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源的稀缺性、权力寻租与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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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相对于人的需求来说，资源都是稀缺的。稀缺的经济资源主要有两种配置方式，即市场的方式和政府的方式。经政府配置的资源都具有某种市场失灵的特征，如交易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其配置的手段有管制、配额、许可证等。政府能够克服部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功能和效率的不足，但也有因资源的稀缺带来的难以避免的缺陷，其中之一就是权力寻租。权力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谋取利益的活动，对于个人来说是有效的，就其实质却是将寻租的负外部性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它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资源和财富的极大浪费，带来了社会整体福利的净损失。解决权力寻租问题应该依赖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从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资源配置功能。具体的做法有，加快改革步伐，缩短制度惯性的持续时间；减少知府管制，建立更明晰的产权结构；在可支配的范围内制定合理、科学、严谨的规则；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从而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约束设、寻租个体及集体的违规行为。

[关键词]稀缺资源配置寻租经济人相机抉择一引子：关于资源

在氏族形成之前，人类社会还处于混沌状态。那时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基本是各种自然资源：阳光，空气，水，绿树，鲜花、各种飞禽走兽以及人类自身的体力等。人类与之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包括吃、穿、住、行等。步入氏族社会，尤其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伴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成熟和发展，“资源”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全面的扩充。除了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等社会资。后者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或层次都比之前要深刻和复杂得多，而自然资源，也因人类的设计和加工，带有不同程度的人文色彩。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不是孤独的，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定要与特定的资源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离开了资源，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从谈起。小至个人，大到民族、国家，都是如此。人类从太阳和地球那里可以得到满足个体生存以及种族维持的足够的，甚至可以说过剩的能量。但是，人的需求是无限的，相对于人的需求来说，任何资源都可能是稀缺的。资源的稀缺性是被人类自身“制造”出来的。人类不断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而这种追求本身会遇到时间、空间和各种资源的限制，于是人们也就不断的为自己制造出了更多的难题和更大的麻烦，于是又要花力气发展自己以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这些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稀缺性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可能不成其为问题，但相对人们的“过度需求”时，稀缺性的假定无疑是成立的了。

从逻辑上来说，资源的稀缺性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命题。资源的稀缺性所带来的种种理论与实际工作中的难题和困惑一直为学术界和实务者所关心和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各个角度和层面，本文将尝试着探讨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权力寻租问题。二资源的政府配置

对于人类来说，资源是重要的，也是稀缺的。正因为这种稀缺性，节约才成为必要，才产生了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这个问题。从古至今，资源有种种配置方式，如最初的“习惯”，以及后来的排队，抓阄等。在理论界，根据资源配置的主体的不同主要将其分为两种类型：

1．市场配置。即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鼓励市场形成价格和自由交易，强调效率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2．政府配置。即政府发挥宏观调配的作用对资源进行配置。所采取的手段往往是管制，许可证，配额，指标，投标等。

市场配置方式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公共选择学派等所推崇的资源配置方式。其理论假设是经济人，X理论等，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关于政府配置在理论界最有影响的系统性理论是凯恩斯针对1923年经济危机提出的，主要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后来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政府所采用，成为其加强宏观调控的有力的理论依据。

事实上，政府的资源配置功能由来已久，自国家形成，政府建立之日其在实际中就承担着这一功能。从内容上看，政府主要从事两种资源的配置工作：

1．部分自然资源。这包括在市场配置下失灵的自然资源和准自然资源。前者指一些矿藏、水域等，不包含人为的成分；后者是指铁路、公路等经过人力加工的资源。这部分资源之所以称之为准自然资源，是因为就其实质来说还是自然资源，只是物质结构、形态以及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化，例如铁路实际上还是一些自然界的物质材料。这些自然资源和准自然资源具有自然垄断、产权难以界定等特征，由于市场的缺陷难以对其进行有效配置，而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从理论上讲，又能克服这些不足，所以理所当然承担其它们的配置功能。

