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式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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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与发展机遇

根据胡鞍钢等人对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有形战略资源的比较研究，对中国战略资源的动态评估是：（1）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中国经济资源占世界的比重迅速增加，与美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在明显缩小。（2）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本最丰富的国家，人力资源也是中国各类战略资源中最具实力的资源。（3）中国是自然资源大国，但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和使用量低于世界人均水平。（4）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还有提高的潜力。（5）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十分匮乏。（6）中国政府资源占世界上的比重在五大国中最低，且不断下降。（7）中国军事人员资源占世界总量居世界首位，但一直呈下降趋势。（8）中国利用国际资源方面能力相当小。

范剑平认为，现阶段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消费结构都表明，我国仍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与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需求因素及其体制变革有直接关系，而与简单的国别类比没有必然联系。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所创造的客观需求和供给潜力，将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源。首先，城市化趋势是中国社会经济变化最主要的结构性特征。目前，世界城市人口平均比重为45％，我国仅为30％（包括小城镇人口）。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一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加1.5个百分点。其次是市场化趋势。市场化模式是最有利于实现高速增长的体制模式。再次是国际化趋势。国际市场机会的增加和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将对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李慎明认为，美国经济的衰退，对我国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美国的经济繁荣，其根本缘由在于其金融的国际垄断。截止到2000年，美国股市共筹资18万亿美元，发行长期国债6万多亿美元，再加上2／3的美元在境外流通等，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总额的72％，利用如此巨额资金，是其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霸权的基础。由于多种原因，美国经济在21世纪初已经出现衰退，由于我国对美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40％，我国也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从眼前和局部看，这种现象对我国不利。但从长远和根本上看，美国经济的衰退，有利于我国吸引人才、高新技术和资金。我们应抓住历史性机遇，尽快发展壮大自己。

朱文晖认为，2000年开始的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进一步减缓了外资对东亚地区的投入，中国则由于加入WTO和北京申奥成功，掀起了新一轮吸引外资的高潮。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危机，中国经济的崛起则可能得益于这次全球经济萧条，前提是中国企业能够把握机会，不断进取。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赵晓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价廉物美的优势搞应用研究。比如，科研开发如果搞得好，美国人需要花1亿美元研发出来的产品，中国的企业说不定是可以用5000万元人民币研发出来的。原因在于，一是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二是中国的工程师成本要低得多。杨帆举的例子也证明了赵晓的观点。蜂窝式移动电话，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中国用了7000万元人民币。国外开发程控交换机用1亿美元，中国用1000万元人民币。长3甲火箭开发费用为国外几十分之一。做雪莲牌羊绒衫需要的羊绒分梳机，中国开发费用是意大利的十分之一。

从经济环境的角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的范围得以大幅度拓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比较优势的发挥和培育；市场开放带来的竞争将促使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些变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经过模拟测算，在不考虑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与中国没有加入WTO的基准情景相比，2010年，中国的GDP将提高2.1％。同时，加入WTO后，随着外贸条件的变化，先进设备的进口将会增加，中国产业的技术结构将得到提升；中国的投资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外国投资者可望显著增加，并由此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开放市场将使国际大型跨国公司更多进入，国内实行国民待遇后，原来受限制的投资主体的市场准入条件将得以改善，竞争的强度和质量都将提高；适应WTO规则要求而进行的大量法律规章的调整，将大大改善贸易投资环境，刺激新增长点的生成和发展。这种“内生增长效应”，估计在未来十年内，加入WTO将使中国的GDP年增长率比基准情景提高0.5％。

许宪春认为，中国内地的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城市化水平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技术上的差距较大；2000年中国内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56美元，仅相当于同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6828美元的2.3％，新加坡23063美元的3.7％，韩国9728美元的8.8％，中国香港23323美元的3.7％。这些方面既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中国具有潜在的广阔市场。这些因素都说明中国经济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二、如何理解跨越式发展

