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低碳发展意义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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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通过区域合作实现普惠共赢的重要载体。当前，沿线国家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贫困等多方面挑战，同时也将在未来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增长的重要贡献力量，具有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需求。文章首先阐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其次探讨了当前气候治理格局下低碳发展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国家实现低碳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方向；最后，本文结合当前实际和学界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贸易开放、绿色投资、能源合作等方式将如何助力于沿线国家的低碳发展，并针对未来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合作方式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低碳发展；贸易与投资，基础设施，低碳技术

一、问题背景

2013年，主席在外交访问中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不仅成为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重要纽带，同时也成为弘扬生态文明理念、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参与区域和全球环境治理，打造沿线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重要依托。随着对沿线国家合作与发展需求认识的不断深入，实现低碳发展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指导理念和迫切要求。2015年以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并强调“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突出了“低碳”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理念和重点内容。2017年，环保部等四部委联合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贸易与投资、环保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生态环保标准与科技创新合作等领域对“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低碳发展与合作间接提出了要求与建议。随后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峰会中，主席再一次强调了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一带一路”框架下众多政策、方案和项目的落地，实现“低碳发展”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导向和目标。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低碳发展面临的现实状况与挑战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包括了来自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欧、东北非等区域的60多个国家，连接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2016年总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到全球的62.3%和31.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尽管有众多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经济体，但同时也包含了一部分经济结构单一、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不足、能源电力短缺的国家。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分别占全球的50%和60%以上，且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较高，将是未来全球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增长源。新千年以来，“一带一路”国家的碳排放增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当前的排放强度则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低碳经济基础的薄弱。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迫切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降低所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避免高碳路径锁定效应和伴生的发展陷阱，提升有质量的低碳投资和就业水平，分享低碳转型所带来的绿色效益。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低碳发展对于沿线国家应对气候、能源、环境的挑战具有重大意义。从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组合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致可以归类为以下几类典型阵营：第一类国家主要包括科威特、阿联酋、文莱、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其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均大幅度领先于其他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并不庞大，但在经济结构上高度依赖于油气资源出口和初级加工，自身工业体系则较为薄弱。由于经济转型和能源转型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部分国家在IN-DC中大都没有给出明确的量化减排目标，只是提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举措。第二类国家是以新加坡、以色列、新西兰、韩国为代表的较发达经济体，其大都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拥有极具全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人均GDP和收入水平较高，且绝大多数国家的碳排放强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碳排放总量的增长也基本进入饱和期，有些国家处于缓慢增长，一些已经达峰。总体来看，这些国家在INDC中普遍都给出了明确的量化减排目标。第三类国家是以中国、俄罗斯、南非以及若干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体。其人均GDP和碳排放水平大都接近全球平均水平。这类国家已经普遍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具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较大的工业化规模，许多国家在一些工业细分领域中具有竞争力，人均收入也已经达到中高水平，人文发展的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其中，中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已经承诺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峰，而俄罗斯、马来西亚和中东欧国家均给出了绝对量减排目标。第四类国家则是人均收入和人均碳排放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这类国家占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近一半，其中既包括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这样处于工业化前中期的人口大国，也包括了尼泊尔、阿富汗、也门等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最不发达国家。总体来看，这些国家目前基础设施水平建设仍然不足，人文发展的基本需求还远远未得到满足。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低碳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低碳发展的内涵理应结合一国的发展阶段、低碳技术、消费模式、资源禀赋等方面综合判断，例如低碳排放应有绝对和相对意义之分，若发展中国家人文发展的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经济的增长率高于排放的增长率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是低碳发展（潘家华，2010）。本文在受到此分析框架的启发，试图深入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低碳发展的真实内涵。事实上，从“一带一路”各国对UNFCCC提交的NDC中也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于未来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预期的不同。较发达经济体往往给出了明确的减排目标，而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则给出了碳强度下降目标、偏离基准情景目标和行动目标等，一些国家对未来经济结构和碳排放的演变预期表现出不确定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国际上统计的碳排放事实上是基于生产侧进行核算的，由于国际贸易分工导致了含“碳”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一些国家依靠转移碳排放密集型产业和消费侧进口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实现了生产侧的“低碳”，但实际上，基于消费侧核算的碳排放实际要显著高于生产侧碳排放。从贸易进出口结构来看，部分发达国家国家在“一带一路”中主要属于碳排放的净进口国，即国民消费侧的碳排放实际上高于其名义值。而中国、印度等国家因为含碳产品的出口一直以来是碳排放净出口转移的大国。消费侧的碳排放增长是全球碳排放总量增长的核心内在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一些国家实现了碳排放的达峰，若无法实现消费侧的碳排放与经济福利水平增长的脱钩，其依然可以通过不断进口更多的高含碳产品引致更大范围内碳排放总量的增加。一些基于历史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消费侧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存在线性的正相关关系，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如齐绍洲&张振源（2017）。当人均碳排放远远高于人文发展所必须的水平时，碳排放的消费具有较高弹性，通过适当的经济手段和环境规制，推动低碳可持续的消费理念的形成，将是扭转消费侧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途径。综合来看，“一带一路”不同国家实现低碳发展的所关注的重点也应有所区分。对于科威特、阿联酋等高人均碳排放、高收入经济较为依赖资源的国家而言，低碳发展的要求应该是进一步推进资源产业的集约化、低碳化发展，推动整体经济多元化转型；对于新加坡等前文所述的第二类国家，由于生产侧碳排放已经达峰，低碳发展应着重强调消费侧的碳排放与经济福利水平实现脱钩，使得本国经济福利增长不再依赖于来自国内和国外进口的含碳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对于中国等第三类国家，已经基本满足人文发展的需求，且普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应注重通过技术效应、结构效应驱动高耗能产业的进一步节能提效来实现低碳发展；第四类国家，由于人文发展的基本需求尚未满足，人均碳排放水平也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国家而言，应当致力于实现以更低的碳排放代价满足基本的含碳公共产品的供给。