2．大部分社会资源。它是在自然资源基础上形成的，主要以公共产权的形式出现。其关系比自然层面上的资源复杂得多。具体形式有使用权、许可权、配额、指标等。社会资源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与人类行为发生了各种更直接的联系，牵涉了至少两者的利益（在现实中，往往是两方以上）。凡事与利益扯上关系便总是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本文下一部分所要重点分析的权力寻租也主要是由这部分人为制造的稀缺资源引出。三资源稀缺下的权力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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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是：资源对于人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一种资源都是稀缺的，政府掌握两种在市场配置下失灵的资源，即某些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些资源在产权上表现为公共产权，下面我们将论述的权力寻租行为也是在配置这些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

政府所履行的资源配置的功能即是对具有公共产权属性的稀缺资源进行分配。其最终涉及用何种方式将资源分配给谁的问题。人们的利益需求是有差异的，资源却是有限的。显而易见，资源分配给谁，谁就取得了某种潜在收益。由于政府对资源的分配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往往是部分人从中获得了较多的潜在收益，另一部分人却不能获取或者甚至丧失了原来的已经获得的收益。

政府的这种资源配置过程成了一种利益分配过程，按照传统政治学所赋予政府的正义、公正的特点，通常意义上，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目标是：

1．体现效率。将资源分配给那些能够更大效率的利用资源的地区、部门、企业等，以便实现更大的收益。同时，还有利于良性资源循环的形成，有利于资源流向增值大的地区、部门和企业，具有良好的导向功能。如中国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划出一定区域，给予人才、物质、资金、技术以及政策等各方面的特殊待遇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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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现公平。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可以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运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采用税收、转移支付、补贴等手段，在取得效益的前提下，兼顾弱势地区、群体的利益，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

资源是稀缺的；政府手中掌握着一定的稀缺资源；那些有需求的群体或个体在现实中的利益需求从来都不是一致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产生对稀缺资源有需求的群体或个体对政府手中的稀缺资源展开竞争。政府如何在这些竞争的群体或个体中分配资源呢？所有的政府官员以及一般公务员[1]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严格按照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去分配吗？答案是否定的。在规则具有科学、严谨、清晰、透明等特征，并且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具有高尚的人格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前提下这两个目标才能得以良好的贯彻和实现。但现实中，这两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并非每个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都那么道德高尚，实际上，他们也是一群理性个体，也具有人性中非常自私的一面，作为个体或某个集团的内在利益需求驱使他们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在各种规则以及外在约束（即各种监督制约机制）存在大量漏洞的情况下（也就是寻租空间的问题，我们将在文章的第五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述），他们会自觉不自觉的利用手中掌握的分配资源的权力或多或少的为自己取得合法收入之外的利益。于是，权力寻租的出现就理所当然的了。

关于寻租的概念最早是由安·奥·克鲁格在1974年在探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来提出的。该文认为，人们竞相争夺进口权，从而获取进口垄断权的租金，这种竞争活动对社会是一个损失，必须纳入分析。该论文使克鲁格成为寻租理论的鼻祖之一。其实，在所有场合，租都来源于该种要素的需要提高而供给因种种因素难于增加，从而产生的差价。这里，我们只讨论权力寻租的问题。我们知道，资源是稀缺的，人们从事谋利性的活动需要资源；其中一部分必不可少的自然、社会资源为政府所掌握，即政府的执行者：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具有处置这部分资源的权力。但稀缺性的存在，导致资源的天然供给不足，加之制度和规则方面的原因（制度造成的寻租空间过大等，本文的第五部分进行详细论述）以及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在道德方面的失败，权力寻租就产生了。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权力寻租的定义：政府官员及一般公务员依靠掌握的垄断性的强制权力，在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行政管理过程中阻止供给增加，形成某种生产要素的人为供给弹性不足，造成权力个体获得非生产性利润；另一方面，个体利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获得特权以占有租金，这样就构成了设—寻租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通行的“寻租”一说就包含了设租和寻租两个方面，所以，本文以下出现的寻租就包含了这样一个双方（设租方和寻租方）的行为。四权力寻租的危害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古至今，人类谋取利益的活动包括两种：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画饼不能充饥，无论哪种谋利活动，都是基于一定的自然或社会资源，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仰仗特定的关系（例如规则、特权等社会资源）。

