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有效竞争
时间：2022-06-12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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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竞争”(workablecompetition)是由美国经济学家J·M·克拉克(J.M.Clark)针对完全竞争概念的非现实性而提出来的[1](P241-256)。克拉克认为，虽然完全竞争被经济学家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和精心阐述，但它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且从来没有存在过，其应用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作为人们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或判别是非的行为标准。在克拉克看来，只要完全竞争的一个条件不具备，则合乎情理地会出现另外的条件也不具备的情形（注：乔治·施蒂格勒曾针对这个论点举了个十分贴切的例子，假定某个行业的人员具有快速流动性，但对周围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便会往返在两个城市之间寻找工作，这就使工资水平均等的人员流动量始终处于饱和状态。但如果劳动力的流动性小一些，这个超越均衡的倾向就会得到纠正。（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1987年，中译本1992年，第581页）。这个问题后来形成为“次优”(secondbest)理论。[2]
由于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竞争的多样性。例如各个产业之间以及同一产业在不同阶段的竞争特性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克拉克认为，竞争的多样性来自于产品的同质性或非同质性、生产者的数量及其规模结构、价格制定的方式、交易的方式、市场信息传递的特征和手段、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地理分布、产出控制的时间特征、工厂或企业规模的差异导致的成本变动、短期产出波动引起的成本变动、生产能力的可伸缩性等十个方面因素。在此基础上克拉克给出了两个大类的市场竞争类型：(1)纯粹或严格的竞争；(2)修改的、中性的或混合竞争，如垄断性竞争。纯粹或严格竞争又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纯粹竞争，前者即我们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后者与前者的区别在于生产要素缺乏完全的流动性，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且在按成本定价时的市场需求小于既存的生产能力。混合竞争分为同质产品的寡头竞争和产品不同质的垄断性竞争两种，前者其最重要的情况是市场可自由进入但退出需要付出成本，后者单个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但富有弹性，竞争要素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差异化的产品特性对于自由的模仿者是公开的。
“有效竞争”概念的实质在于，它确信“需求与成本的长期曲线不仅较之短期曲线平缓，也比人们通常用图表表述的要更为平缓”。克拉克强调，完全的垄断在现实中很难找到，而与完全竞争所定义的可以自由进入、不存在生产要素专用性和不可恢复的淹没成本的产业，可能会面临极其严酷的破坏性竞争。克拉克的结论是，虽然极端的产品差异性可能会导致垄断的倾向，但存在产品适度差异，特别是具有紧密替代关系和较多知识技术含量产品推动的竞争，可能是更为可行和有效率的。
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的观点，启发人们对各个产业竞争有效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评价（通常在博士论文中）。产业组织结构主义大师爱德华·梅森(EdwardMason)将有关有效竞争的定义和实现有效竞争的条件的论述归纳为两大类：一是寻求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形成这种市场结构的条件，被称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基准”；另一种是从竞争可望得到的效果出发，寻求竞争的有效性，称为有效竞争的“市场效果基准”。
根据梅森的归纳，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真准”大致包括：市场上存在相当多的卖者和买者；任何卖者和买者所占的市场份额都不足于控制市场；卖者集团和买者集团之间不存在“合谋”行为；新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出现。“市场效果基准”包括：市场上存在着不断改进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压力；当生产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价格能自动向下调整；生产集中在最有效率的但不一定在成本最低的规模单位下进行；不存在持续性的设备过剩；不存在销售活动中的资源浪费现象。[3]
在梅森之后，史蒂芬·索斯尼克(StephenSosnick)评论了50年代末之前的所有文献，并依据标准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来概括有效竞争的标准。[4](P380-423)根据索斯尼克的概括，有效竞争的结构标准包括：不存在进入和流动的资源限制；存在对上市产品质量差异的价格敏感性；交易者的数量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行为标准包括：厂商间不相互勾结；厂商不使用排外的、掠夺性的或高压性的手段；在推销时不搞欺诈行为；不存在有害的价格歧视；竞争者对于其对手是否会追随其价格调整没有完全的信息。绩效标准包括：利润水平刚好足够酬报创新、效率和投资；产品质量和产量随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厂商竭力引入技术上更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流程；不存在“过度”的销售开支；每个厂商的生产过程是有效率的；最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卖者得到最多的报酬；价格变化不会加剧经济周期的不稳定。
