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人和人的经济活动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失误及其根源

导语：经济学与人和人的经济活动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失误及其根源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现有教科书的界定

研究对象问题，是每一门学科都必须首先明确界定的问题，传统经济学也不例外。翻开任何一本传统经济学教科书，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关研究对象的说明，而且所有的说明都宣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即人与人关系的。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争论，争论的问题有二：一是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还是也研究生产力？二是劳动对象是不是生产力（注：在劳动对象是不是生产力的问题上，孙冶方和于光远持有相反的意见，并撰文讨论和批评，前者认为是，后者认为不是。）？第二个问题属于次一层次的问题，本文暂不作讨论。

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规定，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自从恩格斯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品，而是人与人之间，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以后，列宁对此作了反复的强调，认为“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注：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第41～42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斯大林批判了雅罗申柯关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合理组织问题以后，把生产关系划分为三个方面：“（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丙）完全以甲乙两项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选》第629～63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从此，苏联教科书以及所有传统经济学教科书都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

把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社会生产关系，这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传统经济学的实践并没有这样做，或者没有完全这样做。

二、经济学的对象和经济分析的角度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这一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我们认为，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二重的过程：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是社会交往活动。前者的对象是自然界，因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斗争；后者的对象是人，因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博弈，即通常所说的社会生产关系。由此决定了人们经济行为的目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变量的决定因素，都具有二重性。人们的经济活动既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料和使用价值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又是为了取得具有特殊社会规定的经济收入；经济运行机制既是显示社会需求偏好，实现资源配置和技术选择的机制，又是人们实现和协调各自利益的机制；经济变量既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需要的关系所决定，也是由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所决定。这一切也决定了经济理论分析角度的二重性，人们既可以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为一定，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来研究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也可以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一定，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来考察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还可以在分别分析的基础上把二者综合起来，考察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这些只是理论分析角度和具体研究对象的差别，对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来说，它们都是需要的和有意义的。

在经济学的发展中，不同学派的形成往往是或主要是由于经济分析角度的不同。这一点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凯恩斯主义的形成，首先由于凯恩斯在批判古典宏观理论和萨伊定律时转变了经济分析的角度，从供给决定和供给分析转变成需求决定和需求分析，从而创立了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和古典学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放弃了后者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分析角度，而专注于物质生产活动或人与物关系的考察。各种非主流学派，主要是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与主流学派的分野就在于，前者改变了后者的分析角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典学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也在于它推进了人与人关系的研究，因而受到新制度学派等非主流学派的推崇。中国经济学的繁荣需要真正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不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中国既需要有以物质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派别，也需要有以社会交往活动为考察对象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派别。也就是说，中国既需要有自己的新古典学派，也需要有自己的新制度学派、产权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等。任何一个经济学和经济学派别以自己研究对象的合理性来否定另一个经济学和经济学派别研究对象的合理性，都是不恰当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传统经济学对它的批判

传统经济学在阐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坚持自己的分析角度时，对西方正统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责后者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研究，因而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庸俗的和辩护性的。这种批评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它与西方非主流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批判不谋而合。但是，这两种批判又有很大的不同。

西方非主流学派批判主流学派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放弃和否定了人与人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在历史上与生产和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社会制度和主体行为的分析，也就放弃了经济学的主要对象和基本阵地。因此，正统经济学还不是“经济学本来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注：科斯教授在《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一文的结论中写道：“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是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当代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参见《企业、市场与法律》第25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与此同时，非主流经济学充分利用了主流学派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创造，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推进了对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分析，开拓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使之更加接近和有效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生活。这样，经济学就变成了“本来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这种批判虽然很严格、很苛刻，然而却是一种严肃认真的科学批判。

与此不同，传统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科学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批判更为恰当。由于掺杂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完全采取了否定一切的非科学态度，仅用几句否定式的简单口号，就将其当作废物一样地抛弃掉，因而也有失公正或者很不公正。至于它本身在这方面的建树，也就少得可怜。

