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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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中国学者对该派理论的认识。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问题（注：StephenGill,"HistoricalMaterialism,Gramsci,andIPE",seeCraigN.MurphyandRogerTooze,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Boulder: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N.Y.1971,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133.）。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9.）。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作用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与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0—61,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与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作用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与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作用，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6—70.）。这与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结果不一定可以预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认识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意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主权利、经济与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7.）。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与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与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5.），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与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尔（VanderPijl）、考克斯（RobertCox），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墨菲（CraigMurphy）和基尔（Stephen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著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体会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作用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个阶段：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与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金融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安排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作用，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与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政治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工业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意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与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影响，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发展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与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企业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应商，掌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金融官员和当地与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与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与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与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与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与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与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与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关于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andWorld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历史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研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注：NeorealismandItsCritics,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与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赖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作用。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赖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与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主权，竞争力与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赌场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与金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安全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Pelerin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与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与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与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主权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时代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与“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主权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正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几种政治经济实体（微观地区、传统国家和宏观地区）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带来了另一种政治矛盾，即：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冲突。海湾战争最能体现这种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矛盾。萨达姆利用建立在领土原则上的力量，企图获得资源去恢复在两伊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经济并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的石油资源以加强其地区性权力，以此获得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军事实力。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相互依存经济的破坏，当然会受到管理世界经济的潜在强制力量的打击。因为从现实看相互依存原则与领土原则并不是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由市场中尽管存在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但它是以一种潜在的军事强制力为后盾的，它目前仍建筑在领土的基础上。美国目前就是这种全球经济的强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强制者的美国自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使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能力相对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在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潜在强制者的需要）和与其生产能力不相称的过渡消费（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又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而外国对美国能力不足的补助（主要以在美国投资为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的贬值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的意愿，因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外国投资者抽掉资金，美国就会面临痛苦的调整。另外，美国对外资的依赖使得它在使用军事权力时必须考虑外国对其行动的评价。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带来了可能性。但新的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确定的，要建立一个符合人类进步愿望的新秩序，还需要世界进步力量的长期努力（或者说长期的阵地战）。为了建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首先，在全球化中处于不利于地位的社会力量应该建立广泛的联盟，它应该包括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运动者、和平运动者和其他一些运动，如土著人权利运动和民主运动；由于工人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它应该担当这种联盟的组织领导，但必须超越其狭隘的公司主义思维以适应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需要。其次，还需要建立反现存霸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应确立对新世界秩序性质的共识。这种共识要给现存基本政治经济实体一定的地位和正确处理其相互关系。它还应注意建立新的消费模式，既要极大地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又要与全球生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和资源的利用，减少污染，最大限度地解放人和增加平等参与的机会。第三，反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是全球性的，需要各地斗争的相互支持，否则现存全球化的潮流可以孤立各地的反对者并各个击破；另外，新的秩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力量基础上的，这种全球化的物质力量决定了反霸斗争的全球性。第五，建立新秩序的斗争应注意统一战线问题，一是要利用西方大国之间和内部存在着的各种形式的矛盾，二是要与伊斯兰进步力量友好相处，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在许多边缘地区渗透的反抗，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如刑法典、妇女社会地位和圣战概念等，不受西方进步力量的欢迎，但它在北非、中东和亚洲许多地区已经成为替代社会主义号召众多贫困人口的力量。第六，争取新秩序努力的突破点是现存世界秩序中的薄弱点——军事和金融。军事和金融是目前在结构上决定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也是全球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军事上，斗争战略不能仅限于高技术军事权力的集中垄断，还需要依靠其他的权力和非暴力反抗形式。在金融上，要充分准备一种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可以发挥作用的金融战略，因为金融危机是最可能促使现存秩序垮台的方式。新的金融机制应超越原来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自由主义，并把经济植根于具有平等和团结原则的社会之中（注：GlobalPerestroika,seeGeorgeCraneandAblaAmawied.,TheTheoreticalEvolutionofIntl,PoliticalEconom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PP158—172.）。

