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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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窗口”的著名论断，其完整的内涵表现在：经济特区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窗口；经济特区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窗口；经济特区是加强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窗口。不能简单地把经济特区定义和解释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圳经济特区，一直发挥着中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经济政策窗口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特区；对外政策窗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深动和形象地把经济特区描述“对外政策的窗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国际背景下，经济特区始终发挥着中国外交战略格局前沿阵地作用，尤其是广东经历了SARS的考验之后，使我们深刻地感到邓小平这一判断的高度科学性、深刻性和战略性，而决不仅仅是“对外开放”或者是仅仅只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经济特区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中国整体发展发挥前沿支撑和样板作用，进而带动全国的发展，发展起来的中国，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一、政治上，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和合作的窗口作用

(一)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窗口作用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而经济特区是这个重要力量的窗口。在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华政策逻辑仍然是“遏制＋牵制＋分化＋推销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核心内涵就是最终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中国经济特区都设置在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的榜样力量不只是表现在经济发展能力和财富积累手段方面，还表现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立场的辐射能力和吸引力，对全国都会产生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这样如此关键的地方进行渗透的力度和重视程度是很容易推测到的。针对和平演变，国内有这样几种消极的情况：一种是出发点善意者，他们认为经济特区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中国的颜色，使之演变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桥头堡，持这种想法的人既不代表“左”，也不代表“右”，他们只是表达了一种本能的担心，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第二种则是“左”，就是邓小平批判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者；第三种则是“右”，这些人虽然不多，但是非常危险，他们“非常希望中国被和平演变，只要中国领导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这就正中了和平演变的下怀”。在国际上，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国被全盘西化，首先是要把中国变为西方国家的精神奴隶，进而政治上让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其方式主要是加强思想渗透、利用经济科技杠杆、培植亲西方势力、争取下一代亲西方派、进行宗教渗透等等；从战略上，正如邓小平早就告诫我们的，“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西方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作长期谋划和打算；从地缘选择上，西方国家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键区域——特别是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中国东部沿海相对于内陆，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最先受到西方的感染，所以最容易被西化，因为在他们看来，“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和日本的感情复杂。诸如殖民地占领、反共产主义活动、和平演变都来自沿海方向和被分割的中国沿海地区”。但是深圳发展的事实和结果正好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愿望完全相反，经济特区反其帝国主义之“道”而行之，不但经济科技蓬勃发展起来，政治上也成长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突出代表，这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大为迷惑不解，他们认为中国的这种表现实属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思维所不能解释。他们简单地认为，中国肯定会因抵御和平演变而必然采取“收”的政策，中国必然会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实际上，中国抵御和平演变，正是为了更好更健康地开放。中国在坚定地反和平演变的情况下而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健康发展，中国不是“收”，而是更加“放”了，这些都是西方学者感到非常“困惑不已”之所在。实践充分证明，经济特区不但充当了中国经济起飞的领头羊和试验田，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发挥模范堡垒和示范作用。

(二)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窗口作用在传统安全领域，深圳特区等沿海经济重镇，正如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位中校所描述到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沿海地区作为生产基地、经济市场和战略防御目标变得日趋重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果冒然发动对华军事冒险行动，这些地方必然首先成为攻击目标。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维护国家安全，其实主要是维护中国关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的安全。深圳这样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经济重镇，它在中国总体外交政策中的地缘前沿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深圳人参与外交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在非传统外交领域，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盲目乐观。中国既然是国际反恐联盟主要成员，恐怖主义针对中国经济特区密集沿海地区发难，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关键是要早作好防范的各项准备，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再比如严重流行病问题，在广东曾经肆虐一时的SARS对中国内政外交的考验和影响，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探讨。中国应对SARS的动员能力、运用手段、国际合作都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所能达到的水平。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普遍受到世界公认。但也不可否认，就在SARS肆虐过程中，除了世界一些媒体对中国作了与SARS有关的诸多善意和客观报道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主要是西方的媒体借SARS进行煽动性宣传，制造的舆论恐慌和紧张可以说空前绝后、前所未有。如“SARS已经演变为一场削弱中国经济和动摇共产党统治基础的信任危机”啦!，声称“细菌所导致的威胁远超过恐怖主义”，还无不幸灾乐祸地说，“防止全球性SAILS流行为时已晚”，恶毒中伤中国政府，说“中国喜欢埋葬坏消息以政治目的操纵有关数据的倾向造成了人类苦难(humansuffering)”，“从一开始，中国似乎害怕信息远远甚于肺炎本身”，“中国常常把卫生健康数据，特别是那些尴尬的部分看作是官方秘密，北京要求绝对守口如瓶”，“中国的政治结构和其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地位不能并驾齐驱。毫无疑问，中国仍然是孤立的，亚洲和西方国家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视民主价值为敌人”，更有煞有介事，故弄玄虚者：“SARS可能起源于一次小事故，它是非常不寻常的爆发，说不清楚是否它是有意而为还是非人为的”，断定中国封锁SARS信息的行为破坏了五年来中国外交意欲改变“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地区大国形象(asapricklyregionalpower)和改善和邻国关系的努力”。