这些标准可以作为竞争是否持续的讯号，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可以作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但由此引起的价值判断问题，以及在评价公共政策时面临的技术性问题，成为该理论应用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5][6](P349-361)虽然有效竞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都有局限性，毕竟给出了制定和实施产业组织政策的出发点，因而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产业竞争的基本态势与实现有效竞争目标的产业组织基准
从市场结构来看，目前我国的产业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国家高度行政性垄断经营的产业，如供电、电讯、烟草、金融保险等。这些产业由于被看作“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其进入要受到极严格限制；作为社会资金“疏通”不畅以及地方政府通过分化产业进入壁垒和对当地企业采取行政保护等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行为的制度性结果，大量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则存在于企业数目众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低集中度或“原子型”市场结构。
从企业行为来看，行政垄断经营产业中的企业因为缺乏潜在竞争的威胁和压力，倾向于采取排外的、掠夺性的或高压的手段销售其质量水平低劣的产品和服务；为了维持其既有的超额利润，往往通过各种“寻租”活动游说主管部门，以达到维持或抬高价格、限制产量和服务的目的，而限产又为该类企业有关人员基于审批销售配额的权限的“设租”、“创租”活动创造了条件。对于身处过度竞争产业的大量企业甚至“龙头”企业来说，由于身处极其恶劣的环境，则不得不动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价格、投入巨额广告费用、给客户高回扣乃至欺诈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杀手锏”手段以求一逞。虽然这样做有可能给某个竞争行为的“始作俑者”带来暂时的好处，但由此产生的以后各期竞争对手间相互报复的过分激烈的商战格局使产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陷于艰难经营的窘境。为了维持生存或基本的利润水平，一些行业中的大企业开始通过寻求结成“限产保价”的卡特尔形式渡过难关，然而鲜有成功的范例。
产业竞争的“二元”结构以及相对应的企业行为是造成了我国产业组织绩效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1)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人们迫切需要的产品由于垄断经营而价格偏高且供给不足，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其他产品则因为重复投资、重复生产而出现了持续性过剩的局面，大量生产要素和资源滞压在这些“病理性”产业而又不能顺利退出。特别是行政性垄断经营企业如上述禁入行业的企业普遍规模庞大，结构层次多而复杂，导致组织效率低下和“X－低效率”（注：“X－低效率”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莱伯斯坦(Leibenstein,1966)提出并用于反映企业内部效率低下状态的基本概念。“X-低效率”理论的主旨在于说明免受竞争压力的保护不但会产生市场配置低效率，而且还会产生另外一种类型的低效率，这些厂商明显存在着超额的单位生产成本。因为这种类型的低效率的性质当时尚不明确，所以称作“X－低效率”，表示来源不明的非配置低效率（罗杰·弗朗茨，中译本1993年，第3页。）(X-inefficiency)问题。(2)产业技术进步缓慢，技术素质低下。表现为垄断经营企业普遍缺乏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压力，有的甚至对已经发明的技术也束之高阁。因为采用新技术需要大量资本来替换仍可以获得可观利润的原有设备，会产生大量的淹没成本(sunkcost)，这是他们不愿做也不想做冒险的事情。而处于过度竞争环境下的企业或沉迷于技术模仿，或盲目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或者根本丧失了研究开发投入的能力。(3)产业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实现程度低下。这与产业过度竞争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大量企业的进入使达到起始经济规模的企业比重下降，导致了近年来许多产业的过度竞争现象，而产业过度竞争又直接压缩了原有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和产量。
依据以上分析，并参照克拉克、梅森和索斯尼克为有效竞争设定的基准，笔者设计了我国产业有效竞争的标准，以供参考：
市场结构标准：
(1)不存在人为的对产业进入和退出的资源流动壁垒。
(2)市场上存在各自严格独立但达到最小经济规模的、符合最优进入数目的企业单位。
(3)在动态期内，应该有不为零的企业出生率和死亡率。
(4)应有一部分企业从小到大的明显发育生长机制和过程。
(5)市场上存在足够数目的买者，每一个买者都不足以形成买方垄断。
(6)不存在政府对市场的行政性保护。
(7)市场上存在对产品质量改进的价格敏感性。
企业行为标准：
(8)除了价格竞争，非价格竞争特别是追求产品的歧异性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
(9)不存在厂商之间共同对付消费者的勾结行为。
(10)不存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厂商定价行为和销售中的欺诈行为。
(11)大中小企业之间通过分级下包和专业化协作，形成分层竞争的产业组织结构。
经济绩效标准：
(12)产品产量和质量随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而变化。
