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财政给予国企改革提升竞争力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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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约束硬化是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对财政约束硬化在大部分转轨国家都没有做到。尽管产权学论者和外部环境论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都不说明政府为什么对硬化国有企业财政约束“知而不能为之”的原因。本文通过建立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政府对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软”或“硬”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财政对国有企业的预算是“硬”还是“软”内生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改革的方式选择，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因此，转轨国家应该考虑国有企业自身竞争能力情况，在改革不同阶段采取灵活的财政手段，保证转轨过程中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从而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

关键词：财政补贴；竞争能力；软预算约束；经济转轨

一、前言

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相比于俄罗斯、东欧等转轨国家，我们的改革成绩显著。但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改革、债转股等改革措施也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反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在不断增加。这种不断增加的亏损的直接后果就是给财政、银行带来大量的债务负担，国有企业竞争能力的低下又使这种负担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隐忧，而国有企业要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是这种隐忧的存在的直接原因。我们知道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要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和稳定的社会局面，而这种稳定和公平局面的形成要求有一个经济主体来承担转轨成本。显然，由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只有国有企业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承担这种改革成本，保证改革政策和措施能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为其他成份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正因如此，这种承担改革成本的理由，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国有企业通过各级政府向财政和银行索要各种补贴和银行贷款的筹码。那么这种导致国有企业财政软约束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改革进程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如何影响财政约束的硬化程度？转轨中财政软预算约束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财政预算的“软”与“硬”的转换条件是什么？这些正是本文在力求回答的问题。

亚诺什·科尔奈认为，导致社会主义国家软预算约束是由外生因素导致的，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等等。而DewatripontandMaskin则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由内生原因导致的，起因在于时间非一致性问题（timeinconsistentproblem），对于一个未完工的无效率投资项目，政府或贷款者有积极性追加投资，因为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产生的边际成本。[8]考虑到转轨中导致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影响众多，林毅夫等在同意软预算约束源于内生性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企业软预算约束的观点，并进而认为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减少企业的社会负担是改变企业软预算的关键。而张维迎则认为，导致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在于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的非对称性。因此，改革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民营化，将企业的国有资本变为债权、非国有资本变为股权。林、张等人的观点代表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两种思路，对应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认识，两个派别自然也就会提出不同的改革措施，林毅夫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在于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促进竞争，而张维迎则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核心在于改革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实施产权改革。本文坚持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由内生变量导致的看法，但不同于林毅夫、张维迎单纯把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归结为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或者产权原因导致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而是从产权改革、社会负担、国有企业竞争环境等方面，将上述各因素统一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内，研究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是内生于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单纯的产权改革论或者外部竞争的环境论都不能比较信服地解释财政软约束。

本文以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框架给出本文的逻辑起点和分析脉络，第三部分为基本模型建立。通过建立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间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得出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最优补贴率或最优税收税率，并分析影响国有企业最优税率主要因素，然后在该模型基础上进一步作比较静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基本逻辑框架

1.逻辑框架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指令和财政手段被用来调节生产要素配置和收入分配。财政政策和计划指令的制定是服从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企业则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执行者。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如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独立微观主体，微观主体的所有利益要从属于国家利益。因此，在计划经济中微观个体从事生产活动并不需要考虑自身的投入与产出比例，以及成本和收益之间的盈亏关系。只要在国家给定的生产资料配额限度内，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就算完成任务，其产生的社会利益由政府部门统一核算，费用由财政部门给予直接拨款，企业收益则全部上缴国库。如果这样的体制确能保证政府财政总量不断增长，以及全社会福利的不断增加，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该体制是无效率的，当然也就没有转轨的必要和可能。尽管微观个体不关心本身收益问题，也不会感受到整个体制的效率问题，但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却是可以如实反映计划经济体制的收益水平。当微观主体的收益下降导致财政不断恶化，以至于不能维系原有体制正常运转时，经济体制开始转轨也就成为必然。