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由于后起国家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因而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在同样的资金、资源和技术成本的条件下，后起国家还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没有技术范式和制度路径依赖的制约。只要在国家的保护和扶持下达到规模经济阶段，后起国家就可能发展起新的优势产业，从而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工领域内实现赶超。这种理论其实质是对超常规、非平衡经济增长的形象概括，也一直是后发展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史上，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以较短的时间走完先行者走过的路并后来居上的事例屡见不鲜，20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典型的例子。

跨越式发展涉及对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从和谐式增长与突进式增长看，科尔内列举了和谐式增长的12条要求并对突进式增长提出批评。他认为和谐式增长应做到：（1）不断地提高人均消费水平；（2）按比例满足消费者需求；（3）有刺激力和平等的收入分配；（4）就业、保健、养老和公共安全方面的保障制度；（5）每个社会成员有自由施展才干的机会；（6）教育的迅速发展；（7）非竞争性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有合理的比例；（8）技术、产品质量和科研的发展；（9）外贸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平衡发展；（10）对可以再生的实物资本的精心维护；（11）对环境和自然的保护；（12）永远留有储备。相反，突进式增长是一种以大起大落和跳跃式发展为特征的强制性增长方式。科尔内认为，突进式增长至少会产生以下恶果：第一，突进式增长必须以高积累和高储蓄为基础，这必然会极大地降低消费率，牺牲正在工作一代人的利益。第二，突进式增长往往表现在产品数量增长上，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常常落后于产品数量增长。（3）突进式增长通常会耗竭储备，造成原材料、能源、零配件、生产能力和劳动力等方面的短缺，使经济失去持续增长的条件李建民等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待发展，认为可将现代化分为率先现代化和强迫现代化。由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级差，作为后发性国家，我们只有采用政策强迫的手段，实行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特征的产业政策，打破现存的技术级差或重组技术，发展能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的产业，我们的现代化才能实现。事实也证明，我们的现代化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走产业转移的道路，而应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发展高新技术来促进中国的发展。

三、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面临的困难

从增长因素看，范剑平认为，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穷国能否追上富国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储蓄率的高低，二是经济开放度的大小，三是技术扩散的快慢。在这三个条件中，我国困难最大的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使在传统产业中，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的差距，不仅存在于技术水平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体制方面。如果不彻底改革科研体制，即使增加科研投入，也不能产出满足“跨越式发展”需要的科研成果。

从经济构成看，王廷惠认为，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特点。知识经济时代决定全球利益分配的核心变量是知识资源。由于知识存量尤其是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不足、人才外流和知识的创新能力明显处于劣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利益分配中很难获取令人乐观的份额。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在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我国在参与新的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我国距离知识经济还有相当差距。

从市场化方面看，卢现祥认为我国的市场化与西方国家的市场化进程有三大不同点：第一，从体制的层面来看，西方国家是从自然经济直接演变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而我国当前的市场化进程除了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外，当中还经历了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这种情况决定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体制转换成本要比西方国家高。第二，从制度层面讲，我国市场化进程还涉及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结合问题，而西方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结合问题。这也决定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第三，从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的关系来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我国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之间还缺乏一种有效的互动关系。我国市场发育还很不平衡，要素市场的成长远远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成长。

从产业发展看，王元等认为，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技术瓶颈制约，主要表现在：（1）缺乏能够支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技术支持，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性技术供给和技术储备严重不足。（2）产业技术状况与国际技术比较也不乐观。传统产业多数大中型企业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相对不足，不少高技术产品及部分轻纺等耐用消费品仍需进口，主要工业产品消耗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3）技术投入不足的局面短期无法改观。（4）产业发展存在着对国际技术装备的较高依赖。

