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俱乐部财产所有权加快国企革新

时间:2022-05-13 10:07:00

导语:参照俱乐部财产所有权加快国企革新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参照俱乐部财产所有权加快国企革新

内容摘要:建国以来,新中国建立并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从传统的统一计划的中央集权式企业制度到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但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许多弊端仍然没有被克服,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业绩表现仍不理想,如何从产权方面设计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此来提高国企的经营绩效,党的十六大报告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深刻论述,从战略的高度重新界定了国有资产的历史使命,为我们摆脱在国有企业改革上长期以来走不出去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本文通过对现代足球俱乐部体制的考察引进了新的产权结构——社团产权或俱乐部产权,希望能对国企改革有所裨益。

关键词:国有资产管理国企改革俱乐部产权剩余索取权

一、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典型的中央集权体制,由中央政府代行全民的所有者职能,拥有企业的全部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企业的厂长或者经理作为政府的代言人由上级政府任命,他们和该企业的工人一样,享受低工资,高福利以及终身就业的劳动权力;由于经理和厂长只是权威的人,他们热衷于执行上级的计划指标,从而使自己尽快得到晋升,缺乏监督生产管理的动力,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各项生产决策都是中央计划机关制定的,国企的经理们只是代为执行,根本不去考虑成本收益的核算,当时的一个漫画典型的反映了这一情况。这张漫画的名字叫“我们超额完成了任务”,图上面,一辆大卡车拉着一个两吨重的大铁钉,工人们高喊“我们超额完成了任务”。可见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下,企业基层的管理人员根本没有动力去核算成本,进行技术或者管理创新,反而存在着浪费稀缺经济资源的动机。这种情况下,中央计划政策的正确性非常关键,如果中央计划比较正确,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的程度比较小,那么对宏观经济的扭曲就小一些,如果由于信息有限导致中央计划不正确,那么将导致产业结构失调,全面的产品供求失衡。

1、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中,国有企业的信息机制存在很大的缺陷,成为中央计划者决策失误的重要因素。在下图中,经济信息从最基层的国企的生产车间经由厂长经理,行业主管部门,层层向上传递,最终由中央计划部门做出决策。

在上图中,基本的经济信息从企业的生产车间,财务管理部门等具体的科室依次向上传递,在上图所示的官僚等级体制中,处于中间层次的官僚例如企业的厂长或者经理由于他们的升迁取决于执行上级计划的完美程度以及是否超额完成计划,同时依靠庞大的官僚等级体系来传递中央权威部门的计划将耗费数目惊人的交易费用,导致对企业厂长经理的监督约束弱化,所以,这种计划体制下存在使下级机关向上级报告虚假数字的动机。对这种欺骗行为,唯一重要的制约就是审计成本。市场信号的缺失使得在计划经济中监督下属单位汇报的交易费用要高于市场经济中的费用,因为价格竞争和金融市场大大的降低了这些费用。

2、从激励机制来看,由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都是外在于企业的中央政府,面对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根本无法真正有效的实施出资者职能,同时在计划体制中出资者在企业中是缺失的,政府只是实行社会管理者职能,真正的唯一的出资者是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又没有有效的监督方式,所以企业中的资产就处于无人所有,同时也就没有人有积极性关心资产的保值增值的浪费流失状态。

二、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方案设计。

为根除上述计划体制下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多种弊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彻底而又稳妥的方案。其要点是:一是在坚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力、义务和责任相同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显然同过去的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的体制有区别,也同过去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分离的体制有区别。二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履行出资人职责。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也按此原则界定。三是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继续探索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这里说的政府不包括县一级,主要是考虑其管理水平难以胜任的问题。四是一切依法办事,国家既要制定法律法规来运作,也要求各级政府严格执行国家的国有资产法律法规,坚持政企分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1、首先,赋予地方在国有资产管理中以出资者职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效率意义。在我国的传统计划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分工不明确。我国目前经营型国有资产大概有10万亿,分布在19万家国有企业里,中央政府直接管的企业只有100多家,99.9%的企业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来管的,但地方政府不知道哪些该自己管哪些不该自己管。比如国有股转让是应该地方政府审批还是中央政府审批?如果没有在事前表述清楚,只是到一些引起争议的事情发生时,才来考虑这个应该由谁来批、那个应该由谁来批,很容易造成权责不清晰。所以,一定要把产权分清楚,因为产权收入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知道自己有多少财源就可以对近几年内干什么事有一个合理规划,也就是量财行事。我们在税收上已经分为地税和国税,国有资产管理也要分级。地方的产权、财权明确了,事权也就明确了,许多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也会相应减少。