中央财政不堪负担国有企业连年亏损导致的财政状况恶化，是各个国家选择经济体制转轨的主因，而这种负担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国有企业因完成国家计划任务而发生亏损导致的生产补贴，亚诺什·科尔奈（Kornai）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国家（或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减税，并提供其它补贴，国有企业经理也预期会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现象称为“预算软约束”，并认为为了取得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成功，消除预算软约束刻不容缓。尽管研究转轨经济的学者大都认同“财政约束硬化”是国有企业成功转型的前提，但转轨的实践却并没有对此结论给予有力的支持。东欧以及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中不仅国有企业依旧在向财政获取补贴，就是被民营化以后的国有企业，也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9]从中国的改革实践看，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入，相继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改造”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阶段，在这些不同改革阶段中强化企业自主权，使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摆脱对国家财政依赖始终是改革国有企业的主线，但改革过程中诸多问题的交织，始终没有能使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能够彻底明晰，政企关系始终未能分开，财政补贴也就从未能够停止，尽管后来国家采取“拨改贷”等措施，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从原来的财政直接拨款转为由银行贷款，但银行的国有性质使得这一改革不过是国家从左口袋拿钱转换为从右口袋拿钱对国有企业予以支持，补贴国有企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且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在国有银行的账户中还专门为国有企业设立坏账准备金，而这部钱完全由财政支付。由此看来，导致国有企业低效并进而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并非某一种单独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分析导致转轨国家财政软约束问题时，既要考虑到国有企业社会负担的承担角色，也要考虑到国有企业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对象，而强化预算约束和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其最终的改革目标，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所以，要分析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财政约束问题，就必须把产权改革和强化竞争环境等改革措施统一在转轨过程中来研究。

经济转轨中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改革国有企业的重要措施，民营化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效率，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同时也把大量的社会负担抛给了社会和政府，如果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可以消化这部分社会负担，加快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当然也就毫无问题。例如，前东德在西德强大财力支持下的国有企业迅速民营化，或者国有企业自身竞争能力比较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迅速适应市场机制顺利转型，这样迅速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也顺理成章。但如果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允许承担国有企业民营化中产生的大量由“隐性”转化为“显性”社会负担，则对国有企业的迅速民营化就不会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选择，对国有企业财政软约束的优惠就会一直继续维系，防止社会产出过度萎缩，社会福利水平大幅度下降以及失业激增，从而中断改革进程。如此一来，中央政府考虑的重点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国有企业产权变革问题，还要思考如何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来弥补转轨中国有经济产量下滑导致的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从而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保证社会福利水平稳定和提高。因此，如果中央政府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则政府就有义务承担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分离出来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负担，而承担这些社会负担就要求有充足的财政收入作保证。对于财政收入而言，其来源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存量改革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增量改革部分。就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的中国而言，在改革初始阶段，存量部分的国有企业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后一部分民营经济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存量部分则成为被改革的重点，而不再是税收主要来源。激进转轨国家则是在经济体制经历“休克”和“阵痛”后，完全依靠市场发育出来的民营经济发展来提供税收，市场化后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转轨国家整体财政水平。但从转轨实践看，大部份采用休克治疗的国家其效果并不理想，不少国家的产出和社会福利水平下降比较大。相反，实行渐进转轨的中国，市场化进程是在中央政府严格控制下进行的，不仅没有发生实行激进转轨国家的社会动荡，而且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改革推进还得到不断改善。进一步研究我国渐进转轨的路径我们可以发现，在渐进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主要依据中央掌握财政的状况决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和进程。在改革进程中如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就可以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并提供充足税收，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就会好些。与之相应，财政就有能力承担国有企业改革中卸下来的大量社会包袱和负担，并从资金上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改革支持，从而保证改革的平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稳定。此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也就会大些，改革进程也就会快些。否则，国有企业的改革速度就要放缓。因此，中央政府推进改革的速度、增量部分与存量部分改革带来的财政状况、改革的各项措施力度和国有企业改革程度之间存在逻辑联系。

