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比例关系理论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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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再生产中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的研究在经济学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回顾经济学界对这一重要比例关系的研究进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比例关系在我国近年来的发展态势。

古典学派经济学家

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其代表人物魁奈就研究了剩余价值分配使用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如他明确指出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对社会再生产的决定性影响：“由于生产支出和不生产支出彼此间所占优势的不同，每年再生产的收入就可能发生变动。”“过度的奢侈能使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很快地破产。”他还注意到了维持一定消费需求对维持再生产规模的必要性：“不要降低下层人民的安乐，因为这样会使下层人民对于只能供国内消费的产品的消费不能作出充分的贡献，结果会使国家的再生产和收入减少。”魁奈在他的经济表中，把“纯产品”（即剩余价值）按1∶1的比例分配于“生产的支出”和“不生产的支出”，这可能是经济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指出的定量化的积累消费比例，因而形成了这一重要比例关系研究的起点。（注：参见《魁奈经济著作选集》，P176、225、238、240，商务印书馆，1979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在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国民收入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的国民收入理论。其中，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析占有重要地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马克思没有进行具体研究。这是因为，根据他的分析，资本的积累和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消费具有对抗的性质，这种对抗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解决，因而不存在什么合理的或最优的消费—积累比例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具体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马克思也没有直接进行研究，因为他不想陷入空想。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积累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积累，马克思对这种积累的分析必然包含某些适用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积累一般的论点，因而至今仍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在阐述资本周转速度时，马克思对未来公有制社会处理积累消费关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设想，即“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到损害，这些部门……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确定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则，指出应首先扣除补偿基金和积累基金，其余的部分才可以作为消费基金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积累基金的扣除量或扣除比例，马克思并没有给出答案，他仅仅说：“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4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3卷。）应当怎样根据现有资料和力量来确定扣除量，马克思也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关系的分析中，J·M·凯恩斯给出了一个似乎为各派所接受的合理比例关系的定性标准。凯恩斯是从总需求角度来研究消费—投资关系的。凯恩斯认为，要使国民经济均衡，就要使供给和需求相等，即要使

消费＋投资＝消费＋储蓄

于是，投资＝储蓄

如果储蓄大于投资，说明供给大于需求，则会出现厂商因产品过剩而缩小生产，因此总产出将要下降，直至一个较低的均衡水平。如果储蓄小于投资，说明需求大于供给，则厂商必定扩大生产，因此总产出将增加，直至较高的均衡水平。这样，从总产出均衡决定的角度出发，可以推论出，合理的投资水平应是以一定的总产出均衡水平为标准的与消费互补的水平。在这一标准制约下，如果消费多了，投资就应当少一点；如果消费少了，投资就应当多一点，从而保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按照凯恩斯的解释，由储蓄等于投资所决定的总产出水平还不一定是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总产出水平。为了达到充分就业，就要使总需求达到实现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水平。因此，又可以推论出，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合理的投资水平应当是以实现充分就业为标准的与消费互补的水平。至于这一水平究竟应是多少，凯恩斯也没有给出具体答案。（注：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6、7、11、15章，凯恩斯著，商务印书馆，1981年。）

在上述这样一个定性的标准之下，各派经济学家对实际消费率，从而储蓄（投资）率的形成又有着不同的理论解释。由于从长期看，消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消费行为最终决定着储蓄行为，因此无论哪一种关于储蓄率形成的理论解释，其起点都是关于消费行为的研究。

由凯恩斯阐发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绝对收入的上升将导致其用于消费的部分减少”。（注：《宏观经济分析》，P170，爱德华·夏皮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这也就是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率，从而投资率也将逐步提高。理论界一般将其称为非比例论，同时认为这一理论有很明显的缺陷，即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投资率也将持续提高的判断显然与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不符。（注：《西方经济学》，P329，余永定等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如人们可以用美国长期的、相当稳定的储蓄率来批评这一点。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绝对收入理论又引入了其他使消费函数上升的因素，从而使消费率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弥合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当凯恩斯的非比例论在发达国家受到冷落时，亚洲国家的发展轨迹却成了它的知音。

