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均衡到对策均衡：经济学的世纪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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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纪元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之时，经济学同样也正在进行着一场世纪抉择。经济学能否实现历史的跨越，在21世纪寻找一个新的起点，值得世纪之交的经济学人的深思，这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经济均衡入手，分析其不同表现形态的联系和区别、演进和变革，思索经济学正在经历的时代嬗变，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经济均衡的发展和联系，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探讨我国经济学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经济均衡概念的基本特征与研究方法

平衡现象、概念和分析方法，常见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力学），而经济学在研究人受利益驱动力的作用下的各种行为及结果时借鉴和引入了平衡分析法（此方法也为分析非平衡问题提供了一个基准点和参照系），由此发展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将其集中、系统地用于分析经济利益关系问题所形成的一般均衡体系是现代经济学大厦的理论基石和主体构架，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重要作用，在相当长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与人类社会和科技进步的阶段相应，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可以说一般均衡标志着经济学进入到牛顿力学时代；然而异军突起的对策论（博弈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分析方法（虽然其思想源远流长），相比较而言，其更多地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人类的知识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们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程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沟通、相互渗透、共同发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规律和必然趋势。所以，从考察和揭示自然界规律的科学方法中得到某些启示，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各类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

1.经济均衡的基本含义和实质。

利益均衡问题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由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内容所决定，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有不同的结论及表现形式。可以说对这一核心问题研究结论的表现形态、演进和变化，构成了经济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经济均衡分析是通过研究在给定的经济环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等）中，各种经济要素在诸多利益主体（力源或利源）的驱动下的平衡或均等分布结果和流动特征，来达到分析和揭示经济规律之目的。无论这类社会经济现象以何种形式表现，均衡分析的实质就是要研究经济利益的协调过程和分布状况。一般均衡主要研究在市场供求相等（所谓市场结清）条件下利益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配结果，是通过各类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更加细分的市场）的均衡具体地表现出来。在理论分析中，虽然表面上经济均衡考虑的是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然而，无论研究哪些经济现象，从何种角度和用什么方法，只要一谈到均衡，都不可回避其核心问题——利益的分配和协调。由此可见，各类均衡必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或一致性。但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又有较大差异，具体的分歧反映在研究对象、假定前提、分析方法、主要结论及应用等方面。由于不同的均衡结论实质上只是代表了部分社会阶层的利益，或者说这样的理论只是为某些人服务的，而根本不可能说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实现全社会的最优，所以从不同立场和角度研究均衡问题，所得出的有关利益分配的政策建议、实施措施等都必然代表不同的利益阶层。这就有助于认清均衡分析的方法、结论和它的前提条件之间的关系。

2.对策均衡概念体系。

人们对一般均衡已不陌生，而本文所说的对策均衡是指用对策论方法建立起来的经济均衡概念、理论体系及在实践中的应用。类似于一般均衡理论，对策均衡也是研究利益均衡问题的一种手段和方法，现今已发展成为经济对策论这样一门相对完整的理论学科。对策均衡概念的创立、精炼和完善及其对策模型解的存在、性质与应用研究是现代对策论的主要内容。诸如非合作对策的纳什均衡，完全信息动态对策的子对策完美均衡，不完全信息对策的贝叶斯均衡，合作对策中的夏普利值等均衡解概念，该理论主线清晰、内在联系紧密、表述严谨科学，是对现实问题具有更强解释力的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正在以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姿态主导和预示着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践。

3.对策均衡的现实性。

虽然对策论的理论和应用目前正处于急需进一步大发展之时，但与一般均衡相比，对策均衡有关竞争问题的描述更贴近现实，对当今市场经济的竞争本质揭示得更加深刻。在一般均衡分析里对微观主体所作的行为假定中，以个体消费者为例，是以个人在收入预算的约束下寻求效用最大化为行为基础，分析研究各类要素市场的均衡。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每一消费者使自己的收入（可假定为劳动报酬）最大化也是一种市场竞争行为，这种竞争行为不仅与自己的消费效用最大化行为，还必然是与其他人的经济行为交互发生、互相影响和制约，与此同时实现交互作用下的多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等）均衡。若给定收入预算约束，就相当于限制了竞争，此时再分析商品市场上的竞争无疑是在不允许有竞争的条件下研究竞争，如此将收入最大化与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分离，将个人行为孤立化、封闭化，使理论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误区（即在假定收入均衡，同时也就等于假定了消费效用均衡的前提条件下再来分析研究消费效用最大化）。这种错误表面上看可能是由于分析工具和方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但绝不能排除更深层的原因。推而广之，微观主体的投入端（类比为消费者的消费）与产出端（劳动收入）之间的均衡关系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对策论的诞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对策论对微观主体的观察，超越了马歇尔的单一属性行为主体的假定，并且用策略选择方式将微观主体的各类行为统一起来，重点研究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多市场均衡同步实现（多市场均衡的一致性）。所以，在研究许多现实经济问题时，运用对策论这一现代化分析的工具，能使经济学向科学化的目标迈进一大步。