(13)市场能够为主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与新的商品的创新者提供相应的报酬。
(14)各个厂商的生产过程是有效率的，不存在持续性的生产能力过剩现象。
(15)不存在销售活动中的资源浪费。
三、企业兼并与退出：实现我国产业有效竞争目标的有效途径
考虑到我国多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严重的过度竞争态势，通过企业兼并（注：这里的兼并是从广义上讲，它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收购（部分兼并）、合并等资产重组行为。）(mergers)、转产和破产等企业退出行为减少过多进入的企业数目，将过于分散的生产能力集中起来，这是实现我国产业有效竞争目标模式的必要途径。
从过度竞争产业向高利润率的产业转移是消除生产过剩、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必然选择。产业转移可以通过新建形成新产品生产能力实现，也通过资本市场的并购进入新产品市场。不管采取什么途径，均需要淘汰旧的专用设备，对企业员工进行重新培训，购置进入新市场的资本设备，这对于作为市场竞争失败者的企业来说存在着超过其能力和信用的融资难度，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政策援助，促进资源在产业间的顺利流动。
破产是企业退出的直接行为，其主要内容包括财产清算和资产重组，它是保护债权人权益、解决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冲突、减弱社会振荡的一种正式程度，也是最大限度降低机会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随着产业竞争态势的日趋激烈，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破产的方式退出市场，需要相应的资产产权、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支持来顺应这一变化。
企业兼并是企业退出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它是企业扩张、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兼并还是强化对企业经理人员约束、实现企业制度变革的一种外部手段。企业兼并一般可分为竞争者之间的横向兼并、供货者和顾客之间的垂直兼并，以及在彼此没有相关市场或生产过程的公司之间进行的集团企业兼并。兼并的动机不外是增大市场力、实现规模经济、降低金融风险、经理人员的内部人控制和合法避税等几个方面。
在以上三种兼并类型中，横向兼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是严格禁止的。其主要依据是贝恩(J.Bain)所推测的由此导致的市场集中便利了企业之间的合谋，并且会增加全行业的利润[8](P293-324)[9]。虽然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产业的集中度和利润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注：例如1963年美国各产业与利润率的关系是：四大公司集中度在50%以上的产业数为114个，利润率为30.5%；集中度在21%～49%之间的产业数204个，利润率为24.0%；集中度在20%以下的产业数99个，利润率为24.9%。），似乎支持了贝恩的观点。但这些结论均缺乏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当企业具有相同的市场份额时，依据伯川德模型的分析，市场价格和行业盈利与行业中的企业数目无关；库诺特模型显示，企业数目与盈利呈负相关关系。如果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不对称，就不再存在对集中度的明确衡量尺度。虽然某些简单的案例显示了行业盈利率与荷芬达指数存在正相关关系（注：根据考凌和瓦特逊，假定各企业具有不变的边际成本，即，并以数量方式进行竞争，则全行业的利润就是：
附图{图}由此得出了行业利润率的正确的衡量尺度。），但由此说明高行业盈利率是大厂商私下或公开串通的结果是过于牵强的[10](P267-274)。与贝恩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解释，是以哈罗德·德姆塞茨(H.Demssetz)为代表的“效率”观点，在他们看来，高效率的企业可以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这就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同时也可以从高效率中获得高额利润。如果产业的平均利润以各企业的平均利润为基础，市场集中度高的产业自然就有更高的利润率[11]。
在我国，虽然也存在着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与行业盈利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主要是不同集中度的产业在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差异造成的，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高市场集中度对应的较高的产业盈利率是大企业共谋的结果[12]。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经济绩效的相关关系的深层决定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创新。在市场竞争基础上通过企业兼并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市场竞争结构，又会进一步维持和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所以，从实现有效竞争的目标模式着眼，在我国应该鼓励企业间的横向兼并以适当提高产业集中度，尤其是在规模经济效益比较显著的产业，更应大力整合产业组织，将原先缺乏最低有效规模的企业联合起来。
此外，还应加大垂直兼并和混合兼并的力度，将目前大中小企业直接面对面的竞争变为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和分层次的竞争，并通过合适的产业组织政策指导下的企业自主联合、自由兼并、跨国发展、多样化经营，促进一批代表国家竞争实力的世界级企业的成长，充分发挥其在未来经济格局中的骨干作用，这是我国跨入21世纪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四、实现我国产业有效竞争目标的政策设计要点