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年）提出了“直接的非生产性寻求利益活动”（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简称DUP）的概念，它包括以直接非生产性活动取得利润的各种途径。这种活动可以产生收入或利益，但不直接或间接生产货物或服务，它们是消耗实际资源而没有任何产出的经济活动。寻租是一种典型的直接非生产性寻求利益的活动。如果说市场在某些方面对资源配置失灵而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的话，则政府的权力寻租活动则加剧了这种失灵。某种程度上说，政府的权力寻租活动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是毁灭性的破坏，它在原本就稀缺的资源基础上营造了另一种稀缺：权力稀缺。寻租理论将之形象的称为：“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在这只“看不见的脚”的作用下，原本稀缺的资源遭到了极大浪费，生产力也因此而受到阻碍，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试将寻租的危害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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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寻租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权力寻租最大的危害是造成资源极大浪费，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我们可以从权力寻租造成了资源浪费，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使既得利益团体的形成及寻租的延续和扩张等三个方面论述。

1．对资源的浪费。

获得利益的方式有两种：要么投入资金、人力、物力研究新技术，开发新市场，要么向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寻租，争取配额和许可权等，取得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前一种方式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进步，而后一种方式则仅仅利用了政府手中的强制力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其间并没有生产力和新财富的产生。这好比一场赌博，赌徒们投入赌资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在赌场中搏杀，不管搏杀进行多久，财富总量没有增加，只在各个赌徒之间进行了重新分布。

用赌博作例只是将其重新分布的特征做类比，权力寻租远比赌博更具有财富损失及浪费的特点。首先，权力寻租过程没有财富的产生，但寻租者却在这个过程中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次，权力寻租完成后，往往造成供给不足，给寻租者带来超额利润，造成消费者剩余被寻租及设租者剥夺，众多学者曾对此作过研究，有著名的哈伯格三角区和塔洛克方块等理论；最后，若把用于权力寻租的资源转而用于正常的生产性活动，便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力和财富，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损失。布坎南在《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写到：“假定一位进行革新的企业家，他不去发明一种新的商品、服务或生产过程，而是发现一种方法去说服政府确信，他应该被授予垄断权，而政府将一切潜在的进入市场者拒之门外的办法来赋予这种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创造价值；的确，垄断化涉及价值的纯粹损失。获得的租金反映价值从一般消费者转向受优惠的寻求租金者，以及在过程中价值的纯粹损失。”

当权力寻租所取得的效率高于从事生产的效率时，寻租就会产生，于是上述浪费就会出现。对于寻租者而言，寻租是有效率的；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却是无效的。它浪费了社会资源，使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领域，减少了社会福利制约和延缓了一国经济发展，可以将之看作一个成本外化，收益内化的过程。

2、政治企业家及其对生产力的破坏。

寻租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把政府行为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看待，把政府干预行为本身“市场化”，从而把钱权交易问题纳入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分析，权力寻租的出现，从而导致社会中出现了另一种市场：“政治市场”，市场的交易双方是设租者和寻租者。其中，设租者是交易中的卖方。卖方身份是政府中的官员及一般公务员，交易的商品是卖方手中掌握的重要稀缺资源。买方则是对这些资源有需求的所有人员。该市场的一般特征是卖方市场，市场中供小于求。买方将对稀缺资源展开竞争。在这个市场中，支配市场的力量主要有卖方权力的大小、买方人数的多寡以及卖方制定的交易规则等。我们姑且把政治市场中的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称之为政治企业家（与之对应的是自由市场中的经济企业家）。根据寻租理论中著名的鲍莫尔假说，一个社会经济企业家人数越多，经济增长就越慢。下面将通过图示来说明：

布鲁克斯和黑吉德拉（1988年）把寻租竞争和科技发明的竞争做了比较分析[2]。在上图中，横轴t为时间，纵轴Y为产出。原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轨迹是G1。假设第一种情况：在时间T发生了一场为科技发明权而产生的科研竞赛。由于竞争者把资源用于科研，减少了生产，所以产出水平由A降低到B。但由于科技发明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产出的增长速度从B点起加快了，沿着一条更为陡峭的轨迹G2增长。又假设第二种情况：在时点T发生的是一场寻租竞赛，且寻租者移用的资源和第一种情况中移用于科研的资源一样多。那么，虽然一开始产出的下降是一样的，但由于寻租活动白白耗费了社会的资源，并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了生产效率，所以产出增长的速度减慢了，从此沿着一条更为平缓的轨迹G3增长。由此可知，寻租竞争对社会生产力的危害是很大的。