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没有研究什么，而在于它研究了什么和怎样研究，以及这种研究是否包含着某些科学成分。新古典经济学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既定前提，着重分析了人们的物质偏好、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要素边际生产力等物质技术因素在决定经济变量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即人与物的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科学性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再加上基于这种科学性而形成的科学的表述方法，才使它成为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总是事实。这一点需要批判，应当批判，也正在受到批判。不能因为它是主流经济学，就认为它的选择是对的，其他的选择和作法都是错的。但是，这种批判应当是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的。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它是主流经济学，处于统治的地位，因而造成了现代经济学中严重的工程化倾向，缺乏主体性也许是它的致命弱点（注：方绍伟：《经济学与主体性》，《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如果以此为基点对经济学加以分类，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就可以称为工程经济学，与此相对应的还有社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伦理经济学等。由此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也不应成为它的主要部分，主流经济学也许只是发展先后差异造成的，至少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应与之平分秋色，也许可以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只是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较之人与物的关系更加复杂，更难分析，因而显得相对落后而已。

四、制度经济学对人与人关系的分析

制度经济学，亦称新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并且这种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有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野，而且形成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历史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诸多学派，同时拓宽了经济学的视野和领域，革新了经济学的面貌。制度经济学家其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作出巨大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基本理论概念或理论范畴的更新和创造。这主要归功于康芒斯把交易概念一般化和科斯教授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使之一般化。对此有人已经作过分析（注：参见盛洪、陈郁为科斯的《企业、市场和法律》一书中译本所写的译者的话。）。交易这一理论概念出现得很早，但其应用却非常狭窄。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把经济分析降低为研究交换的科学，其中心总是由偏好、能力、习惯和技术的既定结构引起的交换过程，……经济分析的主要兴趣是在交换过程中建立的一组相关价格，这组价格反过来又指导经济行为。实际上正统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从交换中推导出来的”（注：转引自哈奇森（Hutchison）：《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由于其对象性质决定了交换或者交易概念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康芒斯首先使交易概念与生产概念相对应，把生产活动看作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交易活动看作是人与人的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并把人们的交易活动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买卖的交易或市场交易、管理的交易或企业内交易、配额的交易或政府的交易（注：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译本，上），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这样就使得交易要领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经济活动而一般化了。但是，康芒斯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在这一点上，康芒斯又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一致。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使得交易活动也像其他经济资源一样是稀缺的，是可以进行量的比较的，从而将其纳入经济学的研究，使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形式的影响，以及交易费用和权利配置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注：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第1－23、75－12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提出了“科斯定理”和“科斯第二定理”（注：科斯定理最早是斯蒂格勒在1966年概括的，在《价格理论》中，斯蒂格勒将科斯定理的内容概括地表述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将等于社会成本”。）。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把交易费用概念应用于广泛的领域，分析了诸如关系、寻租活动、企业内部考核、纯粹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组织形态、经济史和政治制度等，并将交易费用扩展为产权界定和保护费用、搜寻费用、谈判费用、执行和监督费用等各个方面。这样，交易费用概念也获得了一个一般化的表述，成为解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不仅如此，演化经济学家还从社会生物学中得到启示，正在寻求制度演化中的“基因”，力求对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作出更进一步的解释。

其次是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围的扩展和研究重心的转移。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主题的，所谓资源配置，实际上是产权制度、契约制度等交易制度的状态或结果的一种表达，因而，资源配置的状况是以一定的交易制度为前提的。正统经济学只研究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甚至是理想市场即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不研究其他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因而只能说明经济行为的一种结果，而且是一种理想的结果，不能说明它的所有可能的结果和实际结果。不仅如此，正统经济学不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也就无法说明某一结果出现的行为过程。比如，它只能说明市场制度好，资源的市场配置比计划配置更有效率，因而需要实行市场制度，但却不能说明如何建立和发展市场制度，如何从其他制度（比如计划制度）走向市场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制度和制度变迁，借助于交易费用的概念，说明了制度安排和权利配置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把现实制度下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和行为选择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之中，因而不仅说明了不同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而且解释了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行为过程。特别是博弈论的引入，彻底完成了经济学从研究资源配置到人与人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的转变。这样一来，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实现了经济理论分析重心的转移，从而使经济学成为它“本来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再次是方法论上的开拓。有人认为，“从方法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没有任何创新，它不过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注：参见盛洪、陈郁为科斯的《企业、市场和法律》一书中译本所写的译者的话。）。这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制度经济学也可以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但是，这种应用范围的扩展本身也包含着创新的因素。因为，正统经济学由于缺乏交易费用和广义利益的概念，因而也就缺乏主体主义和契约主义的思想方法。方法论上的这一前进也应归功于制度经济学。这也是它其所以能够在人与人关系的分析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原因。