2、对于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原则地讲是对的,但一旦深入和细化的话,就不容易处理了,容易导致政企不分和经济管理部门职能交叉。第一,新的国资部门作为出资人代表,要将所有权落实到人,主要是向企业派出(改换、撤销)产权代表,并对产权代表履行职务的勤勉程度和业绩进行考核,并与其收入相挂钩。国有独资企业,派出总经理与监事;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则派出董事、监事,经理阶层由董事会选聘。目前的由党委组织、人事部门或国资管理机构通管其领导班子的做法,只能是过渡,应该逐步改革。尤其是统一机构既委派、管理董事长,又委派、管理总经理的做法,不利于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不利于经理层的职业化。第二,新的国资部门,作为资产的所有者,要对所出资本和由其带来的资产负责。但是,国资部门管辖的对象应主要是价值形态的产权,至于实物形态的资产,则由企业以法人财产权的形式经营;同时,国资部门管理产权的途径主要是由派出的产权代表在企业内部实现,即由国有股董事、监事在董事会、监事会会议上主张权力,实现利益,而主要不是采取由企业上报审批的传统方式。最后,关于管事。按照上面的划分,对于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而言,几乎不存在独立于管人和管资产事物之外的其他事物需要由国资管理部门履行。这就是笔者认为“管人、管事与管资产相统一”这个提法值得商榷的原因,而主张提“管人与管资产相统一”。对于国有独资企业而言,国资部门“管事”方面的事,主要是审查和批准国有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如果国资监管部门对“人”和“资产”之外的事,也加以干预,就最容易导致走上干预企业,政企不分的老路。

三、借鉴足球俱乐部的高效体制设计。在足球俱乐部中,所有权属于俱乐部的各个股东,球队的运作主要依赖于整体球员的集体协作而非传统的等级管理体制。现实生活中,一名足球运动员与俱乐部老板的关系要比一名国企工人和其厂长的关系要亲密的多,证明了俱乐部体制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体制之所以能够将每个队员的能力都激励出来关键在于外在的竞争力和内在的合作利益。

首先,足球俱乐部的结构图为:

由右图所示,俱乐部制度比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集体产权结构简单明晰,首先,由于俱乐部制度的剩余索取权与监督权合而为一,其次,因为俱乐部制度的权力结构不再是科层式的等级制度安排,而是靠外在的竞争力量和内在的合作利益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格式。

由于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需要集体协作,而无法单独核算每个成员对生产的贡献,因而也就无法按照每个成员的边际贡献等于边际收入的原则进行分配,只能是该协作群(即俱乐部组织)的剩余索取权内在与组织成员,就能排斥任何以邻为壑的机会主义动机,而且又可能是这样的函数关系:个人的效用是总和效用的增函数,从而使经理与其俱乐部成员之间达成激励相容。

对应足球俱乐部的结构图,设计国有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为:

在国有企业内部,通过建立俱乐部式的企业,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但是笔者认为不可以照搬足球俱乐部的体制,在国有企业内部不能够让企业的工人普遍的变成企业的股东——剩余索取者,因而,笔者在此表明,上述的俱乐部体制只能适合于小型的协作群的生产经营,而且在这种小型企业中,各个成员对于队生产的贡献无法单独的计量,而且群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监督非常的简便易行,这时,赋予企业群体成员以剩余索取权将有效调动群体成员的积极性。在大型的国有企业中,该制度也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因为工人不可能对经营者实行有效的监督,更何况,由于工人的人数非常的众多,每个工人不可能真正有足够的积极性监督经营者。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作为工人的人是不大可能真正为其委托人服务的。

参考资料:

1、菲吕博顿等,1998:《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萨缪尔森,1996:《经济学》,M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

3、张军,1999:《产权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

4、张维迎,1995:《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5、平乔维奇,1999:《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蒋琳琦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6、史蒂文斯,1999:《集体选择经济学》,杨晓维等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7、诺斯,托马斯,1999:《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8、鲁剑,2002:《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2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