3、既得利益团体的形成及权力寻租的延续和扩张。

布坎南将寻租分为三种层次：第一层次是寻租者向政府关于贿赂讨好以取得租金；然而由于寻租者的寻租投机活动使政府官员们享受特殊利益，又会吸引人力物力争夺主管官员的肥缺而发生第二层次的寻租竞争；如果部分或全部寻租者的超额利润形成财政收入，那么，各个社会利益团体又可能为了财政收入的分配而展开第三层次的寻租活动。因此，在这三个层次上，一旦政府行动创造了制造出来的稀缺，寻求租金就能产生。

这三个层次的划分对基于全力的寻租也适用。这些层次的权力寻租活动连锁反应和长期作用，就会形成各种互相联系的既得利益团体，这些利益团体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断拓展寻租范围，从而形成寻租社会的自我增长机制或扩张机制。很多国家经济中存在的管制现象并不能用“市场失灵”理论来解释，却可以用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的需求来解释。而扩大的管制必将带来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权利寻租，于是产生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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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分配过程是建立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基础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会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会极力排斥新的寻租者进入，力图垄断租金，使得租金难以耗散掉。因为，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它是长期寻租形成的结果，有巨大的沉没成本，它不希望看到别人与之分享租金。并且，在长期的寻租过程中，它会形成一种对寻租的“路径依赖”，甚至自觉不自觉的抵制针对权力寻租的改革。例如：阻挠国家的反腐败活动。世界银行的报告曾指出：“在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取得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或许会在将来发现自己正在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如对侵吞的贿赂平均而言达到10%的腐败行为听之任之，就会使人产生出一种将受贿赂提高到15%或20%的冲动。腐败能自我助长，使非法所得呈不断扩大的螺旋形，最终使发展受到影响，多年的进步被逆转。在过去对腐败听之任之地增长，随着时间的流逝，腐败变根深蒂固。因此，当政府最终决定采取行动时，就会遇到强有力的抵触。”

（二）权力寻租带来了恶劣的社会问题

权力寻租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阻碍生产力发展，而且还会带来恶劣的社会问题，例如权力寻租扭曲了社会的激励机制，造成了贫富差距，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并且容易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和社会风气的不佳。下面进行具体阐述：

1、扭曲了社会的激励机制。

前文已经提到，寻租社会将造成稀缺资源涌入非生产领域，带来配置效率的损失。以中国的科举制度为例。众所周知，中国没有成功的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这与中国的科举制不无关系。从形式上看，科举制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方式无可厚非。从各种资料看，中国封建制度下当官的地位和收入都是其他职业难望其项背的。而科举又几乎成为进入官僚阶层的唯一途径。科举竞争所要求读的书，仅限于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部分内容，考试方法又是刻板的八股文。因此，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制度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实际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激励结构科举制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假设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所以，既不是儒家伦理、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也不是科举制本身抑制了中国的天才们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真正其阻碍作用，是科举考试的课程和其激励结构。

再以印度为例。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寻租社会。在印度，腐败权力已通过管制和许可证制度制度化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与排他性的腐败权相联系。从而造成了印度经济几十年来都不见起色，并且，改革困难重重。这种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从甘地的国家慈父主义到后继者尼赫鲁的“社会主义”都与此息息相关。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在印度，这种“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大党领导的政府应该负起印度经济发展的责任，政府是国内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尼赫鲁政府的心目中，更好的政府意味着更大的政府，即政府对经济有更多的管制，可以说，这就是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信条”。大政府加上管制使政府取代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功能，行政权取代了产权，各种寻求特权的活动（包括寻租）取代了市场竞争。

2、造成了贫富差距，造成了社会不平等。

与权力寻租相联系的是政府腐败。2003年4月10日的《南方周末》学者论坛中，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中指出，当今现实中，数额巨大的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大因素。他举例说到，在一些地方，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无论是生病，还是生孩子结婚、父母祝寿，都可能收到可观的钱财。