2.模型建立

由上面的讨论以及逻辑关系我们知道，在我们讨论的模型中存在三个博弈主体，即中央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借鉴FjellandHeywood建立的关于混合寡占市场条件下民营化与财政补贴关系的模型。但与该模型不同的是我们假设中央政府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始终持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股份，并且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渐进改革的改革思路，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所以，市场结构是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开始市场化进程，这样市场结构就不同于FjellandHeywood模型中的“古诺”竞争，而是以国有企业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模型，并假设市场中存在一家国有企业和一家民营企业。由于所有制原因导致的企业间效率存在差异，民营企业的生产边际成本小于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假设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为c，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为1这里我们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成本标准化处理，假设国有企业的成本为1。，并且c≥1。假设市场需求函数为线性需求形式：p=a-Q，其中p为市场的价格，a为市场的规模（a≥0），Q=qsqp为市场中企业对商品的总供给量，其中qs、qp分别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出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生产同质产品，产品间可以完全替代。

以下我们建立基于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之间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首先政府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社会福利水平代表了改革成效，是评价转轨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指标。在经济转轨中，国有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就要给予补贴从而保证社会稳定，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但政府补贴也是在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政府的行为是选择最优的国有企业财政补贴率，最大化下面形式社会福利函数：

max0≤s≤1W=CSπsπp-sqs（1）

其中，W为社会净福利，CS为消费者剩余，πs、πp分别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s为政府对转轨中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率，0≤s≤1；而其中的SF=CSπsπp社会福利水平。

在第二阶段，国有企业选择自己产量最大化目标函数。由于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中仍然保留部分国有股份，而保留国有股权就要履行社会责任，兼顾社会福利水平，所以转轨中的国有企业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具有国有股份就要接受政府的调控，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大众福利。政府为此给予国有企业一定量的财政补贴。因此，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是利润和社会福利的线性组合，并加上政府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财政补贴，三者的总和构成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

maxqs≥0G=θπs（1-θ）SFsqs（2）

其中，θ表示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程度，若θ=1，则表明国有企业完全民营化，与民营企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θ=0，则表示国有企业完全归政府所有，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若0在第三阶段，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之后选择自己的产量，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其目标函数为：

maxqp≥0πp=qp（a-qs-qp-1）（3）

下面我们采用逆序法，从第三阶段开始对该模型求解，国有企业为“Stackelberg”模型结构中的领导者，民营企业为追随者，两者之间进行Stackelberg数量竞争，在完全信息的假定下，民营企业根据国有企业的的产量设定选择自己的生产数量。首先，民营企业选择自己的生产数量，最大化自己的利润。

对式（3）微分最优化求解得到：qp=a-qs-12（4）

将（4）式带入（2）式中，并对求导可以得到：

qs=4（s-c）2（a-1）（1-5θ）（5）

把（5）式带入（4）中可以得到民营企业的生产数量为：

qp=4（c-s）（a-1）（3-5θ）4（1-5θ）（6）

从上面的（5）、（6）两式可以得出总产量、国有和民营企业利润以及消费者剩余为：

Q=4（s-c）3（a-1）（3-5θ）2（1-5θ）（7）

CS=124（s-c）3（a-1）（3-5θ）2（1-5θ）2（8）

πS=4（s-c）2（a1）（1-5θ）（a-4（s-c）（a-1）（3-5θ）2（1-5θ）-c）（9）

πp=4（c-s）（a-1）（3-5θ）4（1-5θ）（a-4（s-c）（a-1）（3-5θ）2（1-5θ）-1）（10）

接下来我们分析转轨中对国有经济最优补贴（课税）问题，将式（8）、（9）、（10）分别带入（1）中并对社会净福利求导数，其一阶导数最优解为：

s=2θ（2a-3c1）4（ac）12（1-5θ）（11）

由（11）式可我们可以看出如下的关系由于p-c≥0，可以推出a-c≥c。

Ws=2［2sθ（3a-2c-1）（a-1）］（5θ-1）2≥0。：0≤θ≤0.2，s≥0，

Ws≥0，表明政府应给予国有企业补助、社会福利增加；0.2≤θ≤1，s≤0,Ws≤0，表明政府应对国有企业进行课税、社会福利增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命题：

［命题1］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应视国有经济的民营化程度而定。但经济转轨在起始阶段时，对国有经济的适度补贴可以增加社会福利；但经济转轨到一定程度，国有经济民营化程度达到一定界限后，政府就应该停止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而代之以课税，社会福利会继续增加。