二、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及一致性研究

1.一般均衡的成立前提和假定条件。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理论的结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之上的，并与某些隐含的前提相应。为了从更深层次上分析经济均衡成立的潜在设定，有必要根据系统科学的开放性原理和经济学的性质将经济环境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经济环境（前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基本制度、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然后分别在不同情况下研究经济均衡的实现条件。一般均衡所要求的前提是：相对长期稳定的自由竞争环境和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人的行为动机是完全自利的且具有稳定的偏好序。实质上只能是一部分人才能满足这些条件，只是对那些资源禀赋充足、要素占有富裕者而言的。试想，如果自己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难以维持生计时，决不可能会有剩余产品在市场上自由交换，更不会有稳定的偏好序，再有效的市场机制对他们来讲也无关紧要。进而，相对贫困者、资产占有低于平均水平者不可能真正按自己的偏好选择交换。所以，对以大多数人的经济行为研究对象来说，对一些非常态经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动荡变化、非理性行为的存在、世界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等）和一些非经济因素（自然灾害、瘟疫、战争等）的冲击和影响下，一般均衡在理论上就不成立，在实际中更是一座海市蜃楼。从本质意义上讲，一定的初始禀赋在市场上的交换结果绝不全是市场行为的作用，而主要是一种制度约束。市场行为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和外化形式，是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基本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绝不能将其误认为市场能有多么神奇的功能。市场起作用也只是在制度内在地规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地位（交换率和变化范围）之后的次一层级上所发挥的作用。如在一个经济系统内，必须先规定了资本与劳动的主次地位、“合理合法”的交换方式和价格，明确了雇主雇员关系这一大框架之后，然后才会实现所谓劳动力市场上的一般均衡。

2.价值函数与均衡一致性研究。

由于价值取向是决定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其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关系密切。于是，我们在广义经济环境中探讨经济均衡问题时，用对策论中的支付函数的方式定义价值函数：不同的价值函数代表着局中人所选择的不同价值取向，如局中人是追求总体利益最大，还是个人利益最大或是相对收益最大，价值取向决定了行为目标和方式的选择，决定了策略路径和可能达到何种均衡（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能很容易地找到具有这些价值观念的各类代表人物）。用这些来描述和反映社会中各类不同的行为主体所可能具有的价值取向，然后运用价值函数可进一步证明（可借助形式化的数学符号，通过严格的演绎推理和逻辑论证得到）：只有在价值取向相同，即微观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同的条件下，而且是只有在价值取向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一般均衡，但不能与最优对策均衡等价。对策论擅长和重点研究在相互影响情况下的行为特征，从更深层次和向更广范围拓展得出结论：当局部利益最大化与全局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相一致时，最优对策均衡才能与一般均衡同时实现（由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可知，此时即为帕累托最优）。由此结论可知，市场竞争的一般均衡仅是价值函数为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一种特例。上述的分析和结论的引申含义是：不同均衡体系的建立以及它们之间是否一致（根源），从根本上依赖于价值体系如何确立，策略行为的选择（第二层面上）首先是服从于价值取向（基础层面）的选择，而策略选择又是价值选择的具体体现。这可使我们对各种经济理论体系有更深入的认识。

3.对策均衡对一般均衡的超越和发展。

进一步研究经济均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可以看出，对策均衡通过更加直接有效地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均衡的实质问题；而一般均衡则主要是通过研究人对物质资源的配置，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仅此而言，就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更深入、更接近问题的本质，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把劳动力与其他的生产要素同等看待）的分析框架。对策均衡对一般均衡的发展，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归位。从经济理性人到对策局中人，经济对策论强调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对策均衡体系中对行为主体的认识和描述与一般均衡论有本质区别，这从根本上撼动了长期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格物化、资本化的思想；（2）由结果论到过程论。从注重资源配置结果到更加重视利益主体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行为（策略）选择；（3）共同均衡。只有在利他中才能真正利己，也只有在使他人充分受益中才能使个体利益最大化，因而，均衡的实现必然是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对策均衡体系的核心在于刻划了这种共同受益的“双赢”局势；（4）不断学习进步的行为主体。修正完全理性人假定，特别强调非理性的行为主体是在不断学习过程中逐步达到理性的，这使得经济学更加鲜活生动、更贴近现实。

经济均衡的演进，必然会带来经济学的根本性的、全面的变革，这一转折对我们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历史的发展无情地使经济学面临着一次严峻的世纪选择，其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姿态跨入21世纪呢？从一般均衡到对策均衡，从个体独立的完全理性到相互依赖的相关理性，是经济理论正在完成的又一次超越和升华。