3、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和社会风气的不佳。首先，权力寻租是政府对公众所让渡权力的化为私用，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其次，权力寻租不可避免的带来政府腐败，势必在民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寻租也具有积极的一面。马丁·里基茨在《寻租、企业家精神，主观主义和产权》中写道，寻租可以促进公共产权向私人产权的转变。毛寿龙先生也认为，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最积极的功能”是暴露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揭示了深化改革，建设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这些，都是具体条件下的具体现象，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并不能改变寻租主流意义上的消极意义。五权力寻租的制度探源

本文的第三部分曾分析到：权力寻租行为的出现与人性中的自私以及制度、规则的缺陷不无关系。人性的自私是一种天然的属性，要制约它一般的做法有利用道德这个“软约束”。本文不尝试从这个途径分析寻租问题，而从制度层面入手。笔者认为，寻租最初源于资源的稀缺性，是对稀缺资源的一种非生产性的竞争方式。从理论上讲，要从根本上解决寻租似乎应该努力消除资源的稀缺性。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只能另辟他途了。

寻租（当然包括权力寻租）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寻租空间过大（行为的内在驱动是人类内心的贪婪，即从寻租的空间中利用各种空挡、漏洞去谋取私利）。权力寻租空间是与政府的制度模式及建设息息相关的。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寻租多于发达国家；管制多、干预多的国家多于管制少，干预少的国家；公有制比例高的国家高于公有制比例低的国家；转型国家高于非转型国家……本文将采用制度分析方法，从制度角度考察经济运行，分析制度的结构以及对稀缺资源配置带来的权力寻租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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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笔者认为，以下几个原因造成了制度中寻租空间较大：

1．转型国家。

笔者认为，关于转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转型是宏观制度方面的，例如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广义的转型不仅是宏观方面的，还包括微观层次的各种改革以及政策的变化等。本文所要涉及的转型概念是狭义方面的。

当今的转型国家主要是指由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一个国家从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的初期，寻租现象一般呈上升态势。尤其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寻租现象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大量存在的，并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这种体制转向时常经济体制时，由于体制惯性、思维惯性、模式惯性的存在，政府不可能马上退出经济活动领域。于是出现了“看不见的脚”和“看不见的手”交织的状态。并且，在转型国家初期，一般会出现一种体制真空，即旧的制度不起作用了，但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或难以发挥作用，市场处于无序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很难在所有领域发挥作用的，设—寻租交易往往就取代了一部分市场。尤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国家，“权钱交易”、腐败之类的设—寻租活动就会呈膨胀的态势。

2、转型国家的渐进式改革。

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用个文学上的概念叫做“有破有立”，而在本文中，将转型与改革归为基本同义。当今转型国家的改革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激进式的改革（也称之为休克疗法），如俄罗斯的做法；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典型的例子有中国、印度。激进式改革简单说来由三部分构成：稳定宏观经济、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三者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并着重强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三者的迅速同时实现，认为“跨越深渊时不可能用两步”。而渐进式改革与之不同，它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般做法是：开始阶段，进行具有地方特色的试验，当试验成功后就扩大试验。即：先试验后推广，先局部后整体。

渐进式改革最大的好处是节约成本，减小改革风险，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往往是眼前）维持社会的稳定。但是，在分阶段的渐进式改革下，由于时间拖得过长，造成了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制度、政策、措施在同一个领域同时发挥作用，于是形成了大量转型时期的摩擦和矛盾，并为各种权钱交易、腐败之类的权力寻租活动留下了体制性的空间。印度在从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过于缓慢，给寻租活动留下了广泛的空间，从而积病重重，以至形成了制度性的腐败。再以中国为例，由于实行了给一些地区给予各种优惠条件的相关政策，于是某些地区的行政官员，不把工作重心放在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和管理，抓好当地经济上头，却“跑步进京”，以各种手段向北京要政策、要资金，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各种钱权交易，当然也错过了很多当地经济发展的机会。