由上面命题知道，在转轨初期对国有企业给予适度的补贴既可以缓解改革压力，保证社会稳定，也可以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这主要是在转轨初期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也比较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明显，对国有企业适度的补贴可以提高企业的产量，弥补转轨伊始民营经济供给的不足。我们知道，计划经济一方面表现为财政软约束，另一方面还表现为供给短缺。如果在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我们就“硬化”财政约束，停止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国有经济就会自然选择主动甩掉包袱，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由于在转轨初期民营经济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国有经济还处于垄断地位，所以国有企业就会缩减产量独占市场排挤竞争对手，供给产品的数量比转轨前还要少，从而全社会的福利就会大幅度下降。选择“激进式”转轨方式的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的经济改革基本验证了我们的分析结论。这些国家在转轨初期都选择了“大爆炸”的“激进”转轨方式，而这种转轨方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财政约束的硬化”。但这些国家的转轨实践表明，转轨初期强化财政约束后，整体经济总量与转轨前相比平均都下降了1/3，俄罗斯则下降了约50%，而后这些转轨国家的财政又开始对国有企业补贴，并没有能够始终坚持财政硬化约束的做法。

但是，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只能作为一种策略性改革手段。当经济转轨到一定阶段，民营经济可以与国有经济展开竞争，而且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民营经济的效率优势逐渐明显起来，国有企业的成本劣势成为转轨中的突出问题。如果政府继续保持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其补贴的数额会越来越大，因为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即使在补贴之后，与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相比也不具竞争优势，补贴也不会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此时，更为妥当的办法是停止对国有企业补贴。同时，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原应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包袱，可以被充分发展的民营经济所吸收。因此，对国有企业在该阶段实行课税可以缓解财政负担，加速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却不会导致社会产出的减少。本命题说明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内生于“转轨方式”和“转轨进程”，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支持了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内生性命题。

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是影响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率的重要因素。而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可以用其成本函数衡量。当c越小，表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越强；当c=1时，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与民营企业相同。依据（11）作最有均衡条件下比较静态分析知道，我们可以得出国有经济民营化程度、竞争能力和补贴率有下面的关系：

0≤θ≤0.2,s≥0,sc=-3θ21-θ≥0

0.2≤θ≤2/3,s≤0,sc=-3θ21-5θ≤0；（12）

2/3≤θ≤1,s≤0,sc=-3θ21-5θ≥0。

（12）式表明，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初期、对国有补贴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成本越高，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率也越高；但当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程度达到高20%以上之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应该是课税因为sc=-3θ21-5θ≤0，表明国有企业成本越高补贴就应该越小。而s≤0，所以也就意味着|s|就越大，说明对国有企业课税越高；当s≤0，sc≥0，则在课税的情况下|s|就越小，说明对成本越高的企业课税率应该越低。。此时，国有企业的成本越高，政府对其课税也越大，而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课税也即等同于政府对国有企业要采取严厉的民营化措施，加速民营化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所以，国有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决定了经济转轨中财政对国有企业是补贴还是课税这样，这与林毅夫（2001b）提出的国有企业自生能力是决定改革进程关键的结论相一致。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命题2］在经济转轨的不同阶段，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影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程度。在转轨初期（0≤θ≤0.2），国有企业竞争能力较弱，政府愿意对国有企业补贴，并且国有企业竞争能力越弱补贴率越高；在转轨中期（0.2≤θ≤2/3），政府应该对国有企业课税，并且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越弱，就越要加速推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加大课税）；在改革最后阶段（2/3≤θ≤1），市场竞争体制已经确立，政府按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对所有企业都采取课税的公平方式，但政府对存在的少量国有企业应该采取优惠税率的课税方式，保证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在该阶段实际上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存在的国有经济大多在公共事业领域从事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和垄断的特点，国家对该领域的企业一般都有严格的管制措施，以保证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水平，但国有企业由于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目标导致的利润减少则由政府给予税率优惠来弥补，课税率应该低于其他企业。

