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正统经济思想的内容及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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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经济思想的内容，提出了贵义贱利、黜奢崇俭、轻徭薄赋、重本抑末和平利均富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与目前较权威的认识有些不同；探讨了正统经济思想所包括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讨论了重本抑末这种在先秦法家提出的思想与儒家的正统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得出这些思想之间是互相融合的结论。

【关键词】正统经济思想/贵义贱利/轻徭薄赋/重本抑末/黜奢崇俭/平利均富

【正文】

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比较发达和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关。在众多的经济思想中，有些思想是对封建社会主要经济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被封建统治者所接受、为当时和后世大多数思想家所认同，在思想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我们称之为中国正统经济思想。从以上对正统经济思想的理解上，我们可以看出“正统”主要体现一种继承关系，是个中性词，也就是说，正统经济思想既可能是保守的、教条的；又可能是进步的和有生命力的。与封建时代儒学占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相一致，中国正统经济思想应由儒家或儒学化的经济思想所构成。那么，中国正统经济思想具体由哪些内容组成？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本文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以期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内容

前些年出版的一本权威著作，把桓宽的《盐铁论》成书看成是中国正统经济思想形成的标志，并且把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归纳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三大教条（注：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第664—673页。）。但仅把封建正统思想归结为以上三个，就显得单薄了些。贵义贱利是总纲，有经济问题从属于封建道德问题的含义；重本抑末是对社会不同经济部门的认识，或者是关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黜奢崇俭是讲消费领域问题。但关于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领域，即财富的分配问题和赋税问题都没有涉及，而在先秦思想家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对当时和后世的统治者和思想家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在赵靖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化通志·经济学志》中，把讨论物质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时产生的“均”的问题，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四大要旨之一（其他三个是富、庶、义）（注：赵靖《中国文化通志·经济学志》第19—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就体现了对原来认识的修正。

在赋税领域中，轻徭薄赋，或轻税思想是传统赋税思想的主流（注：赵靖《中国文化通志·经济学志》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儒家是轻徭薄赋主要倡导者，通过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论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轻税役理论。孔子主张复周礼，在赋税方面主张“籍”和“彻”，即在公田上取什一税；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他所讲的仁政五纲，其中的三纲“耕者九一”、“关市几而不征”和“泽梁无禁”（注：《孟子·梁惠王下》。），实质上就是对农商虞的轻税问题，直接把实行轻税和富国相联系；荀子则把轻税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他认为“裕民以政”就是“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而“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反之，“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注：《荀子·富国》。）除了儒家之外，先秦诸子大都反对重税，主张轻徭薄赋。秦汉之后，儒家在思想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轻税思想更成为主流，同时轻徭薄赋成为统治阶级表功立传的重要依据和判断君主清庸的主要标准。中国古代赋税的两次重要改革，唐朝杨炎的两税法和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有蠲除苛杂，减轻农民赋税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封建统治机构臃肿、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和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轻徭薄赋只是开国之君的短期政策和开明官吏的理想。

社会财富如何在社会成员间进行分配？这是中国古代关心经济事务的思想家所不能忽视和回避的。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均”为主流的思想，我们称之为平利均富。先秦诸子在他们的著作中多反映了这一经济思想，如孔子反对鲁国的当权派季孙氏要征伐颛臾，认为“丘也闻有国家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注：《论语·季氏》。），把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均”提高到比“寡”更重要的地位；道家没有直接提到对多余的财富应如何分配，但通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的思想看，可推断出财富应平均分配，不能让贫富过于悬殊；先秦显学墨家明确主张“有才财者以分人”（注：《墨子·鲁问》。）。先秦诸子在财富分配应该“均”的观点，被其后的思想家所继承。由于封建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土地，在秦汉之后，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豪强地主手中，土地兼并加剧。由此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社会矛盾的尖锐，以抑制土地兼并为主要内容的“抑兼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关于分配领域“均”的思想，或平利均富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除了在西汉时期形成的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主流思想之外，还应该有在先秦时期就已见端倪的轻徭薄赋和平利均富；在这五个主流思想中，有不同的层次，贵义贱利是封建社会对经济问题看法的总纲，重本抑末、黜奢崇俭、轻徭薄赋和平利均富服从于总纲，分别从社会分工、消费、赋税和分配等不同的角度反映封建社会经济特征的主流思想。

二、封建正统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

上面所讨论的五个封建正统思想，其中的四个——贵义贱利、黜奢崇俭、轻徭薄赋和平利均富——均是儒家的东西，事实上，孔子已经论述了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唯独重本抑末是先秦法家思想，首创于商君而形成于韩非，与儒家的不轻商思想格格不入。我们知道，孔子的经济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贵义贱利、黜奢崇俭、轻徭薄赋和平利均富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这就很自然了，不需在这些问题上花费笔墨。关键是重本抑末，这个源于法家的思想是否和上面提到的儒家的东西相融合？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下面就此问题作些分析论述。

重要的是明确贵义贱利和重本抑末之间的关系。在《盐铁论》的开篇中，贤良、文学们把重本抑末称为圣王之道、先王这法，重本抑末成为儒家的思想。我认为儒家之所以吸收重本抑末思想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贵义贱利和重本抑末在思想内容上有相通之处，使得两者可以相互融合。贵义贱利的基本内容是，视“义”为一种道德的正义和至善，应该提倡；而“利”则被视为种种的功利和物欲，因此应该反对，尤其要反对不顾自己社会等级的逐利行为。儒家为什么要强烈反对逐利呢？主要是因为儒家把个人的求利活动和社会风气联系起来，强调追逐利益就会引起人欲泛滥，威胁到人性的健康，“及其动于欲、弊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圯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注：《阳明文集全书·大学问》。）由于工商业的特点，从业者必须斤斤计较、唯利是图、不畏艰难才能在商业竞争中生存，“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这种赤裸裸的求利活动，使得从事工商业者和求利直接相对应，而且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联系起来，这就是贤良、文学们在汉代的盐铁会议上所言的“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注：《盐铁论·本议》。）的逻辑。至此，贤良、文学把重本抑末称为“圣王之道”、“先王之法”，贵义贱利和重本抑末统一起来。