3．产权。

H·登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中写到：产权的所有者用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一个所有者期望共同体能阻止其他人对他行动的干扰，假定在他的权利的界定中这些活动是不受禁止的。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获取产权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正常的市场，一是通过政府来重新定义或分配产权。政府重新定义和分配的产权就是我们在行文中已经论述过的上升到公共领域的那部分资源。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主要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各级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政府严格确立和实行所有权的条件下，才愿意付出其税金。因此，司法和财产所有权的实现是由公众出资的公共物品。寻租是个人或团体对既有产权的一种重新分配方式[3]。政府的作用在于定义或维护产权。产权朝着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向演化。公共产权节约了类似于私人产权的界定和执行成本，但是产生了更高的类似于“租耗”的其他形式的交易成本；私有产权较少带来“租耗”但相应的界定和执行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即市场失灵。作为权力寻租根源之一的管制实质上就是认为制造的一种公共领域的管制限制了市场竞争并导致了市场失灵，使管制领域的经济活动不得不采取权力寻租活动。作为产权中剩余索取权的界定和承认可以抑制贪污腐败问题。而正是由于剩余索取权的界定不清，以及一些激励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所以带来了中国社会中“在职消费”的大量出现，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引起了各种负效应。我国国企中的种种权力寻租问题与悬而未决的产权问题不无关系。

另外，产权不清楚与各种规则的制定也有密切的联系。由于规则制定的不够科学和严谨，形成了很多漏洞，给寻租者留下了大量空间，用句俗语说即是“钻政策的空子”。

4．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健全

人的本性中有十分自私的一面。通行的制约方式之一是通过道德的内化作用。但我们所了解到的是，在顽固的自私面前，道德这种软约束往往是不堪一击的。道德是一种内在的机制，在诱惑面前很容易发生摇摆和变动。尤其是在转型时期，面对社会中存在的大量腐败机会时，极端的情况下还容易导致腐败泛滥。所以，我们需要完备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些外在的因素来约束内心的贪婪。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对于潜在的权力寻租者，只要寻租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潜在的寻租者就会变成现实的寻租者，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可以减少寻租的预期收益。由于现实中由于监督和制约法律已经机构、人员的不足或者失效，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权力寻租成本不够高，留下了广泛的寻租空间。六权力寻租的制度创新探微

笔者认为，要解决寻租问题，应该坚持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首先，要明确要坚持的两个前提性原则：

1．经济人假设。

即把政府中的官员及公务人员都看做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道德人或行政人。这样做最初的动机可以追溯到性恶论的假设，另外，这样也可以减少把行政工作人员及公共管理人员全体误作道德高尚带来的不可预计的风险，同时也有利于贯彻法治的思想以及行为。

2．效率原则[4]。

本文如下将要进行的解决方案都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报酬。考虑到政府的特殊性，有执行公众意志的权力。需要指出的是，讲究效率并不是反对公平。贯彻效率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平，因为没有了效率，公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权力寻租按其手段和效果来分有三种方式：（1）积极的权力寻租，即寻租中合理的合法的部分。其目的是改变无效率的产权结构，促使产权的现有分配发生改变，这种改变结果可能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有意义的或理想的。（2）不合理不合法的权力寻租。这种寻租是为了实现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采取了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例如行贿，受贿等），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使得社会福利整体水平的下降。（3）灰色的权力寻租。它介于前两者之间。在这个过程中，设、寻租的主体力求利用现有的法律或规则等通过一种合法的形式或外表使寻租活动合理化、合法化。

介于第一种权力寻租的特殊性以及现实中的“稀缺性”，本文中所要讨论的是后两种权力寻租活动的解决方案。其实第一种权力寻租也是不需要我们解决的。笔者认为，对于后两种权力寻租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加大外在力量的制约。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快改革步伐，缩短制度惯性的持续时间以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在转型时期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采取渐进式改革，笔者一个大胆的分析是：除了渐进式改革具有成本低、风险小、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稳定的特点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各级政府的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害怕承担改革失败的风险及责任。因此，虽然很多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表面上是风平浪静，但底下却是暗礁险恶，暗流涌动。笔者建议就此建立行政长官的责任机制，培养一批有胆识“雷厉风行”的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敢于承担责任，在工作中加快转型的节奏和改革的步伐，压缩寻租空间，减少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的可乘之机。当然前提是这批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具有良好的行政执行能力和高超的职业素质，之所谓“有胆有识”。总的说来，就是要在制度设计方面，鼓励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大胆改革，锐意进取，而不是庸庸碌碌，只求在任期内的稳当。