由杜森贝为代表人物的相对收入理论认为，“一个家庭的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依赖于其相对于其它同等的家庭收入的收入水平，而不是依赖于家庭收入的绝对水平”。“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保持不变而其它家庭的收入提高，则他相对于其它家庭的收入的地位就有了变化。相对收入理论认为这个家庭在相对地位上的变化将导致其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的上升，而不论其绝对收入并无变化这一事实”。（注：《宏观经济分析》，P17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按照这一理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比例关系，但在一定时期内，由于收入增长速度的不均衡，消费，从而投资占收入的比例也表现为高低波动。当收入增长速度在衰退期下降时，消费者总是想保持原来的消费增长速度，因而其消费倾向就会提高，储蓄率下降。反之，当收入增长速度在复苏期有较大提高时，消费者又会降低消费倾向，使储蓄倾向提高。

以上两种消费理论只是简单地注意到某一个时期个人的消费行为与他在该期的收入相关。由莫迪里亚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则认为：“个人是在更长的时期范围内计划他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的，以在他们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从而把储蓄看成是主要源于个人想为他们年老时消费作准备的愿望的结果。”（注：《宏观经济学》，P254，多恩布什、费希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换句话说，一个消费者会估计他一生的总收入，并按一定方式在其人生全程中安排其支出。这样，每个消费者在短期内就主要不是由其当期的收入水平所决定，而是由其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比例及收入变化情况来决定。

与莫迪里亚尼的生命周期模型相类似，弗里得曼教授也建立了一个跨时最优消费模型。弗里得曼教授用持久收入理论来解释消费率的形成。他认为，现行收入的概念应为持久收入的概念所取代，消费也应分成持久的部分和暂时的部分，其结论是持久消费是持久收入的一个常数比例。这一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承认消费率在短时期内因非持久性收入和消费的变化所导致的波动，这一点与相对收入理论实际上是相同的。与之相关的一个结论是，作为对一般的消费率形成规律的探索，在考察有关经验数据时，时间序列应当足够长以避免各种短期因素波动的影响。（注：《宏观经济分析》，P178。）

前苏联和东欧经济学家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中，不少经济学家对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进行了研究。如费尔德曼开创了利用数学模型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累率决定与国民收入或消费增长问题联系起来的先例。（注：前苏联《计划经济》，1928年第11期。）涅姆钦诺夫认为，在国民经济最优计划的条件下，确定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最优比例的准则，应是在长时期内能保证消费基金有最大可能的增长。（注：参见《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P29，涅姆钦诺夫，商务印书馆，1980年。）斯特鲁米林也利用数学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所提出的最优比例的准则是“在活着的一代人有劳动能力的整个期间，即40年内最大可能的消费基金累积量”。（注：前苏联《计划经济》，1962年第6期，涅姆钦诺夫在《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中对这个模型有较详细介绍。）亚诺什·科尔内是我们所熟悉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他没有直接从量上定义和计算积累消费比例的合理标准，但却提出了所谓和谐增长的十二项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均匀而有规律地提高人均消费水平。其他十一条中还有三条即满足消费需要、保险和教育的发展都直接与消费相关。（注：参见《突进与和谐的增长》，P9、10，亚诺什·科尔内，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

我国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的讨论

早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国民收入中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1956年同志曾指出：“在分配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注：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P126、145。）薄一波同志根据“一五”时期的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数量界限：“在正常情况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它既可以保证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可以保证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注：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P126、145。）陈云同志提出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并表示赞成薄一波同志的研究，说他所提的比例数字可能会有出入，但寻找这些比例关系是完全必要的。（注：参见《陈云文选》（1956—1985），P45，人民出版社，1986年。）

