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现实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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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物理学（牛顿力学体系）方法影响下形成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思潮，自边际革命以来几乎一直占据经济学学术秩序的核心地位。主流经济学致力于在严格的假设前提之上的演绎推理，形成一种理解世界的抽象均衡模式，并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远离现实的“黑板经济学”（科斯语）所特有的经院作风。在经济学说发展历程中，对这种经院作风的指责和批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表现在早期德国历史学派与正统经济学派的旷日持久的论战，美国旧制度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嘲讽和批判，以及当代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对主流学术体系的拓展与否定等等经济学现实主义的潮流之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思潮的勃兴也许暗示了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向，因此值得关注。而这种趋向是在经济学形式主义（“为经济学而经济学”）日甚的学术背景下出现的，包括一些相互交叉的学派的学说的形成与壮大，如：不确定性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混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组织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演进经济学等。实际上，即便是在主流学术秩序内也存在经济学家面对日益复杂变化着的现实不断放宽假设的努力，更不用说主流学术秩序之外生长着的这些流派了。

一、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病”

1.过度滥用的形式主义。自从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之后，市场机制及均衡的有关命题是经过边际革命的冲击、瓦尔拉斯的修缮、希克斯的“重新发掘”到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体系的创立，已经形成了一脉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经济人”理念、完全信息、完全理性、反演对称的时间观念、单一因果链、经济函数的连续可微假设，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关键词。他们崇尚演绎推理的形式主义表述方式，已形成如“水晶球”般精巧的理论结构。“经济人”概念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被抽象为一种用数学符号表示的带有约束条件下的求极值问题。而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则为代数和几何等数学方法的大规模运用提供了可能。一些形式主义者甚至将经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原子式的互动，或象棋盘上的棋子一样由外在力量来摆布。

马歇尔（1890）早在19世纪末就警告说，多数经济现象不易用数学表达，经济学家须谨防错误地估计各种经济力量。他的学生凯恩斯虽精通数学，但他却宁可把经济学看作逻辑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看作“假自然科学”，其有效需求理论至今仍然可以看作是杰出的现实主义理论假说的典范之作。但他的一些后继者却偏离了他的基本思想，对他的思想进行了形式化处理，反而损害了他关于不确定性和预期的现实主义命题。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曾以严格的数学推导出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命题，然而现实中的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却确实对产出、失业和其它许多经济变量产生了很大和长期的影响。与此相似，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同样受到“滞胀”现实的嘲笑。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理论模型虽然有很严密的形式逻辑作分析基础，但是由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不够，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方面经常出现脱节。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主流经济学已经陷入了“为经济学而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的泥潭。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的泛滥深表忧虑。1991年由12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学的研究院正在费劲地培养一代技术高超，但对现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低能特才”者（卡西迪，1996年）。

2.对时间问题的简单化处理。正统经济学深受经典物理学反演对称的时间观念的影响，在模型的建构中抽象掉时间因素或将时间看成可逆的过程，单纯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均衡，这就削弱了对经济动态演进问题的解释力。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现象也使正统经济学的单一因果决定论、均衡分析在复杂的经济现实面前捉襟见肘。具体地说，主流经济学对时间的简化处理使其理论产生如下缺陷：（1）低估了经济运行中的“摩擦力”——交易费用。在物物交换的历史背景下，交易费用远不如信用经济和货币经济条件下的交易费用大（因为时间使信息交流产生了更大的障碍，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大）。因此不考虑交易费用就不能够解释现代经济中的许多不确定性现象。（2）忽略了技术变迁对经济过程动态演进的推动作用。（3）停留在经济现象的表层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本源和本质问题的探讨，因此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4）由于假定时间可逆，则经济演进过程之中的报酬递增、正反馈机制、路径依赖、非线性、混沌、多重均衡等现象无从解释。（5）从相对价格的变动解释经济变迁，不能揭示若干质的重大改变（长期的变迁）。（6）专注于均衡点的存在性，忽视了探讨各种创新发生的条件。这些缺陷可以归结于一点：主流经济学缺少的是关于经济史的理论和其理论建构的经验支持。