三、主要结论及对中国经济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启示

1.基本结论

（1）对策均衡发展了一般均衡理论，后者仅是前者的特例。就经济意义而言，将局中人的支付直接看作是效用，再加上市场结清等条件，当每一个个体实现效用最大化时，他就不会自愿地、也不可能仅靠单方改变策略（生产和消费的品种和数量）来增进自身收益；从技术方法角度来看，一般均衡是一种常和对策（本质上是零和对策，在静态经济中利益增量为零，市场交换的结果只是利益谁多谁少的分配调整问题）。个体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自身行为，另一方面受制于社会（表现为对他人策略变化的判断和反应）。于是，将行为动机改进为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相容或有机统一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所需要的是对策均衡分析方法。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物竞天择，伟业天成”正是这个道理，其中的“天”，就是社会关系、发展目标和整体力量，而不仅仅由个人行为所定。

（2）对策均衡解对初始条件的依赖性。从自然科学中得到启发，在解同一类系统的方程（组）时，若给出不同的初始条件，就可得到不同的特解。经济系统中各类均衡模型的求解及性质研究必然是与一定的经济环境相应，不考虑相应初始条件的一般均衡解不会有什么普遍意义。而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是该系统所处的广义环境，包括一些非经济要素在内，如：历史（路径依赖）、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基本制度等，如此才会有符合不同国家实际经济状况的具体特解。用经济均衡的术语来说，均衡价格不仅仅是市场要素的数量和结构的函数，若在更大的经济系统内看，从更深层的含义上来讲，市场价格（实质上是资源配置方式）从根本上是取决于经济环境的初始条件，即各种经济环境、制度约束和各国经济的具体情况。而通过市场交换所实现的均衡与非均衡和相应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的分析方法仅仅是多种市场类型中的部分表象和提供的一种研究技术（可供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借鉴，而不是作为唯一的市场经济理论范式来限制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是由于对策论更注重对经济行为的研究，而人的行为又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所以，经济均衡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广义经济环境中给定的前提条件。于是，可理出这样一条逻辑关系链：初始条件——行为特征——对策均衡，从中可清晰地看出均衡对经济环境初始状态的依赖性。

（3）行为动机的新概括和理性发展的新阶段。对策论对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的描述作了较大的修正和改进。对策均衡强调策略相互作用下所实现的均衡，蕴意为个人利益与集体（社会利益）利益有机统一时才能真正地实现效用最大化和资源的最优配置，使经济学对理性人的假定和研究从有限理性阶段进入相互依赖理性的阶段，有利于从微观机制入手研究宏观经济的运行和调控，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和实践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2.若干启示

下面用本文的分析方法和结论，研究我国经济理论发展和改革实践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1）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予的经济学解释。用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特色，就是本文中所提到的中国经济环境的各种初始条件，即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基本制度等因素在内的广义经济环境。一旦将经济学的讨论置于广义环境内，制度安排等成为均衡实现的先决条件时，也就可以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新的含义，认清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经济运行层面的均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就可以找到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而且，只要明确劳动要素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主要作用并通过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确使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不发生改变，这就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新界定）。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要求或决定着一定的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只有与不平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率。再者，从行为动机的方面来看，社会主义需要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而一味强调个人私利的个体效用最大化，是导致两极分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根源和价值（伦理）观念，也是造成经济实践中许许多多两难决策的根源（如囚徒困境模型揭示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不一致时的必然结果）。因为某种要素（如资本）富有者一端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这一目标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并非总是一致，这两类目标一旦相互偏离，并且偏离的程度较大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程度加大，这显然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

（2）用对策均衡所强调的相关理性（策略相互依赖）的观点看待我国微观基础的基本特征，由于微观主体行为动机、策略选择及均衡性质等都发生了一些根本变化，如凸类效用函数的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弱化、个人预算约束失效、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有效供给不足、低效用水平下的市场均衡（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许多特征正好相反）等，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与一些所谓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理论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所以，中国的经济理论和应用必须是针对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具体情况而言，只能借鉴和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合理内核——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决不可不考虑前提就照搬已有结论当作指挥棒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否则将会贻害无穷。

（3）依据上述的分析和结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能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应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下，更加重视生产和技术的优先发展，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确保劳动者的合法地位，努力缓解资金（资本）短缺状况，适度发展消费品生产行业。这才真正能使中国的改革焕发出勃勃生机。当经济学正在经历着从一般均衡到对策均衡的历史演进之时，由中国的基本情况所决定，我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可能更适合于侧重从人与人的利益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这确实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让我们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本文的论述：对策论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冲击和变革，其最有可能为我国的经济理论建设和指导深化改革的实践开辟一条新的有效途径，创造新的契机，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新的世纪将会迎来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