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对合理积累率标准的讨论主要还是以经验分析为特征进行定性分析。对合理积累率究竟应当是多少，都感到难以确定。如薛暮桥同志认为“问题太复杂，所以没有办法求出一个确定的数字来”；（注：参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P41，薛暮桥，人民出版社，1979年。）董辅＠①同志认为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注：参见《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P165，董辅＠①，三联书店，1980年。）刘国光同志用数学模型测算了两大部类间不同投资比例对扩大再生产速度和平均消费水平的不同影响，但没有得出最后结论。（注：参见《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P95，刘国光，三联书店，1979年。）1981年，杨坚白同志针对以往积累率讨论中定性分析为多的情况指出：“如果说25％是最佳积累率，就必须从数量关系上证明，只有25％的积累率才能使国民收入增长最快，而消费水平也增长最快。”（注：参见《人民日报》，1981年2月9日。）随后，数学模型方法日渐发展，构成了80年代积累率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张守一建立了以规划期人均消费量增长最大为目标函数的消费极大模型。他对其结果设置了约束条件，即为积累率的变动设置了一个区间，其上限是人均福利水平至少不低于原水平，下限是保证新增劳动者与原有劳动者拥有相同的资本装备程度。（注：参见《积累与消费比例及其优化问题》，张守一，载《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杨坚白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从其结果看，由于所得到的区间相当之大，而且可能出现显然与经验数据不符的非常高的积累率，因此仍然可以说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为了解决消费极大模型的上述问题，刘景义和李武分别将积累效率定义为积累率的函数，然后引入消费最大化模型求解合理积累率。（注：参见《关于最佳积累率的估计》，刘景义，载《数量经济理论模型与预测》，能源出版社，1983年；《关于最优积累率的探索》，李武，载《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由于对积累效率函数的定义不同，所得结果的差别仍相当之大，与经验数据的差别也较大，难以指导实际工作。在最近一段时间，经济学界对我国近年来日趋降低的最终消费率又进行了一些研究，不少人将我国实际发展状况的有关数据与有关国家的历史经验数据相比较后，认为我国当前最终消费率偏低，将影响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注：参见《“软着陆”后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及政策启示》，刘树成，《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2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偏低》，陈祖新，《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对规模经济发展的影响》，范剑平等，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8年重点课题。）从其研究方法看，在数量分析方法上并没有新的突破，主要还是以实际数据为基础的经验性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在世界银行援助下对我国的高储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建立了国民储蓄率的数学模型，认为高储蓄率（从而是低消费率）主要是“受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抚养系数的影响”，但并没有对当前的消费—蓄比例是否恰当作出判断。（注：参见《中国国民储蓄和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关于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变动趋势，我国经济学界也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如项镜泉、胡乃武认为，积累率应当而且有可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注：参见《论经济效果》，P226、2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刘慧勇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一般地说，当一个国家由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向生产力较高的工业国转变的时候，其积累率会随着社会剩余产品增多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而上升。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大量固定资产，每年提取的折旧基金日益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来源，甚至成为主要来源的时候，国民收入积累率就会停止上升，甚至于略有下降。（注：参见《投资规模论》，P37、38，刘慧勇，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年。）汪海波着重强调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积累消费比例关系的制约作用。他认为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积累率经历了由低到高的发展。（注：参见《中国积累和消费问题研究》，P213、214，汪海波，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仲敏的看法与刘慧勇相近，但他更明确地指出：“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劳动生产率不高，所以国民收入积累率和固定资产积累率不会呈不变或下降趋势。”“固定资产投资率呈上升趋势，这是我国处于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变动规律。”（注：《投资学》，P266，张仲敏、钱丛龙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

总的来看，虽然我国经济学界从多方面对合理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进行了探讨，但还主要停留在方法论的阶段，其成果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几点提示

从以上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理论研究的回顾中，我们认为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几点：

第一，关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各学派都承认消费的主导地位。在各派的研究中，对储蓄率的形成虽然有不同的理论解释，但无论哪一种解释，其起点都是关于消费行为的研究。