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在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义主利从，为什么不主张抑商，反而提倡发展工商业？孔子对商业的态度仅有一条，“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注：《论语·先进》。）并没有丝毫的抑商含义。孟子和荀子都提倡“关市几而不征”（注：《孟子·梁惠王下》，《荀子·王制》。）或“平关市之征”（注：《荀子·富国》。），是鼓励工商业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先秦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儒家思想的特点得到解释。首先，先秦时期，不管是处在“工商食官”的封建领主制，还是私营工商出现的封建地主制时代，工商业产品也主要为贵族、地主服务，要抑制工商业，必然使这些贵族、地主的利益受损，这与孟子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注：《孟子·离娄上》。）的论点是相悖的。其次，先秦的私商尽管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不能与两汉时期相比，私人工商业对封建势力的冲击和破坏作用也小，因此不被思想家们所重视，而把主要的视野集中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消费以及分配问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荀况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注：《荀子·富国》。），提出“省工贾，众农夫”（注：《荀子·君道篇》。）的主张，这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表现，表明在战国末年，任何思想家都不能无视工商业对封建经济的冲击了，而荀况的这种观点，也说明重本抑末和贵义贱利之间并非割裂，恰恰相反，体现了两者是兼容的。最后，先秦时期重本抑末在法家而不是儒家出现，这是儒法两家对治国安邦的不同态度所致。儒家强调治国要使百姓“富”和“庶”，把富民和足民看作治国的基本纲领，并且把富民和富国、富家联系起来，例如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注：《论语·颜渊》。）的思想就表明了富民和富国之间的联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注：《论语·尧曰》。）是把富民和富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不管农虞工商，，只要能够富民的行业，就该鼓励。法家认为富国只有农业一种途径，而富家可以有多种，人为地割裂富国和富家之间的联系。因此，为了富国强兵，兼并诸侯，统一天下，必须驱民归农，对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要进行限制。

贵义贱利是封建社会对经济问题的总纲，重本抑末和它的关系明确了，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重本抑末、轻徭薄赋、黜奢崇俭和平利均富四者，尽管是关于封建社会部门经济的关系、赋役、消费和分配领域的认识，但是这四者之间在内容上也有非常明确的协调关系。首先看重本抑末和轻徭薄赋的关系。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赋税的负担自然而然的落到农民头上，主张薄赋敛，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就是重本。另外，封建社会赋税特点是，繁重的徭役的负担对人民的危害并不比赋税小，特别是秦汉之后的统一中央政权，徭役的征调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繁重的徭役负担一方面使得壮劳力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也可能耽误农时，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极大，主张从轻征调徭役，并注意征调时间，保证农民翻地、整地、播种、锄草及收获等农事的顺利进行，就是最大限度的重农。

其次看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的关系。早期儒家的黜奢崇俭主要是反对下级用上级之礼的僭越行为，其后黜奢崇俭主要反对封建君主过度奢侈纵欲和“富人大贾”的奢侈浪费，尤其集中在普通的富人大贾身上。富人大贾的穷奢极欲消耗了大量的财富，“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注：《前汉书·贾谊传》。）。同时，富人大贾这种奢侈的消费必然影响整个社会，造成攀比心理，使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奢侈品生产。贾谊曾指出，“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岁，今半岁而弊”（注：《新书·瑰玮》。）。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不能从事农业劳动，造成“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注：《前汉书·贾谊传》。）的局面，对封建统治的危害巨大。要想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有实行重本抑末政策，通过抑末，使商人不易积聚大量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奢侈品的流通和消费；另外，大量的劳动力转而从事农业生产，国家就富强。由此可以看出，重本抑末思想和黜奢崇俭思想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的。

最后看重本抑末和平利均富之间的联系。有的研究者认为，封建社会实行重本抑末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阻止农民弃本逐末；二是抑制商人资本的兼并活动（注：叶茂《略论重农抑商的历史根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实质上这两个原因都反映一个事实：封建社会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存在巨大利益差别。工商业能获得较高的利益，与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有关。封建社会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普通百姓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均可以自己生产，因此当时的工商业主要是为地主富民服务的，也就是说，社会对奢侈品的需求相当高，在巨利的驱动下，手工业主要生产奢侈品，商业主要贩运重量轻但价值高的商品。特别是，商人面对的是小手工业者和分散的消费者，在信息成本很高的封建社会，这些商人在与手工业者或消费者谈判过程中居于有利的地位，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在个人发家致富方面，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原因所在。这种农业与工商业利益差别的存在，使得封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劳动力，由利益低的部门流向利益高的行业，造成农业中的劳动力的减少，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封建社会，粮食产量减少，影响统治基础；同时，大量的人口逐末冗食，影响了封建国家徭役的征调和赋税的缴纳，给国家造成财政困难。另外，商人资本积聚的财富，一般不是投资于工商业本身，而是购买土地，与地主富民争利，司马迁说的“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注：《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这个道理。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封建统治者采取重本抑末政策和抑兼并政策，来“调通民利”（注：《管子·国蓄》。），抑制工商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