、1996—2003年这三个时段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正向或负向作用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从而明确如何优化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内部结构和提高不同产业增加值的产业结构。

通过对比四个时段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分解及其效应，我们发现，1978—1984年和1990—1995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在增加过程中的发展态势和提升水平不同，其产业总效应的大小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在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产业效应也是不同的，而且产业效应的相对贡献也在发生转移。相比1978—1984年而言，在1990—1995年间虽然产业总效应为正，但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起主导作用的效应已经从产业结构效应转移到产业内部效应。在产业内部效应中，不同产业内部效应的相对贡献也在发生转变，相对于1978—1984年间不同产业相对均衡的内部效应来看，在1990—1995年间已经转变为不同产业相对贡献均有提高的同时第二、三产业相对贡献提高水平更加显著的特征。这表明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发生了积极变化，其中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逐年明显提高，比重很高的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和比重较低的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均略有提高。由于这种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的结构优化，所以产业内部效应（0.0397）在克服产业结构效应（-0.0209）阻碍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的条件下还以正效应（0.0188）促进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更直观的看，在1978—1984年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在1990—1995年产业内部效应大大增强（0.0397＞0.0150），但产业结构效应却由正变负（0.0218→-0.0209）；所以，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优化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结构以及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优化不同产业增加值的产业结构，还必须重视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协同以发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最大产业效应。

在1985—1989年和1996—2003年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两个时段产业总效应均为负数（-0.0431，-0.0478），而且这两个时期的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均为负数。显然，能否提高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是由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的。进一步看，产业内部效应主要发生在第二、三产业之间，产业结构效应主要发生在第一、二产业之间；这说明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程度较高的是第二、三产业，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产业增加值占比起伏较大的是第一、二产业；基于此，在优化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结构时稳定或适当提高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提高产业增加值优化产业结构时努力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对提升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至关重要。以类似于按产业结构分解进行的分析方法和思路，从表4能得到如下结论：在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中，一方面在保持部门结构相对稳定时要重视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的内部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在维持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要关注不同部门增加值提高过程中的部门结构优化；同时，还要重视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的协同以发挥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综合效应；而且，在优化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结构时稳定或适当提高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提高部门增加值优化部门结构时努力提高住户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本文在探讨劳动收入份额构成、波动性和结构分解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稳步提升中的结构优化，得到以下重要结论。在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过程中，在保持产业（部门）结构相对稳定时要重视产业（部门）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优化，在维持产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要重视不同产业（部门）增加值提高过程中的产业（部门）结构优化；同时，还要重视产业（部门）内部效应和产业（部门）结构效应的协同对稳步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综合效应；在优化结构时稳定维持第一产业（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和努力增加第三产业（住户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对稳步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作用。上述结论在稳步提升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收入优先增长中对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和部门分配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部门视角类似于产业视角，本文仅从产业视角进行具体分析。

结合经济运行特征来研究我国收入优先增长中稳步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从宏观层面看应关注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期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政府能制定相应政策以达到优化产业劳动份额结构的目标。从城市偏向的国家发展战略看，我国产业结构倾向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换；从要素偏向的使用状况看，我国产业结构倾向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这种转换显然不利于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从而有损我国总体劳动份额提升中的结构优化。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应准确把握产业转换的相对稳定期，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通过改造传统农业和发展现代农业等方式大力推进农业发展，从而有效促进第一产业稳定发展。在目前我国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深化创新以改造传统农业。有步骤地改造传统农业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带发展和产业化经营；有计划地改变农业种养方式，实现向具备现代农业特征的设施农业转变；有规划地改变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实现农村专业化合作生产；有选择地逐步适应开放经济的需要，实现农业外向型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切实发展现代化农业。以市场手段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以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作支撑，不断释放和大力拓展农业产业功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要依靠科技创新，为现代农业提供更丰富的科技转化成果；要通过技术进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要依靠科技发展，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环境；要依靠技术支持，展开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新一轮结构调整。总之，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从而稳定或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以推进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结构优化的实现。

就结构优化而言，在重视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合理变动的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各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尤其要重视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一般而言，农业企业偏向劳动要素而工业企业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资本。从现代经济发展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必然趋势。我国应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努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①要打破行业袭断，实施内外开放。对垄断程度较高的如通讯、金融等三产行业，要消除对个体资金、民营资本准入的歧视和非国民待遇，统一内外竟争环境以释放民间资本活力。②要完善准入和退出机制，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制定适宜的激励机制和发展手段，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建立平等和规范的行业准人与退出制度，充分运用市场手段进行管理。③对第三产业实行有差别的税收管理。实行基于减税的产业税收政策，如对商贸和金融等重税产业适当减税；完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调整并形成营业税与增值税在第三产业的合理征收范围；通过清费立税以减轻企业税外负担，通过调整并设置合理的税种、税目和税率，革新现行收费方法。④优化融资环境，引导资本向第三产业倾斜。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完善金融业风险管理机制，为第三产业提供融资便利和全面的金融服务。总之，要结合第三产业的特定发展规律，在制定侧重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的产业政策时要把握好力度、节奏和速度，做到既要在提升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中实现结构优化，又要使我国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形成一个相对稳定而又结构合理的劳资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