二、现实的回归：探索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曾指出，经济学直到本世纪的最后25年，其解释力才开始使人比较满意，从1960年开始，科斯、斯蒂格勒、阿罗等人的论文充分支持了这个专业的发展，从那时起人们对现实世界才产生了兴趣（张五常，1999），他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了本世纪后半期经济学理论向现实的回归，这或许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代经济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者试图以问题为导向，对主流经济学所不能成功解释的诸如不确定性、创新、制度和技术变迁的重大理论问题予以重新思考，从不同的方向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当代经济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思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拓展与修正理论建构的行为假设。西蒙认为如果套用新古典理论，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理性），这就决定了行为者无法在诸种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佳选择。这种有限理性表现在：（1）缺乏完整统一的能够对可能选择进行排序的效用函数；（2）人们只能找出所有备选方案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3）人们无法估计各个备选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不能对不确定性的未来事件估计出一致的现实的概率（西蒙，1955年）。基于这种理念，西蒙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在决策时是基于某种常规（routines）而并非理性计算之结果。也就是说，他认为对于人类行为的理解，社会学也许比经济学做的更好。贝克尔则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行为来说明人类的行为的一般性，这就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同时为家庭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式，提供了经济的分析视角。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逊则提出“契约人”假设来增进人们对契约过程的理解（威廉森，1975年），他通过在经济学假设中引入社会学假设来弱化新古典传统假设的严格性，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了现实的交易过程的考察。

在厂商行为方面，新古典理论坚持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但演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尼尔森和温特则提出了一个动态的厂商行为模型（NelsonandWinter，1982），他们认为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不确定性、技术进步、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等因素，应该用演进的观点观察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行为。在他们眼中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函数，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评价和储存过去的选择结果的组织，因此在厂商的决策行为中，常规（routines）经常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2.从新古典环境到新制度环境。新古典环境主要是指完全竞争的“无摩擦力”（无交易费用）环境。凯恩斯革命将预期、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使政府、厂商和个人决策时面临的环境参数发生了改变，这也是凯恩斯革命的现实主义精髓，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在寻找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时将这些精髓丢掉了，倒是新剑桥学派秉承了凯恩斯的遗风，其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坚持认为凯恩斯体系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她在微观上也已经注意到企业面临的是不完全竞争环境，但她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概念来分析企业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企业的内部环境问题以及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交易及其契约过程的外部环境问题，也就是说她还缺少一个关于微观组织分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竞争不完全产生的内在深层原因。科斯和威廉姆逊的交易成本理论正好弥补了她的理论缺陷。科斯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奠定了交易成本分析的基础。威廉姆逊则从契约过程的角度对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新古典环境所遗漏的问题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了市场和科层两种组织类型的内在行为机理，并且为比较制度分析（制度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一个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所谓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的思维和信念。

3.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1）案例研究。当代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教学和研究都已经引进法学的案例研究方法，这种关注现实的研究方法已日益受到重视。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倡导，科斯教授的贡献不容忽视。他指出，在法律书和法院系统的案例中，常常能够发现许多经济体制运行的实际方式以及经济学难以解释的有关企业的一些实际做法，而经济学书籍中的例子很多都是经济学家杜撰出来的，因此，法律知识在经济学的某些领域中是根本性的（科斯，1983年）。案例研究可以有两种思路：其一，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那些法庭诉讼案例，得出一些在相对意义上具有普适性的原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就运用了大量的此类案例，来说明交易费用与制度运作之间的关系。其二，观察、搜集现实生活中厂商行为、个人行为有关决策过程的案例，用以检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假设的有效性。西尔特和马奇（SyertandMarch，1963年）、克拉克森（Clarkson，1962年）、鲍曼（Bowwman，1982年）等人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案例研究目前仍处于探索性阶段，其有效性往往取决于研究者选取素材的典型性。如何将案例研究所得出的实证结论加总，上升到总量实证的高度，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2）实验方法。受心理学上心理试验研究方法的影响，西蒙、洪等人试图通过实验来研究经济行为，从而对现实问题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西蒙，1976年；洪和普洛特，1982年）。当代实验经济学的崛起也说明了这一方法在经济学中已引起一些现实主义者的重视。实验经济学有三个研究领域：个人经济决策、对策论和对市场机制的模拟。实验经济学者希望通过实验来检验理论上和现实中有意义的假设，与其它方法相比，其好处在于实验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缺点在于“实验者必须对实验对象的决策环境做极大的简化才能在实验室里发现一个决策环境”。