(三)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窗口作用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的成功，曾经对苏联解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很大吸引力，他们先后来中国的经济特区进行考察、访问，都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给予很高的评价，冷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也十分地感兴趣，纷纷到中国来“取经”，印度准备参考“广东模式”，俄罗斯在建设经济特区时将主要借鉴中国经验，朝鲜也准备如深圳和珠海一样，在它和南朝鲜接壤的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集人、财、物的优势于一身，此外还有一定的制度优势，加大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力度，既是经济目的，也是营造和谐世界的政治目的。中国西部地区周边国家的一些消极因素严重阻碍西部大开发顺利发展，在阿富汗、缅甸等西部地区的邻国，由这些国家的黑恶势力造成的贩毒问题成为中国和其相邻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威胁，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东部改革开放的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发展起来的东部沿海，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央权威的大力支持之下，可以有针对性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和这些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的相关机构等合作，推动从根本上消灭的战略性的、从外向内推进的工作，这一方面支持了周边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西部大开发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使自身的发展环境变得更加优越。

深圳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样板，也是邓小平所说的“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技术的窗口”，一方面它发挥了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窗口作用，另外一方面它又是中国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科技水平的重要平台。正如学者指出，“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哨，自成立以来已经引进了大量的外国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慷慨无私地把先进科学和技术传递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圳在其中发挥骨干和战略支撑作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能不能做到“慷慨无私”，可以说是用事实来检验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和平发展，是不是谋求为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主张真实性的核心检验指标，是中国区别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核心检验指标，当然也是深圳能不能抓住推动自身发展的新机遇和新使命，从而真正发挥中国对外政策窗口作用的核心检验指标。

二、经济上，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窗口和示范作用

在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思想中，不但反映的是政治问题，而且也高度关注经济问题，他在1990年3月3日同几位中央负责人时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和相应的贸易机制，通常包括国际分工、国际协议及惯例和贸易规则等。

(一)中国必须和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真正接轨，经济特区则是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的前沿阵地深圳从改革开放前的边陲渔村发展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这确实是邓小平高瞻远瞩谋划的结果，它和广州一起，共同成为中国华南经济圈的领头羊之一，而由于它政治上拥有经济特区政策优势，使它总是处于时代弄潮儿的特殊地位。中国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按照国际惯例和规范办事实现双赢——即满足中国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同时，又很好地遵守了国际规范?深圳在如何按照国际规范办事的经验与教训，对全国毫无疑问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国际规则有3个明显的特性：即“外部性”、“约束性”、“非中性”。“外部性”指规则运用越频繁，使用者获得的潜在收入就越大，在深圳这个窗口，可以说规则运用的频繁程度，是任何内陆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深圳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各个省和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也纷纷借助深圳这个窗口；就“约束性”而言，单个国家将无权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然无权要求豁免。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这样的经济前沿如何实施国际惯例和规则，如何应用之，在无权豁免的情况下如何适时地对这些国际规范在未来的修改和变通提出中国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和条件；“非中性”即同一项规则会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个概念对深圳来说也很重要，既然中国是以“平等互利”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宗旨，那么从深圳这个窗口所发生的对外经济活动和具体的经济贸易业务，就自然应该充分体现“平等互利”这一基本精神。体现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国际形象的好坏。