第二，从宏观经济的动态角度看，积累和消费是经济增长中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总要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果过分强调某一个方面而使另一个方面受到抑制，社会再生产就可能受到影响。应注意的是，从这一判断出发，人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凡是影响着消费行为的因素，一般总会对投资产生同一方向的影响。同样，凡是影响着投资的因素，一般也总会对消费产生同一方向的影响。因此，从本质上看，过分重视消费、投资比例的孰高孰低，把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定在调整消费与积累的比例的高低上是值得考虑的。

第三，在影响消费率的诸因素中，收入状况是决定消费投资比例的本质性因素。正如夏皮罗所指出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在重要性上使任何非收入因素相形见绌，并且，除收入和消费的短期变动之外，可支配收入水平比之所有这些非收入因素综合起来还要重要”。（注：《宏观经济分析》，P223。）由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推论，消费率及储蓄率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随收入状况变动而变动的自然过程。从长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只有产出状况的实质性变动才可能真正影响消费—储蓄比例，而能对产出增长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主要是长期的制度性措施，对短期的政策调整的效果不应寄予过高的期望。

第四，由于所涉及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尽管各派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从数量上直接测定最优或合理的积累消费比例至今仍是经济理论研究中未获解决的难题。无论是国内国外的哪一派消费理论，从本质上看，都还只是一种关于消费率形成原因的原则性分析，均不能直接用于设计或测定一个特定经济的合理或最优消费率。各种定量的研究中也还没有取得能为各方广泛接受的、令人十分满意的成果。换句话说，当前还没有一个理论框架能够完满地从计量方面对合理消费率或投资率问题给出解释。另外，这些理论也不能用来完满地说明不同经济体间的消费—投资的比例关系的显著差异。

第五，从西方消费理论发展的趋势看，西方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美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相对收入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假说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从长期看，储蓄率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值。从实证角度看，这一判断可以得到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发达国家（如美、英、意等）经验数据的支持。但按照这一框架，显然无法解释在后起国家中发生的长时期中消费—投资的比例关系所发生的显著变化。这一事实的启示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方发展中国家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研究应有新的角度。

第六，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对消费—储蓄比例的国际差异的比较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从中引出结论性观点时应特别慎重，防止犯简单类比的错误。在中国人民大学最新引进的一本国际上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作者虽然对储蓄率的国际差异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最后还是承认，“以上这些因素并不能用来圆满地解释各国储蓄率的差异。一些经济学家最后干脆认为这种差异仅仅是因为各国对待储蓄的态度不同，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希望对这些态度能够提供解释”。（注：《宏观经济学》，P269，多恩布什、费希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由于除了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状况、分配状况等经济因素外，传统、历史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作用，因此国与国之间的消费—储蓄比例必然是不同的，从而基本上是不可直接对比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也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注：参见《日本经济的发展》，P129，南亮进，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好风凭借力，社保唤繁荣》，洪唯一，载《发展研究》第2期，北京横店微观经济研究所，1999年8月23日。）

第七，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对消费—投资比例的分析应着重于中长期，因为分析时期越短，非本质因素的影响就越大。对当前消费—投资比例的发展变化态势，应着重考察其形成的主导原因是长期因素还是短期因素。如果是短期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则决策部门可以期望政策措施的调整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如果是长期因素在起主导作用，那就不应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效果寄予过高的期望。

第八，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为了解释消费—投资比例形成的基本态势，对莫迪里亚尼生命周期假说值得给予特别注意。较之其他几种理论，生命周期模型似乎更为合理，因为这一模型不仅直接明确地表明了储蓄的目的，而且有利于引入更多的相关因素（如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的年龄分布、工作期与退休期的关系等）进行分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莫迪里亚尼提出了一个“正常的储蓄率”的概念，其量值是M／L，其中M是工作期的长度，L是工作期加退休期的长度。（注：参见《凯恩斯学派经济学》，P448，肯尼斯·栗原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虽然这一理论值还没有得到经济数据的支持，但我们还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概念是可以作为讨论基础和制约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