（3）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一些现实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抽样调查、普查等统计技术分析。因为对于一些宏观模型来说，统计数据往往来源于一些总量数据，其中干扰因素很多，很难准确说明经济行为者的决策过程。从微观角度来说，一些公司的会计人员会利用“创造性会计程序”（creativeaccountingsystem）制造虚假数据信息；而一些计量分析人员也往往为发表文章而存在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或“道德风险”，去操纵“时滞”（timelag）或自己编造数据以迎合自己的某种理论直觉，这些都会影响计量分析的声誉。一些研究地下经济的学者甚至认为，动态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效果之所以不好，可能与一些地下经济活动的数据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资料有关。看来，新的调查方法必须为经济学者所利用和掌握，有时亲自去实地采访、调查、搜集有关数据仍是必需的。

（4）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的影响。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受科学哲学方法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生物学中常用到的整体演进方法和历史归纳法，其二为牛顿经典力学的拉普拉斯决定论范式，即静态抽象演绎实证方法。近二十年来，科学哲学中的演进主义、历史主义重新受到重视，尤其是普里戈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了自然界进化中的“时间之箭”，科学哲学中的一些方法重新点燃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实主义、历史主义的火焰。制度主义和演进主义这两个相互补充、观点相近的学派，成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两面旗帜，引导着经济学从一个相异于主流经济学的方向发展。

三、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思潮评论

当代经济学的过度形式主义已经为许多经济学家所诟病，它使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以“假自然科学”的姿态而拒人以千里之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现实主义”才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从内容来看，现实主义思潮的实质是在倡导一种研究历史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历史的动态、非均衡理论体系，因此是一种对新古典主义的制度无涉、时间无涉理论体系的反叛。它表明现实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界长期积累的“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语）（抽象演绎实证方法）的不满和抛弃。现实主义运动的潮流表明，经济史理论是重要的，而且现实总是可以从历史中去寻找（“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主义者更加强调对经济过程的分析。“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现实主义者展开制度分析的共同信念。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均衡是暂时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非均衡才是常态和现实。如果将市场放入历史中去考察，市场也必将成为历史，熊彼特早就指出过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有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中译本，第三卷，第92页）。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思潮对经济史理论的重新发现本身就表明，未来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是不同于新古典的静态封闭的自足的系统，而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其中必然包含着经济学理论中的各个学派之间的竞争和融合。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制度主义者主张将经济嵌入社会系统之中去考察，以研究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演进规律，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种视野下，市场交换仅仅是他们要考察的一部分。他们坚信，整个人类社会不仅再生产出人类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同时也再生产出社会制度本身。将经济嵌入社会系统必然要求研究文化传统对经济运行和变迁的影响，也就是说必须将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框架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制度主义的研究注定是跨学科的，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数学、历史学等等都被用来研究制度（因为文化传统是多元的知识层面），而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表明，制度主义各分支流派的综合很可能会产生互补效应，从而达到1＋1＞2的整体效果。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体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它恢复了经济学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制度主义的潜台词是：人类应该在制度方面有所建树，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更为文明的佳境。而这种理念正体现了与马克思相同的信条：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思潮正方兴未艾，它虽然在短时期内还不能使主流学术传统发生革命性变革，但是毕竟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方向。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主流经济学至少已经开始在边际上修正前提假设，拓宽研究领域，引入正交易费用等方面作出了回应，这些都应该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深刻启示。其实，经济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对现实问题或历史过程的理论解释力。大浪淘沙，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是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这就对中国的经济学发展提出了一个非常严正的课题：经济学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概念和形式化为导向；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应具有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