四、“一带一路”框架下若干合作方式对沿线国家的实现低碳发展的意义

1.贸易开放。贸易引起的碳排放转移问题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京都议定书》的总量减排的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环境规制导致“碳泄漏”，从而引发关于减排责任分担的争论。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新的制度性安排，标志着全球进入了气候治理的新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贸易畅通”带来的更广泛的贸易合作，将有望为彼此实现低碳发展的提供助力。一方面，对于一些同质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如果一国具有较高的出口碳生产率（较低的出口碳强度），那么针对这类产品更加开放的贸易环境将有利于其在国际市场中的扩散与流通，当该产品是保障国家人文发展需求达到基本水平的重要必需品时，意义将更加明显，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需要钢铁、建材、化工等产品，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基本通信和电子设备等。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也是技术外溢和扩散的重要途径，含碳产品的更加开放的贸易环境将有利于低碳生产技术的扩散，如齐绍洲和徐佳（2018）的研究表明，尽管在基础设施、制度质量、金融发展等方面存在门槛效应，贸易开放整体上将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绿色投资。以低碳可持续为导向的“绿色投资”是实现东道国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当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到经济较不发达、碳生产率较低的国家时，低碳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伴随着“绿色投资”进入东道国，在提升经济福利水平的同时，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显著改善东道国的碳生产率。如Liu等（2016）和Huang等（2018）以中国为对象的一系列研究分析均表明，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一带一路”致力于构建的绿色金融体系也将使沿线国家在项目合作层面、能力建设层面显著提高各利益相关方对低碳排放和生态承载力的关注，促进低碳建设理念和产品低碳排放标准的形成与推广。3.能源合作。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领域。首先，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高碳排放的特征，而拥有成熟低碳技术条件的国家或企业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机制在欠发达地区共建能源基础设施保障当地居民获得负担的起的、可靠、可持续的能源和电力，能够以相对低碳排放的代价满足其发展的基本需求，符合低碳发展的要义。其次，沿线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开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将使国家和区域能源消费结构不断走向清洁化、低碳化；此外，我国提出的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针对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和无电人口的创新性解决方案，有助于清洁能源实现跨区域的大规模、高效率配置和利用，促进一次能源消费的低碳化和终端能源的电能替代，将对国家和区域的低碳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五、对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低碳发展的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1.开放重点领域的贸易，推进绿色投资与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在贸易合作方面，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产业部门的碳生产率存在显著不同，应在综合考虑生产成本优势、规模优势、碳比较优势等方面的情况下，以降低关税、出口退税、提升通关便利度等方式，促进各国具有低碳竞争力的产品得到更大范围的生产和流通。通过国际贸易扩大低碳产品的影响力、探索低碳产品和技术标准的建立与推广。在投资领域，应重点聚焦欠发达地区的交通、建筑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制定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领域的低碳、环保标准及规范，识别项目所在行业领域的基准线情景下的碳排放和环境污染水平，结合沿线国家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建立适用性强的绿色、低碳投资效益评估体系，强化对投资项目的碳排放及生态环境风险的评估和管理，同时须积极推动沿线国家建立以绿色低碳投资为导向的投资基金，拓宽参与的渠道和资金来源。2.以产业合作为契机，强化低碳技术应用、转化与推广。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在特定产业领域的长期积累形成了一批效益明显、易于推广的低碳技术，与另一些具有产业转型和产业低碳化发展诉求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应当通过国际合作平台、产业联盟等系列合作机制，以共建低碳工业园区、产能合作、投资并购等多元化的产业合作方式，促进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或高碳排放产业的低碳发展，重点聚焦资源出口依赖型国家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延伸、高排放低能效落后产能的改造和替代以及生态友好型产业的布局与培育，推动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实现生产、采购、管理全流程的低碳化。在产业合作中，应强调低碳技术的重要地位，在低碳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修复、低碳基础设施等领域，适当、规范的开展低碳技术的应用、转化与推广，积极发挥以绿色技术银行为代表的综合性技术平台的作用。3.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构建沿线国家低碳利益共同体。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同时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人口和碳排放总量第一大国，在倡导和推动低碳发展上理应肩负着更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在低碳发展领域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技术和人才积累，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涵盖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方式、制度保障与构建等众多方面认知与实践。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应着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在“民心相通”“政策沟通”的深入推进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构建低碳利益共同体，形成沿线国家和区域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和路线图，助力欠发达国家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工业文明理念和发展思路，推动资源依赖型国家偏离高碳锁定的发展路径，促进中高收入国家形成低碳可持续的消费观念。

作者:陈孜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