五、传统经济学的学术实践：两个悖论

1.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

传统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自然要以既定的生产力或既定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是正确的。然而，传统经济学的学术实践却与此相去甚远。尽管它宣称自己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但是它却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无比优越，无比和谐，因而也不需发展和不能发展，于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生产力的组织方面，即放在人与物的关系方面。计划经济理论正是这样，对人的研究多有忽视，也很片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所面对的是人，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因而，在经济学中，人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离开了人和人的经济活动，就无所谓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既不研究人的物质需求和物质偏好，因为，集中计划经济的必要前提是，人们的需求和偏好是相同的或者基本上是相同的；也不研究人的利益追求和利益偏好，更不研究人的心理、人的预期和人的行为，没有经济观点，不讲经济原则，缺乏经济思维，不作经济分析。谁要是认为经济学要研究人，研究人的偏好、人的追求、人的预期和人的行为，就被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谁要是讲经济观点和经济原则，强调经济思维和经济分析，就被看作是单纯经济观点，是见物不见人的形而上学。须知，生产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既然不研究人，怎么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呢？人的偏好、人的追求、人的预期、人的行为，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和客观存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它们的形成条件、变化依据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就是实实在在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怎么能说成是唯心主义呢？同样，经济学不讲利益追求，不讲节约原则，不讲成本效益分析，不讲选择行为，只讲政治挂帅、思想第一，不仅是形而上学，而且是骗人的把戏。既然如此，政治经济学还有什么用处呢？

指出传统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多有忽视，也很片面，当然意味着它还有所涉及，那么，这种涉及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脱离现实经济活动和人的基本特性，单纯从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方面来考察，这种分析往往陷入美妙的幻想和空洞的说教。二是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来研究人，这主要反映在：（1）在传统经济学中，个人主要是作为劳动力或劳动者出现在理论体系中；（2）传统经济学中的企业也只是一个劳动组织和生产单位，其内外关系也主要是投入产出的技术联系；（3）个人作为消费者仅仅代表了一定的物质需求；（4）计划经济实际上主要是解决物质技术问题，而不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一方面宣称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忽视对人与人关系的分析；一方面，批评以物质技术关系为考察对象的经济学是不科学的，甚至是伪科学的，另一方面，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又以此为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传统经济学的矛盾性质和悲剧色彩，也是阻碍它成为科学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还需要指出，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传统经济学对人与物关系的研究，在内容上显得十分贫乏，缺少对人们的物质需求和偏好的分析，在方法上也很粗糙，缺少新古典那一套形式化的科学表述。

2.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交换关系。

传统经济学虽然在口头上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即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但却对生产关系作了片面的和狭隘的理解。马克思把生产关系看作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总和，而不是排除了交换关系的生产关系，即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点后面还要讨论），然而，传统经济学却恰恰作了相反的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来规范自己的学术实践。这可以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