国有经济改革在不同阶段和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由命题2知道，在转轨初期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比较弱，对国有企业补贴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产量（见命题3），这对于转轨初期的计划经济非常重要。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存在经济短缺，但改革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我们选择的是渐进转轨的方针，走了一条“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路线，所以，在改革初期对国有企业依旧保持补贴政策可以防止生产的大规模滑坡。但要改革政府又不能把市场全部硬性划给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垄断者，从而排挤掉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政府不得对国有经济给予补贴，保证其在一定阶段内能够参与市场竞争，并维持原有生产的数量确保市场的供应水平，为改革创造外部环境。但是在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就应该加速对国有经济的民营化进程，但完全的民营化也不是改革的最优策略选择，经济体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特别是当经济中民营化比例比较高时，对一些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国有企业，由于其生产具有外部性，给予其适度的税率优惠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由此可见，对国有经济在改革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补贴和课税措施是符合改革需要的策略性手段。一味强调对国有企业改补贴为课税，或者一味强调国有经济在改革中充当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而不断要求政府给予补贴等观点是片面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改革中不断调整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从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入手，逐渐从补贴过渡到征税，取消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照顾，这也正是“渐进式改革”的精髓。

而由（5）、（6）、（11）知道，在最优均衡条件下，当0≤θ≤0.2，s≥0,即在有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则比较静态分析有：qss>0，qps0，说明在转轨的中期，对国有企业课税，将减少国有企业的产量，但却会提高民营企业的产量。上述结果表明，在转轨初期阶段，国有经济的成本比较高、竞争能力较弱，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相当于帮助国有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有企业竞争能力，民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的成本优势就不过于突出，从而国有企业的生产萎缩减缓，但将要降低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份额，当然也就减缓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速度，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在转轨初期也会受到挤压，导致民营经济发育受到阻滞。特别是，由于各个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不同，国有企业的补贴会对各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国有经济集中的地区，由于国有企业补贴对民营经济市场空间的挤压，在一定时期内会抑制该地区非公有经济发展。图2表示市场容量一定的前提下，在补贴以前国有企业的生产供给曲线为DS，在接受政府的财政补贴以后，相当于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供给曲线下移至D′S，其供给的数量由OpB变为OpA。而民营企业的产量此时则由OsA变为OsB，减少了AB的生产量。但是当转轨进入到中期阶段后（0.2≤θ≤2/3,s≤0），对国有经济补贴转为课税。此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地位变为平等，对国有经济的优惠不再存在。成本高的国有企业将会因为课税而缺乏竞争能力倒闭或被民营化，市场空间完全为民营经济开放，所以对国有企业课税而非补贴将会加速民营化的进程，导致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开始趋同，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不断缩小。所以，我们得出下面的命题：

［命题3］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将会提高国有经济在市场中份额，降低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阻止市场中民营经济的发育，从而在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初期，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将会缩小。

由该命题2以及命题3，我们可以解释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后，不同地区民营经济发育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90年代初期，中央、地方两级政府责、权、利分离以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越来越大，东部沿海地域经济发展迅猛，特别是民营经济在这些地区发展中更是突出的亮点，而且越是民营经济比重大的地方经济发展越好，因此，多数的解释把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归结为地理区位优势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观察的事实看，这种解释的确没有任何错误，但是仔细思考却也有不妥之处。如果区位优势是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那么，像辽宁、上海这样的地方区位优势也很明显，也具有沿海、沿江优势，为什么改革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发展出大量的民营经济？还有一种解释是假定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和竞争力。因此，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就发达，国有经济多的地区就落后，而像上海、辽宁等老工业基地，由于国有企业比较集中，历史包袱沉重，国有企业占用了大量当地经济发展的资金，导致民营经济落后经济发展缓慢。这种解释也不能说明民营经济在当地发展滞后的原因。我们知道，改革以来国有经济一直是政府的包袱，国家一直没有停止过从财政和银行角度对国有企业予以支持，但银行和财政在改革开始的很长时间内是几乎不给民营经济提供信贷和资金支持的，民营经济是增量改革部分，完全是依靠自己发展起来的，也就根本不可能同国有经济争抢政府的资源。如果上述事实存在，那就意味着上海、辽宁等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包袱重，抢占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的观点就不正确。再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国有企业集中的地区，人们的思想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比较保守，商业文化的氛围比较淡薄。这种解释就更加离谱，上海从来就不是一个缺少商业氛围的城市，可是上海的民营经济还不如其周边城市无锡、苏州等，所以这种解释也靠不住。

