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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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经济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低碳经济，狭义地理解即是以较少的碳排放量获得较大的经济产出，其目的在于强调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广义上讲，低碳经济是以最少的自然资源、能源消耗获得最多的“好”产出(产品)的同时将“坏”产出———环境污染降低到最低甚至零污染的发展模式。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文献中(Kinzig，Kam-men，1998)。低碳经济一词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是在2003年2月英国贸工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序言中，是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之后提出的一个新理念。深入剖析这四种当前主流的经济发展理念，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站在“资源、环境、经济”相协调发展的高度，强调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资源、环境的重视及其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协调，资源节约是其理论前提，经济、环境友好发展是其预期目标，而节能减排是其核心技术手段。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出发点、落脚点及技术指标考核方式，循环经济侧重于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及提高资源利用、循环效率的技术手段;绿色经济强调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水平及相应的污染控制技术;可持续发展侧重于经济发展、生态承载力平衡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注重在生态承载力平衡发展的前提下满足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寻求资源、环境系统在物种、代内、代际之间的长期平稳持续性发展，是这四个概念中包容性最强的概念;低碳经济着重强调碳排放量的减少，即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整体长期发展的威胁在人类活动各个环节严格控制碳排放量。整体看来，绿色经济的具体实施形式主要是低碳经济模式和循环经济模式，同时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形式。因此，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理念方针的必由之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持和实现，具有紧迫性和客观必要性。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生产、生活行为的结果，其反过来影响着全人类的发展，中国也不例外。据国家相关气候变化研究部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未来在二氧化碳浓度加倍的情景下，南方地区将升温2～2.5℃，北方地区将升温2.5～3℃①。这种变化将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粮食生产、气候灾害、健康与环境等。此外，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相关统计数据，继2007年中国以60.7亿吨的CO2排放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以来，中国的CO2排放量呈现逐渐递增趋势，2010年中国消费化石能源而排放的CO2增至大约72.6亿吨，而同期美国的CO2排放量已经从2007年的约57.7亿吨逐步下降至2010年的53.9亿吨②。这意味着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逐渐成为主角，碳减排在中国义不容辞。在国内，资源的数量限制、再生能力限制以及污染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得传统的以“高能耗、高污染、高产出”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已不容忽视，每年因自然灾害、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计其数，有数据显示，如果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加入负的污染产出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中国经济发展并不乐观③。与此同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全球贸易方式、国际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生产消费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首当其冲。

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面临压力分析

低碳经济的中心及重心均在于“低碳”，即减少碳排放。在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必然选择的前提下减少碳排放会面临来自宏观经济哪些方面的压力，应该如何应对，众多学者对低碳经济与宏观经济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一)经济增长的压力

学者们多关注于分析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其中，GDP或人均GDP增长是CO2排放量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如魏一鸣等(2008)［1］、王锋(2011)［2］、胡玉莹(2010)［3］等及刘瑞翔、姜彩楼(2011)的研究表明，1987～2007年间中间产品投入结构的变化和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是导致能源消费加速增长从而碳排放量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4］Ramanathan在分析中加入了能源消耗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同增同减趋势。［5］Soytas等运用美国的数据对三者进行研究，结果认为能源消耗是碳排放量增长的Granger原因。［6］此外，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等也对CO2排放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王锋(2011)测算了工业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业化结构比重每上升1%，能源需求就增加0.77个百分点，这暗含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能源消费的大量增加及CO2的大量排放。［2］75Zhang等建立了一个包含GDP、能源消耗、资本和城市化、碳排放量等多变量的模型分析影响碳排放量的多种因素，结果显示，除了经济增长外，能源消耗、资本结构和城市化等均对碳排放的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7］刘志林等(2009)认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契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中，通过转变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在实现减少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路径下提高生活质量是低碳城市化的题中之义。［8］毕军等(2009)提出低碳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地方短期经济绩效与碳减排长期收益之间的矛盾以及产业发展之间的冲突，这是实施低碳城市化必须首要解决的矛盾。［9］综上所述，影响未来CO2排放的主要因素为人口、城市化、经济规模、消费模式变化、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林业与生态保护建设等。在这几个因素中，人口增长、经济规模、城市化的推进等因素对CO2排放起显著促进作用。另外，低碳经济的发展必然意味着放慢以GDP或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适当缩小经济规模面临着从“增长”到“发展”的观念更新及从关注“速度”到全面提升“质量”的重点转移，这是新阶段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必须面临的转型压力。传统的“以高投入获得高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而集约型增长模式以“低投入、高产出”为主要特征成为低碳经济下的发展模式选择。此外，低碳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来自于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压力。

