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缘由及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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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胀已成为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阶段，如果不做客观的量化分析，而是从一些表面现象出发，一味夸大通胀预期，有可能会对通胀推波助澜。这不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甚至会对冲宏观调控的积极效果。因此，有必要通过科学的量化分析，找出通胀的主要因素，找准政策着力点，降伏通胀“怪兽”。

在当前影响通胀的诸因素中，劳动力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物价的影响被显著夸大了；而超发货币作为通胀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其影响也在逐步减弱；短期和结构性的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当前通胀的主因。

工资涨15%物价会上升1.94%

实证观察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上涨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比如：2003年至2009年我国职工工资年均增长高达14.8%，可是不同年份CPI涨跌互现，甚至在2009年东部沿海出现“用工荒”时，经济还处于通缩状态。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物价之前，要过“四道关”：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传导系数”的过滤。农业劳动力成本对粮食价格的传导系数为41%，对蔬菜的传导系数为40%，对肉类的传导系数为10%，对食品的综合传导系数为27%；制造业工人工资对工业品价格的传导系数不超过10%；服务业工资对服务业价格的传导系数为21%－－根据CPI的构成权重计算的工资成本综合传导系数不足20%。假定中国平均工资每年上涨15%，则对物价的推动最多为2.98%。

其次，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缓解一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考虑实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每年15%的工资上涨对中国物价总水平的影响降低到2%左右。

此外，对于那些过度竞争的行业、利润有弹性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冲击的往往是企业利润而不是产品价格。

最后，在传输到消费环节之前，流通环节还能吸收一部分劳动力成本。目前，在我国产品的总价格中，流动环节占比远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随着批发、零售、物流管理等水平的提高，流通环节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的空间依然很大。

经过上述四层过滤之后，假定我国劳动力价格平均上升15%，其传导到CPI总水平的影响为0.89%-2.98%，影响中值只有1.94%。当前阶段，不宜过分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

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低于预期

很多人都在谈论，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中国的物价总水平上。可是为什么几年前石油从十几美元上涨到140美元的时候，塑料等下游日用化工品价格没有同步上涨？在铁矿石价格上涨n倍之后，为什么汽车不但不涨价，反而价格下跌？铜价上涨n倍以后，为什么空调价格却保持稳定？

其原因与劳动力成本“四层过滤模型”一样：首先是进口依存度和原材料成本占比降低了成本价格传导系数；其次是新技术的采用、资本贡献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降低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再次是企业的利润弹性消化掉部分成本上涨；最后是流通环节的利润弹性过滤。

与劳动力的四层过滤不同的是，输入原材料的成本压力不是在一个企业消化，而是分摊到整个产业链消化。假定某产业纵向有10个产业链，在原材料价格上涨30%的冲击下，每个产业链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或者每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利润有3%的弹性挤压空间，就可以消化掉全部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

因此，同样幅度的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对物价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我们的测算表明，输入原材料价格平均上涨15%，对中国CPI的影响只有0.3%，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超发货币究竟有多少进入实体经济

很多人把这一轮通胀的根源归因于货币超发，认为过去几年超发的货币无论如何也要作用到物价上，从而宣称中国物价上涨是很难控制的。比如：去年有观点认为，最近几年货币累计超发48万亿。假定这个数字是正确的，那么扣除掉2010年新增的8万亿元，2009年岂不是超发了40亿元？为什么2009年是通货紧缩呢？

显然，那些简单地把M2余额与GDP做个除法或者减法就算出来“超发货币”的学者，没有认真研究中国最近几年货币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

从货币供给结构来看，除了传统的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之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外资流入、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的膨胀都成为货币创造的新方式。就如同30多年前哈耶克曾经说过的：“如今货币创造已经不是央行的专利，它就像人类社会的语言、道德、法律一样，可以自发的出现。”因此，传统的M2余额已经不能反映货币供给的全貌，急需被“社会融资总额”或“广义货币供给余额”替代。

当然，变化更大的是货币需求结构。传统的实体经济交易性需求只是货币需求的一部分，新增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的投资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越来越多，央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沉淀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过去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收藏品、艺术品市场吸纳的资金数保守估计为8.9万亿元；过去十年，中国股市净吸纳的资金累计高达9.6万亿元，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也需要巨大的货币来支撑其日常交易。此外，中国央行通过央票等工具累计吸收货币4万亿元；还有24万亿元的存贷差余额分别被央行和商业银行吸收。

剔除掉上述资本市场、资产市场、央行和金融机构吸收之后的广义货币余额，才可能流入实体经济，并对居民消费物价产生影响。

我们的研究表明，经过四层吸收后，2010年中国实体经济的交易性货币只有34.8万亿元，单位GDP货币量虽然有明显增加，但增加幅度远远小于市场的预期。

考虑到过剩货币首先要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才会表现为物价上涨，四层吸收后的单位GDP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要滞后两年时间。由于2009年的单位GDP货币量增速低于2008年增速，所以我国2011年来自货币因素的物价上涨压力要小于2010年。

当然，如果出现房地产资金、股市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或者银行的存贷差余额减少从而增加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量，则货币因素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会显著增加。所以，除了央行和商业银行要管好“笼中虎”之外，适当引导资金流向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通胀管理也十分重要。比如，如果实体经济的资金适当流向股市，就有利于阶段性化解通胀压力。

控制食品价格是关键

统计数据表明，最近一个时期通胀的主因依然是食品价格上涨。在前期CPI涨幅高点11月份，食品价格贡献了3/4的物价涨幅，而同期的“民生核心CPI”则只有1.5%左右。

与2007年的“猪肉通胀”不同，2010年四季度以来的这一轮食品通胀，主要是“蔬菜通胀”，猪肉和粮价依然相对平稳。

按照一般的生产周期和经验数据推算，“蔬菜通胀”的周期应该比“粮食通胀”周期短，更比“猪肉通胀”周期短，这就决定了本轮通胀的持续时间和上涨空间不会超过2007年、2008年那一轮通胀。

对通胀比较悲观的学者往往把食品通胀的影响因素长期化、夸大化，甚至把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与劳动力价格上涨、货币超发的因素混为一谈。

事实上，食品通胀的主要原因还是供给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的。随着春天来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蔬菜即将迎来去年四季度涨价之后第一个供给高峰。尽管2月份物价的同比涨幅可能仍然大体与1月份持平，但3月份之后，蔬菜价格引领的CPI涨幅应该会有所回落。

所以，及时调剂、增加粮食供应，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增加肉类供给，从而保持粮价、肉价的基本稳定变得非常重要－－管理本轮通胀的关键还是管好食品价格。

总体来看，当前这轮通胀既有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上升的长期因素，也有季节短期因素；既有需求因素，也有供给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海外输入因素；既有实体经济本身的因素，也有货币因素……虽然通胀形势比较复杂，但不能把短期因素长期化、把长期因素夸大化或把结构性问题全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