2．减少政府管制的力量。

减少政府管制，一方面可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缩小权力寻租空间，降低权力寻租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具有公共产权的稀缺资源数量降低和范围缩小，有助于形成明晰的产权。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精简政府机构，精简政府人员，不因人设事。这里，可以借助现代化手段。比如，运用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将很多例行的行政程序自动化、模式化，从而减少人为的成分，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其次，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精简行政程序。以行政审批制度为例，应减少行政审批中不必要的环节、重复设置的环节，加快行政审批的节奏，可以设立关于审批的时间限制，如审批的最长时间等。同时，应加强行政审批制度设计的刚性成分，减少人为的主观因素。

再次，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干预的领域。主要依赖市场形成价格，“经济说到底是对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而有效利用的有效途径便是对稀缺资源进行合理定价，让稀缺资源的使用者付出一定的代价。”[5]上升到公共领域的资源分配也应如此。既然涉及到价格，当然不得不引入在这方面最具有效率的市场机制。而在不得不利用政府手段定价时，应该增加民众对价格的知情权，拥有监督权和发言权，例如可以采取举办价格听证会等手段。

最后，在制度设计中体现促进自由竞争的色彩。同时，制定法律、法规和各种政策，反垄断，反地方保护主义等种种破坏自由竟争的现象。

3．政府可支配的范围内制定合理的科学的严谨的规则。

规则包括法律、制度、政策以及一般的规章等。一般有专门的机构运用专门的人员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关于制定规则，笔者拟建议如下：

首先，规则制定人员中不仅是政府中的官员或一般工作人员。政府只是代为行使民众所赋予的权力，因此在规则制定中应该包含真实的民意。政府官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在把握民意方面存在种种缺陷，诸如信息滞后、作为经济人的利己之心等等。因此，要体现最真实和最直接的民意，在规则制定者中还应该包含一部分纯粹的民众。民众可以采用选举或推荐或自主报名（当然要有相应的筛选机制）的方式参与规则制定。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人员是规则所涉及领域的专家。专家往往具有相当部分民意代表的特征，并且，专家也具有这个领域的高度话语权。

其次，从理论上讲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的规则制定理论上讲，最有效的要求是严谨。严谨的最高境界用成语说是“滴水不漏”，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谬尔达尔将抉择分为两个部分：相机抉择和非相机抉择[6]。前者是行政当局所做的个别决策，具有相当大的迂回空间和回旋余地。理想状态下，管理控制应尽可能的是非相机抉择。而行政官员和政治家的腐败机构有兴趣保留并建立相机抉择控制，使他们有自肥的机会，取得巨大的既得利益。因此，应该尽量让一切行为有章可依，有例可循，降低这种更多依靠主观意志进行的相机抉择，使行政人员的行为具有更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就需要严谨来保证。如何实现严谨？我们知道的是现实中绝对的严谨是做不到的。而且世事都处于变化之中，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严谨只能作为某条具体规则的具体要求或者总的规则设计思路理念之一。关于规则制定的原则性要求，则不能简单的用“严谨”来要求。笔者认为，应该作到规则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方便民意的知晓和监督。关于透明化和公开化的具体做法有：用公告栏的方式向某个政府管辖范围内的民众进行公示，用电台或电视台的力量向民众公开，利用先进的信息设施在政府网站上公开等。需要指出的是，将规则公开化、透明化一定要及时，应该在规则发生作用时或发生作用前就向社会告知。总之，在规则设定时，要及时的把规则的相关动态向民众公开。

最后，在规则制定方面，应该坚持与时俱进。根据寻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式对规则进行调整、增删。并且，由于政府掌握有大量的关于权力寻租的资料，笔者建议政府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权力寻租的备忘录。里边收录权力寻租的各色既往案件，并把这个备忘录向社会公开（类似于西方某些国家诚信档案的做法）。这样做的好处有三：一是可以向各司法机关提供处理类似事件的参考案例；二是方便民众了解、查录政府中的寻租状况，体现政府对社会的责任感，成为民众投票的一个依据；三是让那些寻租者进入整个社会的视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其寻租行为，例如道德方面（羞耻心）、市场制约方面等。关于市场制约方面，笔者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备忘录对于权力寻租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一种“黑名单”的效果。举个例子，如果某个建筑商由于行贿上了某地政府的备忘录，由于这个备忘录是对社会公开的，所以建筑商无论在当地下一次的投标活动还是出售房屋都将遇到很多麻烦：政府不敢轻易让其中标，即使中标之后房屋也不能轻易卖出，因为民众会怀疑他是否根据寻租惯性又进行了权力寻租，一般权力寻租者会把其寻租的投入也算做房屋的成本，而且这部分成本会让购买者来承担，于是潜在的购买者将冒房屋价格过高并且房屋质量不过关的风险（因为建筑商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在进行了非生产性投入之后，很可能会偷工减料）。所以，建筑商们基于以上种种考虑，可能投鼠忌器，不敢轻易进行权力寻租。