从考克斯复杂而深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中，不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具体分析中，都能感受到它比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对世界各地发生的现象具有更强、更全面的解释能力。他的理论对人们思考西方学者近来的著作（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的独立运动）、英国布莱尔推行的“第三条道路”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反美暴力事件等等，都具有启示意义。从考克斯的理论中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包融性，它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现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葛兰西学派对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确切地说应是国际关系理论）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依附的悲观看法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

对依附理论进行分析，第一步就是检视20世纪初期霍布森的观点。霍布森坚持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积累资本的制度，通过经济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结合，甚至通过使用军事资源来维护对不发达地区生产活动的控制，建立起了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观点把不发达国家置于被动、无望的境地，成为关于依附的悲观论的源头。在拉丁美洲，残酷的现实令当地一些学者警醒。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陲（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边陲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1]（P50）。普雷维什的“核心—边陲”概念，后来通过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Amin）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在他的笔下，拉丁美洲成了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边陲”地带，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中居于劣势地位。

依附论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阿明博士和弗兰克看到，在拉丁美洲，到处都是大地产，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核心与边缘不平等症状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导致墨西哥90％以上的农户一贫如洗。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哈林顿所说的“另一个美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美洲，电视和报刊的新闻和广告对它大肆宣扬，鼓吹那里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之冠。50年代时这个美洲就开始为自己的产品过剩而担忧；然而，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美洲，那里生活着4千万至5千万过去和现在都在受穷的人口[2]（P2）。阿明对这样的“另一个美洲”描述到，传统社会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它失去了独立性，现在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种生产由于沦于贫困化而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任何前景。所以，这种传统社会并不是过渡到现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依附性的、外围的社会，因此处于绝路；它的前进路子都被堵塞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对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阿明发现，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化总的逐渐形成了外围形态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外围结构，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社会也趋向这种结构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这种结构关系在弗兰克看来是“大都市”与“卫星城”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久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大都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剥削着作为边缘的“卫星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造成了后者的欠发达[3]（P3）。弗兰克对智利的观察表明，智利的不发达不能归因于有些人设想的封建结构的延续，实际上这种结构从来没有存在过[3]（P115）。因为在智利，国内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一直和国外资本主义利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主要投资于商业，一直从所有重要的部门搜刮经济剩余。智利的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充其量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弗兰克在智利的发现与阿明对外围地区特征的概括不谋而合，在阿明看来，所有的外围形态有四大共同的主要特点：（1）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2）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3）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4）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这样，弗兰克就观察到了对理解智利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处于卫星城地位的欠发达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因而总是依附于处于大都市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次上，智利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走向极化；同时，互相依赖，尤其是卫星国对核心国家的依赖也在增强，两者之间在权力、财富和收入，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智利的商业、农业、采矿业乃至工业，也在经济上、技术上和组织体制上越来越依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核心国家的卫星部门[3]（P117）。

对“依附的链条”的论述，是弗兰克对依附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弗兰克认为，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创造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在富裕的消费者和贫困的生产者之间充当中介者。他们是上层买办阶级，这个阶级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这种中心地区被弗兰克称之为“大都会”。这样一个“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3]（P34）。

在弗兰克和其他依附论者看来，要阻止对经济剩余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打碎转移这种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然而，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弗兰克呼唤的革命并未出现。跨国公司从经济上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它们就能通过各地的业务网去控制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由于跨国公司代表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日益集中和生产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它使拉丁美洲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更加严重[4]（P36）。

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乐观的“依附发展论”

依附理论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动力问题。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在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ndoCardoso）和恩佐·法莱图（EnzoFaletto）的著述中。与较为宿命论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著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

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的分析。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这个标签[5]（P10）。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5]（P3132）。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

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6]。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5]（P329）。

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应用：结语和讨论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

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7]（P76）。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我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运输条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目前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