虽然过度竞争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由此便认定竞争有害并企图采取削弱竞争的做法，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市场竞争虽然造成了弱肉强食的残酷争夺，甚至存在着“市场失败”的种种诱因，但迄今为止人们尚没有发现比市场竞争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二是发生于我国一些产业的过度竞争现象主要不是竞争本身带来的，而是行政性垄断“封堵”导致的资源流动限制的结果。因此，解决我国过度竞争问题的出发点不是要限制竞争，而是要拆除导致过度竞争的制度性障碍，还自由竞争以本来的面目。
设计维护市场机制作用、实现我国产业的有效竞争目标的政策，反垄断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垄断有垄断结构和垄断行为之分，反垄断的指向应是垄断行为而不是垄断结构。在我国应特别注重消除行政性垄断行为。根据上面的分析，行政性垄断行为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一些产业的直接经营和产业禁入制度，造成这些部门的企业经营上的低效率以及对消费者剩余的剥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分化进入壁垒、保护地方市场、限制企业退出等行为直接介入市场竞争过程，是当前我国一些产业发生过度竞争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集中形成的垄断，我国的行政性垄断表现为政企合一的体制性垄断，具有强烈的超经济性、保守性和封闭性，并广泛存在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中。要解决行政性垄断行为除了通过经济立法的形式解除对一些行业的进入限制外，还需要通过完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现有的财税体制消除行政部门来自行政干预的利益激励。此外，精简政府机构，转换政府职能，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可能是消除行政性垄断的更为“治本”的措施。
厂商通过价格协调式卡特尔进行非价格竞争，曾被国内一些学者看作是消除过度竞争、实现有效竞争目标的有效措施。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不仅这种价格协调在经济萧条时往往很难实现，即使暂时协调成功，其暗含的一些企业降价抛售以期扩大产量和利润的诱因常常使协调趋于崩溃。大企业能否容忍这种抛售，取决于抛售的幅度、萧条时期的长度以及产品差异化的程度。当抛售幅度过大以致严重影响到大企业的生存时，大企业就会进行彻底的报复。这种情况下的价格战一直会持续到将实行抛售的周边企业挤出市场。即使在构成垄断核心的大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诱因，即在暗中协调的时期，在面临萧条时与其依照协定的占有率压缩产量，还不如打破协定，追求自己的利益。价格协调的不稳定性经常会使产业陷入企业间相互报复的价格战漩涡。显然，作为实现产业有效竞争的政策性考虑，不应允许这种出于垄断目的限制竞争并导致过度竞争的垄断行为合法存在。
作为政府基于反垄断目的而干预市场结构的措施之一，降低进入壁垒或制止其上升是促进竞争的一项有用的手段。自然的低进入壁垒或政策性降低进入壁垒可能会导致新企业的过度进入，引起产业经营状况的恶化，这在我国已有教训。提高进入壁垒或创建政策性进入壁垒虽然可能缓解由于过度竞争带来的产业经营不利状况，但这样做剥夺和限制了潜在竞争者的进入机会，有悖于机会均等这一自由竞争的最基本的原则，因而有可能破坏竞争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提高政策性进入壁垒虽然有可能改善产业中现有企业的竞争境况，但将引起社会成员之间的再分配问题；如果政府机构以消除过度竞争为借口，对企业进入进行所谓的“相机抉择”，还会诱发政府官员的各种“创租”活动，其后果将更为严重。因此，重要的不是降低或提高进入壁垒，而是清除政策性壁垒带来的不利影响，恢复产业所既有的基于技术经济特点的自然壁垒，这是我国产业走向有效竞争的必然选择。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考虑，今后应把消除过高的市场退出壁垒作为实现我国产业有效竞争的关键措施。政府政策的侧重点除了坚决拆除行政性退出壁垒，还应注重完善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体系和机能，减少由于市场组织的相对落后给企业退出带来的市场成本。对于已经发生过度竞争且出现持续性生产能力过剩的衰退型产业，政府政策应致力于促使该领域的劳动力和资本等向工资率、利润率更高的其他产业顺利转移的产业援助，通过对企业技术上、经营上的指导，帮助筹集转产资金的融资，以及对转行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及其他援助措施等，都是最为有效的政策。在过渡期，适时地采取价格卡特尔以及保护政策有时是必要的，但不可一味任其持续下去，否则效率差的企业得不到淘汰，会引起从社会角度看的资源配置的帕雷托劣化。
解决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所带来的产业过度竞争，政府政策应注意将产业发展与产业布局调整结合起来。这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大中小企业的竞争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农业产业化与城市工业发展的关系。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解决大中小企业恶性竞争关系的出路是实行由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分包零部件或生产工艺的系列下包制，即在大企业周围聚集一批为之协作配套的中小企业，建立起比较稳定、有序的协同竞争关系以替代现有的重复性竞争。农村产业化应把农村和城市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城市现有生产能力，或就地联合，或异地转移。在统一的工业化和市场下考虑产业布局。如果能够在实行规模经济的同时，通过企业间专业化协作的改组，妥善处理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问题，则以重复建设为特征的过度竞争现象必然大大减少，有序而又不失效率的产业有效竞争的局面将会尽快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