4．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根据经济人的假设，对于潜在的权力寻租者来说，只要寻租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权力寻租就会发生。于是，我们建立健全监督机构的用意就在于提高权力寻租成本，降低寻租的相对或绝对收益。

一方面，我们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依据专门的法律法规打击权力寻租活动。并且，拟建议仿照新加坡的做法，给予违规者极重的处罚，提高其寻租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专门机构中的专门监督人员也是经济人，也可能出现与寻租者的勾结情况，出现另一个层次的权力寻租。所以应该对专门机构人员违规设立比其监督对象更高的成本。

同时，笔者认为应该实行高薪养廉政策。提高其正规行政的收益，从而使相对的寻租收益降低。并且也可以由此增加权力寻租者向掌权人寻租的成本，使之望而却步。相反，低薪既会造成政府中的优秀人才流失，又会使得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高薪养廉就能克服这两个弱点。需要指出的是，高薪不是无止境、盲目的高，是与政府官员与一般公务员的实际工作相挂钩的。笔者建议：打破传统的工资制度僵硬的特点，实行与业绩联系的弹性高薪制。当然，这需要政府中设立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机构。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故不做分析。

在监督方面，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应该放松对新闻媒体的管制，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在适当的监管下，给予新闻单位较大的自由作业空间，真正发挥其作为喉舌的监督作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扒粪运动”，就是依靠新闻媒体的促进力量，使当时腐败肆行的美国行政界面目焕然一新。

通过以上种种做法，有利于正常的社会激励机制的形成。一方面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更加有效的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可以压缩政治市场的空间，减少政治企业家的数量，更好的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缓解资源稀缺带来的现实压力，形成良好的资源循环，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同时，考虑到极小部分寻租活动对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在压缩寻租空间的时候未必要把目标定为消灭寻租活动，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办到的，而且也是没有效率的行为。因为，极小部分寻租的存在还可以给极小部分的官员及公务员形成一定的刺激、激励，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七结语

新经济史学家D·诺思认为，国家最基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标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7]。作为国家的管理机构，政府的任务便是将这两个目标贯彻并将之实施。笔者看来，第一个目标是为政府机构自身服务的，符合经济人的假说；而后一个目标则是为社会整体服务的，显示了国家作为公共权力代表所应履行的义务。很明显，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作为经济人，政府同时扮演着替自己收益最大化和替民众收益最大化的双重角色。理所当然，政府在贯彻实施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将经历种种困难和挑战，以至发生某种情况下的角色扭曲和错位，例如本文所论述的寻租现象的出现。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完成了更迭，国家实现了兴衰。

寻租就其根本源自资源的稀缺性，而寻租的出现加大了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生产力和财富的巨大浪费，并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虽然传统的政治学所赋予政府的廉洁、道德高尚、正义等特质是与现实的背离，但对现实政府的种种权力寻租行为的解决之道却要回归到传统中去，即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力图建立一个廉洁、道德高尚、正义以及高效的政府。即实现众望之所归，这也是笔者本文的最终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毛寿龙、李梅著，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2、《寻租经济学导论》，卢现详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3、《产权经济学》，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4、《寻租经济学》，贺卫著，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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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公务员，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中规定“公务员是行政组织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所有工作人员”。本文之所以在行文中将政府官员与非官员的一般公务员分开来说，是因为现实中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甚于后者，这种提法笔者认为更具有现实意义。

[2]卢现详：《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3]Benson,Bruce.1984.”Rent-seekingfromaPropertyRightsPerspective”.SoutherEconomicJournal51(2):388-400

[4]本文将不讨论一般解决之道中使用的道德的改善这种“软约束”，而采用笔者认为富有效率的制度、规则层面的“硬约束”。

[5]毛寿龙、李梅：《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6]谬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

[7]D·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