(二)深圳特区成为中国优化国际分工的最前线，是中国执行独立自主对外经济政策的垫脚石所谓“优化国际分工”，就是要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低端加工贸易这种“候鸟”式的，一旦国际形势出现动荡，或者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丧失，外国投资者就会迅速撤离的十分不稳定的经济状况。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还需提升，如比较优势能够处于分工的高端，才会真正被国际市场所认可，不易被边缘化。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优化国际分工的问题，应该说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对此普遍具有强烈的紧迫感，特别是在深圳经济特区，这种紧迫感似乎来得更为强烈一些；深圳通过更大的开放步伐和规则的践行而使自己再次成为中国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从而根本改变了“国际分工体系扭曲和利益上的差别”，避免了“往往容易产生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两种政策并举矛盾做法”的尴尬局面。应该说早在十多年前，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就已在“水平分工模式上展开”，“服务贸易、跨国资本运动，知识产权交易在相近经济结构国家之间蓬勃发展。但当时经济特区对外贸易也面临着短期内迅速提升出口商品结构的挑战，那种以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承受越来越大的贸易条件加快恶化的压力”，十多年过去了，经济特区已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了，它正在向知识和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更为关键的是，深圳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动机的“超级软实力”中心，深圳的企业已经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深圳的“四个90％”广为人知，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深圳正在由“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正在比较彻底地从“三来一补”向技术和知识、资本密集的方向转变，改变了那种产业布局低层次、空间流动性大和对外依赖性大的特点，充分利用了发展“三来一补”产业所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发展高端产业，促进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长远发展的经济基础。从而成为加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别是独立自主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前沿阵地。因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外政策表现的特点是独立自主还是追随性和依附性的，取决于内部的各个区域，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相对内地发达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是建立在独立的，非依附于国外的基础之上。如果包括经济特区这样的地缘前沿阵地，普遍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处于依附地位，那么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实质上也不可能真正地做到独立自主。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获得多边合作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加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遏止中国发展和阻碍中国进步的暗流也在加速涌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打压政策，比如针对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贸易战争，中国的出口产品如玩具、食品、大量被迫因为“质量”问题而被招回，“中国制造”被西方国家变异为“购买者小心(Buyerbeware)”的代名词，企图从经济上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一时间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简直可以说对中国发起了一场来势凶猛的“经济冷战”!这使本来就处于资本主义体系所主导的国际分工形成的对我不利的格局，更是雪上加霜。

早在几年前有学者就建议中国应该对技术引进、利用外资、外向型经济、贸易方式等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以避免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和少数几个主要国外市场，这样即使国际经济形势恶化，我们还有一块稳定的国内贸易和国内市场环境；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环境保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服务；使一般贸易的增长能够逐步超过加工贸易，改变严重依赖外来技术的状况。这样的建议应该说是有先见之明的，关键是我们要抓紧去调整，只有做到未雨绸缪，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做到不受制于人，特别是要抓紧在深圳等经济特区率先完成这种调整，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带动全国其它地区紧紧跟上。

(三)深圳人应该率先成为掌握国际协议及惯例和贸易规则的模范。为中国提出自己的国际规范和主张提供实践和实证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走向世界主要是走向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近代以来从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到取得完全的独立地位再重新回到国际社会时，中国已经是以一个完完全全的“迟到者”的面目面对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压垮了苏联而取得冷战胜利之后，世界秩序则完全为西方世界所构建和主导。从感情上讲，中国人内心深处不喜欢和强权主导的世界打交道，但客观地讲中国也无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愿望改变这样的现状，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是光明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趋势不会改变，但是道路的曲折性和两种不同制度的竞争和较量还将长期存在，有时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改良一些国际国内的运行规则和方式，使它的竞争力又有很大的提高，他们会一时占上风，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占上风，今天实际上就是处在资本主义暂时占上风的状态。客观地讲，今天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不是要完全推翻西方世界所建立和主导的国际规范，尤其是在进入世界体系之初，恐怕主要是沿着“学习-融入-批判-提出中国主张”的路径来进行。从哲学的意义上讲，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对西方所建立之秩序的“扬弃”。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中国入世，中国人心态是开放的。学习了解国际惯例和规则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在深圳等沿海地带，各种相关学习培训活动如火如荼地、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学习和应用国际规范在深圳已形成气候，但是无论怎么学习这些规范，其中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平等、不公正的问题，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发现，在实践这些规则时也能明显地感到其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问题，很容易体会到在那些规则中，西方国家推行政治和经济霸权在其中的明显意图所在，我们学习西方人主导的国际规范的最高思想境界应该是为我所用而消化它们的基础上，发现其中的弊端，提出中国的改造主张，使其真正地符合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只有真正地把所有国家的正当的意见和利益都反映进去的规则惯例等规范，才可以称之为真正具有“国际”含义的规范。西方国家当然是最希望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全盘吸收他们的商业文化，这样他们就永远可以高枕无忧地剥削中国、剥削世界，这显然是不能同意的。对于深圳等和西方世界在经济上打交道最多和运用西方国际规范最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阵地深圳等中国的经济前沿来说，他们的经济贸易实践给中国如何进一步地适应并进而改造国际规范，提供了大量的有用实例和鲜活的个案研究素材，为中国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提供了最实际的试验场所和最为深动和广泛的依据。

三、结束语

经济特区的对外政策窗口作用，集中地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为发展经济与最新科学技术，不但造福于自己，更造福于世界；经济特区的对外政策窗口作用，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先进外交文化的前进方向，因为经济特区正在日益明显地发挥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窗口作用。经济特区更是中国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哨阵地，我们相信，经济特区只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和创新的力度，生机和活力就会发挥得更充分，为中国外交战略所作的贡献就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