首先，传统经济学重物质生产，而轻经济交换。传统经济学讨论的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的问题，而且主要是从劳动交换的角度来讨论，很少讨论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问题，即使讨论，也只是讨论消费品的交换和流通问题，不研究生产资料的交换和流通问题，后者是在物资技术供应的名义下作为计划分配的问题来分析的。不仅如此，无论是生活资料商业，还是物资技术供应，都是作为部门经济学的对象，不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都是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研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于生产而又与生产不能分离的、独立的经济过程来看待。这是孙冶方对传统经济学批判最猛烈、最深刻的地方。他将此概括为“无流通论”和“自然经济论”（注：孙冶方曾经对“无流通论”和“自然经济论”作过多次批判，其中最集中、最精彩的是1962年上半年和1963年上半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研究班讲课的记录稿以及他亲笔写的讲课计划、讲课提纲和《流通概论》讲稿。参见《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79—28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种批判虽然触及到传统经济学的要害问题，但并未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围。

其次，否定了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关系，看轻了价格的意义和作用。传统经济学把商品、货币和市场等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残余，看作是不得不保留而迟早要消亡的东西，而且消亡越早越好。价格也只是计划计算的工具，是可以由计划者随意决定的东西。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改革开放以来，对此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批判和讨论，本文不打算多费笔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即这种批判是基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还很少涉及其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因而其实践意义远远大于理论意义。

3.悖论探源。

在传统经济学的学术实践中，为什么会出现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不研究交换关系的悖论呢？笔者试图对此作一点探索性的回答，以期引起经济学界同仁的进一步思考。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是荆棘丛生和悬崖峭壁，步入绝境，也可能走偏方向，误入歧途。然而，路总是由人走出来的，总需要有人去开拓。

传统经济学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因而传统经济学在基本理论方面的失误和偏差，也要从这种继承和发展中去探寻，甚至要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去发掘。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交换和交换关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总是将其与生产和生产关系一起使用或相提并论。马克思在说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曾经明确指出，“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多次讲到，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那些规律的一种科学”，并且提出了生产和交换“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影响，并且互相制约，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把生产和交换一般化的倾向。但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不十分明确，也没有贯彻到底。

首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指导线索，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上是一个哲学概念和哲学范畴，还不是一个可以进行经济分析的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和经济学范畴。虽然马克思提出和使用了很多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如资本、价值、剩余价值等，都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经济关系，但是，始终没有抽象出一个能够反映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范畴和共同概念。

其次，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四个环节或四个阶段，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综合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和方法，马克思据此也提出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但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同时，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框架也是既有优点又有缺欠。优点是清楚自然，符合历来进行经济分析的习惯；缺点是这一框架包含着分割和肢解经济过程和经济分析的危险。现在看来，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分析四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时，马克思仅仅着眼于过程的构成及其要素，而没有抓住贯穿于其中的共同的东西，同时为了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提出了“生产一般”的概念，认为“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从而使生产概念一般化了，但却因此而使交换范畴特殊化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一个媒介的要素”。“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19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样，就不可能从中综合概括出一个说明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范畴和基本概念。《资本论》三卷的结构安排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讲作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就是一个按照过程和阶段进行分析综合的框架，而不是一个按照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的体系。交换概念的片面化和特殊化，是马克思无法使生产关系这一哲学概念转化为经济学范畴的关键。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使资本概念一般化，从而写出《资本论》这样关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经济学，却不能提供一个适用于一切经济制度的制度经济学。

第三，如果说交换概念的一般化是从其质的方面来考察，那么，从交换和交换关系量的方面来分析，就涉及到交换的费用和收益的问题。这需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交换过程进行考察。

马克思为了揭示剥削和剩余价值的秘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定，就是等价交换，由此出发也就排除了剩余价值从流通中产生的任何可能性。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进行交换和合作，仅仅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与价值无直接关系。这就违背了马克思本人的初衷和理论逻辑。其实，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和合作，不仅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且是为了取得更大的价值，为了得到交易利益和合作剩余。因为，按照谈判理论，同一件东西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因而也有不同的估价。当交易双方谈判成功，达成合作，进行交易时，这件东西就会从估价低的一方转移到估价高的一方，这时就会产生合作剩余，并且会按照双方的协议分配合作剩余。很明显，这种剩余是从交换中产生的。它明确告诉人们，交换过程不仅是使用价值的转移和实现，也不仅是价值的转移和再分配，而且首先是剩余价值的创造。因此，交易从形式上看是等价交换，实际上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不等价交换。这里没有任何欺诈的成分，而是老老实实的买卖，是高度的诚实和信誉，因而，也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和互惠。