(二)来自结构调整方面的压力

这里的结构调整在生产上主要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消费上同时包括中间消费结构和最终消费结构的调整。在生产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伴随着一路飙升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其中工业部门平均消费了80%的全国能源，其碳排放量占比高达84%，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部门，也是节能减排的首要对象。王锋(2011)的研究表明，1997～2007年间中国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对CO2排放量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平均贡献为1.14%。［2］76张友国(2010)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0］因此，从理论上讲，发展低碳经济，降低CO2排放量，必然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发展第三产业逐步降低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同时，在部门经济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部门内部，中间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由使用高碳排放能源转向使用低碳排放能源、零碳排放能源)对低碳经济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诗一(2009)通过分析中国38个工业行业的投入产出情况，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予以估算并进行了相应的绿色核算，结果认为在工业行业内部的一些部门仍然存在着“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有针对性地在这些行业内进行中间能源结构调整，通过改造旧技术、生产工艺及设备，开发替代技术、节能技术等方式加大一次中间能源消费结构中低碳能源④、清洁能源(风能、水能、核能等)的比重势必会成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助推器。［11］生产方面的结构调整以及中间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侧重于从供给方面满足低碳经济的要求，从需求方面满足“低碳”的目的则涉及最终产品消费模式的转变，即“全民低碳运动”。最终产品消费结构的调整主要是指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向节能减排的目标转变，全面降低人类各种活动的碳排放量仅仅依靠制度、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等方面的供给是不够的，还必须依托于“低碳消费”需求，才能实现全面减排的目的。［12］然而，中国目前所处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向低碳经济模式需求的产业结构转型将会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而且长期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所获得的分工格局也会对产业结构转变产生阻碍作用。此外，一国基于历史、自然等客观因素而形成的特定禀赋结构、资源、能源市场结构以及技术发展路径也制约着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方向和速度。可以预期，中国“富煤贫油少气”⑤的能源资源结构禀赋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短期内很难发生明显改变，由于煤炭的碳密集度比其他化石燃料高得多，单位能源燃煤释放的CO2是天然气的近两倍，因此，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必然会产生较高的碳排放量，成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阻碍。

(三)来自技术进步方面的压力

IPCC2000年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明确指出:技术进步是解决未来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驱动因素，其作用超过其他所有驱动因素之和(IPCC，2000)。目前，中国在CO2减排上需要依赖的核心因素依然是技术进步。胡秀莲等(2001)的研究认为，如果考虑了诸如交通部门和民用部门等各部门的节能技术进步速度、对旧技术设备等的更新和改造及对新能源和生产工艺的引进等因素，到2010年和2030年年均节能效率达到1.5%以上是可能的;如果再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项节能政策的实施效果，未来年节能率可能达到4%左右。［13］张友国(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1987～2007年间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了62.06%，年平均下降速度约4.73%。不过在1987～1990年以及2002～2005年间，碳排放强度略有上升。在整个期间，技术进步是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使其下降了约61%。［10］133涂正革和肖耿(2009)的研究认为在中国工业高速增长的条件下，污染减少的核心动力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14］Peretto(2009)也指出在评估能源和环境政策长期经济效果时，技术进步必须是重要考量要素。［15］因此，基于技术、效率和生产率视角关于低碳经济发展是正确的，包括环境技术效率在内的技术进步对碳减排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低碳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以碳减排为核心目标的生产技术、能源利用技术、污染排放处理技术等必须持续进步。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中国到2020年需要约151亿吨的CO2排放空间。而按照欧盟的减排标准(550ppm)，2020年全球CO2排放必须控制在400亿吨，中国所能获得的最大配额是104亿吨，占全球总量的26%，届时，中国仍存在47亿吨的排放缺口。［16］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和分析中国国情，对于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引进刻不容缓，降低CO2排放的节能减排技术以及相应的市场控制手段、排放权交易等措施实际上是在争取未来的发展空间。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决定了大量且紧迫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而能源生产部门所采用的技术、设备等一旦投入使用，将会产生长久的“锁定效应”，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长期影响，这是现阶段发展低碳节能技术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此外，除了自主技术研发之外，通过“联合履约机制”、“排污权交易”、“清洁发展机制”等方式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有效的渠道，但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相关环境保护、环境规制等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防止盲目引进造成的碳排放转移等负面影响。