下面用命题3对该原因进一步解释。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分成改革以来，地区间的分割越来越严重，我们把这个现象作为分析的重要前提，即首先承认不同地区间在区域市场上存在分割，也就是说各个地区的区域市场具有独立性。国有经济集中的老工业基地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在经济转轨中既要适应市场需求追求利润最大化，又要肩负大量的社会责任保证社会稳定。因此，国家也就要给与这些国有企业一定数量的补贴。而命题1告诉我们，在转轨初期存在补贴的情况下，补贴后的国有企业更具竞争力，民营经济的发展会受到抑制。在区域经济中由于市场被分割，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比国有企业少的地区要艰难，市场进入的空间更小。可见，这些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真正原因在于，在市场分割条件下的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由此看来，解除这些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的措施自然就是消除市场分割、减少或停止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这也是中央政府近几年来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比如，对国有企业从无偿拨款、拨改贷、再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造和出售国有企业。而对市场分割则采用完善和健全法律手段，并结合行政强制的措施统一国内市场。上海和辽宁等地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的事实也证实了我们的分析。

因此，国有经济改革在不同阶段和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由命题3知道，在转轨初期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产量，这对于转轨初期的计划经济非常重要。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存在经济短缺，但改革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我们选择的是渐进转轨的方针，走了一条“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路线，所以，在改革初期对国有企业依旧保持补贴政策可以防止生产的大规模滑坡。但政府又不能把市场全部硬性划给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垄断者，从而排挤掉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政府不得不对国有经济给予补贴保证其在一定阶段内能够参与市场竞争，并维持原有生产的数量，确保市场的供应水平，为改革创造外部环境。但是在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就应该加速对国有经济的民营化进程。但完全的民营化也不是改革的最优策略选择，经济体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特别是，当经济中民营化比例较高时，对一些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国有企业，由于其生产具有外部性给予适度的税率优惠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由此也可见，对国有经济在改革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补贴和课税措施是符合改革需要的。一味强调对国有企业去除补贴改为课税；或者一味强调国有经济在改革中充当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而不断要求政府给予补贴等观点是片面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改革中不断调整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从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入手，逐渐从补贴过渡到征税，取消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照顾。

三、结论

本文从转轨经济中政府财政与国有企业改革之间关系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以来财政软约束问题，并认为在改革到一定阶段后这种局面会自然改观，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正在证明这个结论。

长期以来，对于国有企业在转轨中是否应该接受补贴就存在争论，但不同的理论依据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原因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产权论者把补贴的原因归结为无效的激励机制和产权结构；外部环境论者认为补贴的原因在于强加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但本文的命题1、命题2的分析却发现，国有企业补贴的发生是受改革进程和改革战略影响，即财政对国有企业补贴还是课税内生于转轨的战略选择和转轨进程，即使在完全民营化的情况下完全解除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对国有企业给予课税优惠也是政府的最优选择。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初期阶段，政府主要的工作是加速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而在改革初期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财政补贴制度。这样，可以保证在民营经济还没有发育和壮大的初期阶段，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不至于大面积倒闭，导致社会总产出在转轨初期就急剧减少，社会福利大幅度下降，使社会福利水平能够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并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而不至于导致转轨期间的社会动荡，招致改革对立面的攻击，并且转轨的初期阶段，片面地强调民营化的产权改革并不会给社会带来更高的收益水平。但是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确实会影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而且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阶段，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影响到对国有企业是课税还是补贴。但总体而言，对于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问题，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而论。不能一味认为只要发生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就认为出现了财政“软约束”，也不能认为只要财政约束硬化了就是高效率的，而是应该把财政的补贴作为改革中的一种策略性手段来对待。并从渐进改革要求帕累托改进的视角，来看待改革中财政约束的“软”与“硬”，把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课税）看作经济体制转轨进程的内生变量。

另外，本文的命题3说明，在增量改革的条件下，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会影响各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区封锁的情况下，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会导致不同地区市场内部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妨碍了本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生产要素流向效率更高的企业和地区，但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各地民营经济发展开始缩小差距，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随着市场化率的趋同也开始缩小，因此，国有企业民营化将会缩短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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