交易不仅会产生合作剩余或效用，而且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和成本。马克思虽然讨论了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的问题，但与现代经济学中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有着本质的差异。马克思的流通费用仅仅局限于商品交换的狭小范围，包括有纯粹流通费用、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10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却应用于广泛的范围，诸如关系、寻租活动、企业内部考核、外部性问题、纯粹市场与科层组织之间的各类经济组织形态、经济史以及政治制度等，包括有界定、度量和保护产权（即提供交易条件）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实行制裁的费用，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等。交易费用概念的这种充实和扩展，也同信息经济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有关流通费用和交易费用内容范围的比较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交换理论和流通理论只是说明了商品交换中生产关系的某些内容，无法对人与人关系的全部问题提供解释。

第四，以上的分析提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价值理论的问题。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派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创立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基础和物质内容，但是劳动是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问题就需要重新讨论了。价值既然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它也就是从这种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因为，所谓价值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仅是指它是在并且只能在人与人的交换行为和交换关系中体现出来，而且包含着交易双方对这一交换行为利弊得失所作的主观评价，没有这后面一层意思，价值就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并未贯彻到底。由于这一缺陷，马克思很难把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统一起来，于是就提出了价值规律的二重含义的问题。这就使得我们这些马克思的弟子们大伤脑筋，争论不休。

1871年，奥国学派的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的源泉不是劳动，而是效用，即价值来自人们对所需要对象效用的主观评价（注：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这样，就把价值同需求的满足直接联系起来，使价值的源泉从生产领域转移到分配领域，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交换领域。

由于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效用和需求，是从对人们的经济行为的主观评价方面来解释价值的来源，因而曾经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作主观价值论加以批判。这一批判如果是指它的片面性，那是正确的，但对它全盘否定，则是不恰当的。马克思的价值论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考察，强调的是劳动和成本，而不是人们在交换行为中的主观评价，那么，按照上述批判的同一逻辑，把马克思的价值论看作是客观价值论应该是恰当的。不过，这一观点笔者至今尚未公开见到。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主观价值论和客观价值论都有科学的成分，也都有片面性，科学的价值理论也许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

第五，找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与人的交换关系这一悖论的根源，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它的形成过程，看看传统经济学是如何走入歧途的。前已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并列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而且也的确考察了交换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在列宁的著作中，无论是直接介绍和评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还是评论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都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不再提交换关系的概念（注：《列宁全集》第1、2、3、4、20、21卷的有关文章，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他把生产关系与生产的社会制度、社会经济结构相等同，足见，列宁的生产关系概念中包括了交换关系，但列宁不讲交换关系确是一个事实。把交换关系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明确去掉的是斯大林。他在提出了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之后，紧接着写道，“这个定义中缺少恩格斯定义内的‘交换’这个术语。其所以缺少，是因为交换通常被很多人了解为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商品交换，这有时候就会引起误会，虽然恩格斯所说的‘交换’这个术语不仅是指商品交换。但是，恩格斯用‘交换’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显然已经包括在上述定义中，作为其组成部分。因而就其内容来讲，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这个定义是与恩格斯的定义完全相符的。”（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选》第629—63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根据前面的分析，马克思的交换和交换关系概念本身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终究独立地考察了交换和交换关系的问题。斯大林用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来代替交换和交换关系，就把马克思已有的分析也抛弃了。因为，斯大林把经济和生产等同，他在批判雅罗申柯时明确指出，“没有经济问题即生产问题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经济学吗？”又把生产等同于直接生产过程，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是作为计划分配过程，就是与直接生产过程合二为一，都没有交换过程存在的余地。传统经济学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大工厂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样一来，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就只剩下了公有制基础上直接生产过程中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和国家对每个人的一视同仁关系，交换关系只存在于两种公有制经济之间。这就是传统经济学走入歧途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