三、低碳经济下中国化压力为动力的发展路径

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及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将来自于宏观经济各方面的压力转化为动力，从而实现低碳经济的成功转型，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实现从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

经济增长侧重于从投入产出以及供给的角度强调总量的增长、速度的加快和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GDP、人均GDP及GDP增长率三个指标。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投入、产出的不同投入组合方式形成了“粗放型”、“集约型”增长方式之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通过改变投入产出组合方式实现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改变，其实质是通过提高要素使用效率获得最大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不仅强调以实物产出衡量的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包含国民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17］二者是经济学语境中的不同范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过去只追求经济总量增长这一“只见物不见人”发展方式的超越，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对中国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导向作用。低碳经济与以GDP增速为核心变量的经济增长之间的两难困境完全可以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予以实现。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摈弃以往只见“GDP增长”不见“GDP质量”的传统观念，理性认识中国先天资源不足与后天利用率不高及经济快速增长需求与环境污染压力加大的客观矛盾，在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内及保障生态可持续前提下适度控制经济发展的量与度。低碳经济发展先有“低碳”，再有“经济发展”，在地球生态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之内的经济最优化活动才是真正通向“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只有在低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或全球温度上升范围)前提下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其实质是“快”、“好”先后顺序的转变，从快字当先向好字当先的转变，以经济发展质量作为新的变量替代单一的国内生产总值变量，这反映了发展思维的深刻转变，是对自然经济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和回归。倡导低碳发展模式短期内可能会影响经济数量的增长，但长期内随着对环境污染的治理、生态环境的改善会带来城市化、工业化质量的提高，这将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后劲更足。

(二)以低碳政策、制度促进结构转变

多年来，中国以重化工业尤其是钢铁、能源、建材、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为主体的产业发展形成了对资源的强烈依赖，投入产出比高而技术效率低下及政治干预度强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最终消费品结构的转型需要宏观政策、经济制度的推动，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言，适当的制度环境是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的关键外因。通过结构调整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变，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度构建上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应将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使制度和政策成为原始推动力，形成强大的政策导向。正如前文分析，在影响中国CO2排放的诸多因素中，城市化、人口规模、经济增长等是促使CO2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而有些因素的影响方向是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的，如经济结构调整、消费模式调整等。尽管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短期内难以实现，但是低碳政策及相应激励制度能够加速结构转变的速度。尤其是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空间很大，应引导全民消费模式“低碳化”，如从终端产品需求方面入手，通过低碳教育、低碳理念、低碳文化倡导绿色消费模式，从终端遏制对能源的需求，进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倒逼型结构。

(三)以低碳技术为核心动力推动技术进步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处在“投入要素驱动型”阶段，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路径在于低碳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这也是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在中国政府承诺的碳减排目标中，涉及三个核心衡量指标，即单位产值排放、能源消费比重、自然碳汇能力。这三个指标从降低人类自身经济活动排放方面和提高自然吸收碳能力方面为中国今后积极施行碳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核心衡量因素。这三个核心衡量因素为中国指引了低碳技术的重点发展方向，一是要在短期内发展低碳技术，提高现有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逐步降低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实现第一个衡量指标的过关。二是要在中长期内逐步加大对诸如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零排放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降低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促使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良好过渡。三是要在长期内通过对土地资源、森林绿地等资源的合理规划和使用，建立生态功能区，提高森林覆盖面积，这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积极作用，为低碳经济的成功转型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支撑和保障。

作者：郑佳佳工作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