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看，张可云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本、风险、技术要求高，更新换代快；要有适合于创新的体制和机制；要有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完备的人才梯队；要有能够承担高风险的雄厚实力；要有优良的交通通讯条件；要有良好的行业、产品协作配套环境；要有完备通畅的信息聚散与产品销售渠道；要有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吸引人才。如果不认真研究行业发展的前景和方向，不顾已经形成的产业格局和竞争特点，不顾地方实际，盲目跟风上马高科技项目，必然会在一些项目和产品上造成重复建设，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恶性竞争。

刘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隐性危机。第一，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两极分化，将可能打断我国经济整个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第二，企业效率决定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如何与市场对接，还是一个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从企业的产权制度到管理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社会化大生产还有着相当远的距离。第三，失业队伍的空前扩大。第四，大规模金融危机的风险仍然存在。第五，财政的困难。地方财政的困难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地方的基层政权，全国目前有1／2县、2／3的乡都是缺口财政，入不敷出。

四、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思路

1.信息化

蒋宏宾认为，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信息化可以看做是本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提供给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后一次大的历史机遇。中国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前进，抓住信息化的机遇既是一条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捷径。抓住信息化的机遇其实质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信息产业自身超常规的快速发展，二是用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提高工业的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工业化的整体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抓住了信息化的要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

2.实行赶超型产业技术政策

王元等提出，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在产业技术政策上必须要有新思路。第一，采取更加积极的技术战略应对全球化。国际上比较成熟、中国仍属发展初期的产业和技术，宜以引进技术装备为主；国内已经有一定基础的产业，重点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努力培养自主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一些国际上也刚刚起步的新兴产业，应该根据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以及相关产业基础情况制定相应战略，力争跟上先进水平，在某些领域形成竞争能力；在一些重要的战略领域，即通常所说的“战略必得”领域，必须确立明确的战略思路，集中力量，在若干重点项目上形成突破，以保持相对的技术独立与技术领先。第二，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建立技术基础。尽快开发和掌握一批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具有长期影响的国家战略技术，开发对重点产业、重要区域具有长期影响的产品和技术，开发产业关键和共性技术，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提高先进技术装备的设计、制造和成套水平，增强能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大力支持高技术及产业化的发展。国家重点支持具有良好技术前景和市场前景的定向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促进产业技术升级，提高中国产业技术的国际竞争力。第三，在科技追赶中培养国家创新能力，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应该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建立动态的比较优势，并顺利地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培育高技术产业领域内的比较优势，实现比较优势从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的转换。第四，充分发挥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比较优势。充分利用以制造业系统综合加工能力为基础形成的新的比较优势，发展高附加值制造、高质量制造，努力形成中国优秀制造品牌，形成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亮点。

3.将发展中技术产业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中长期主题

王允贵认为，技术是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统一性最好的要素。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地推动国内产业沿着技术密集度阶梯攀升，主导产业群从低技术产业向中技术产业再到高技术产业持续快速跃进，力争到2030年把国民经济调整到以中高技术产业为结构基础的发展轨道上来，涌现出几个全球竞争优势突出的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业。由于中技术符合工业化中期阶段结构升级的要求，发展中技术产业能够防范贫困化增长的出现，中技术产业又具有与高技术产业不同的经济特征，大国经济有利于中技术产业成长，中国也具备攻克中技术产业核心技术难题的科技实力，中技术产业更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发展中技术产业还可以减少投资的风险成本，我国在中技术产业存在学习曲线迅速下降的潜力，而中技术产业是目前中国出口最薄弱的产业群，因此，发展中技术产业可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中长期主题，从而可以确定两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阶段，2001—2015年，目标指向中技术产业，把中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制造业基地；第二阶段，2016—2030年，依托发展中技术产业所积累的要素，向高技术产业大国迈进。

4.积极推进体制和制度创新

吴开超等认为，在政策、体制和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无论如何增加、利用和配置技术性资源，产出量无法超越某个最大产出水平，这就是经济的制度性边界。这个边界不仅制约着企业的最大产出和最佳规模，而且还决定了一个社会长期的生产能力。由于制度、体制、政策等制度性资源在层次性、广泛性、持久性和可变性上的差异，制度性边界是多重而复杂的，但在根本上取决于制度因素。他们认为，从建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制度变革的滞后和偏高，使得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来扩张边界的中国经济在狭小的空间内转圈；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在强劲的政策调整和体制转换的推动下实现了长期快速的增长；在新世纪的门口，主要依靠制度创新来扩大边界是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因为现实地讲，中国经济已经遇到了基本要素的瓶颈，增加要素投入量已无多大的余地，我们只有坚定地实行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不断地扩张制度性边界，并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来扩张政策边界、技术边界和要素边界，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长才能实现。就我国现在的情况而言，制度和体制创新的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建立一个民主、高效、廉洁的政治管理体制。二是利用西部优势，搞好西部大开发，利用先进的制度去冲击和替代西部落后的制度，使西部地区通过产权制度、决策体制、管理体制、营销体制、现代观念的转换来扩大经济增长的边界。三是借加入WTO来建立货真价实的市场经济制度。

5.挖掘后发优势

李永周提出，跨越式发展我国信息产业必须正确处理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的关系，集中优势资源，扶持重点领域，实现信息产业某几个重点领域的局部突破；必须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发展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为信息产业发展提供量大面广的资金支持；必须注重引导生产要素集成，加强企业孵化器建设，为信息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孵化环境；必须进行分配制度改革，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在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谈镇等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要实现赶超的目标，仅靠传统意义上的资源禀赋和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是不够的。要从挖掘“后发优势”快速转移到努力实现国际经济博弈中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是产业和企业层面上的。因此，国际竞争力优势需要强大的“竞争力资产”和“优化的产业组织”作为支撑。有效竞争的内在协调仅是产业内的，而不是市场外部的政府协调。有效竞争的协调主体只能是产业内处于竞争优势的核心企业。要使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及相关产业组成国际化产业群，基本方法就是实施资本集中。

6.扶持战略产业

杨帆认为，应以国家力量扶持战略产业特别是超级产业。超级产业是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常规武器等，不仅集中了最大最新高精尖技术，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规模。发展战略产业可创造长期动态比较利益，真正带动国内需求。这类产业处于幼稚期，国家应以坚决意志和法律，长期坚持发展。对中国相对劣势的产业，如高技术，部分资本密集产品，如化工、航空航天产品、先进技术装备，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必须作为长期动态比较利益培养。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同时走两条道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将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利用国家力量支持大企业，长期扶持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这是发展和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7.积极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作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需要认真关注的。有人认为，通过发展农村小城镇，使之成为围绕大中城市的环状带，并构成农村市场的空间和农村要素聚集载体，是我国农村城市化格局的最佳选择，小城镇仅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起点，其目标是建成合理的城市体系。另一些学者认为，城镇化不能代替城市化。现在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及它们向城市区域集中的取向已表明，乡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并行的二元化发展格局将会逐渐向一元化的工业格局转变，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的边界将越来越模糊，并最终使“乡镇企业”这一称号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今后的发展趋势是，我国的城乡分隔的二元工业化模式将向一元城市工业化过渡，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逐渐融合。有人主张，我国需要一个更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即应当从消极地限制大中型城市发展，转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城市，特别是发展那种100～2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

一些学者强调，促进城市化进程，关键是要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要在打破城乡分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城乡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应不仅重视发展的数量，更应强调发展的质量，走可持续城市化道路。

8.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

赵晓认为，我国宏观政策取向应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中国农村地少人多，数亿农民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只有解决好就业问题，农民的收入才能提高。而只要占全国人口2／3的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能够转化为现实需求，仅此一项就能够推动中国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10年。据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盖尔·约翰森教授的估计，在今后30年，如果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的障碍被逐渐拆除，城乡收入差距将大大缩小。如果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范围，达到可以使城乡收入水平几乎相等的程度，则可以对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