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负担和国企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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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构造一个考虑了政策性负担的博弈模型，希望找到取消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利用这个模型，对私有化但仍保留政策性负担与取消政策性负担，企业依然是国有这两种改革思路进行比较，发现虽然这两种政策均可以使企业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行为，但考虑到增强企业的自生能力与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等因素，后一种政策应该优于前一种政策。接着我们还进行了政策选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现实与我们理论预测的偏离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解释。

关键词：国企改革政策性负担私有化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却一直都是一个没有被攻克的“堡垒”，并直接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低效率？许多经济学家把它归结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诚然，这确实是一个原因。但我们知道任何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还要去寻找一些其他的一些更加本质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仿照了Becker（1974）（关于Becker这个模型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Gibbons,1992），构造了一个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博弈。在我们的模型中，主要考虑了国家强加给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个因素，并想考察它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一、Model:

假设国家与国有企业进行如下的博弈：

第一阶段，国有企业选择一个行动A，，可使得自己的获得收入，并使国家得到，其中为国有企业减去因A发生的各种成本后的净收益（利润）；为国有企业对国家赋予其的战略性以及社会性任务的完成情况，也即是对政策性负担的完成情况。

第二阶段，假设对国家而言，不可观察，可以观察，企业对国家上报一个。国家观测到企业的与以后，选择给予企业的奖励或惩罚B。其中惩罚可以是征税，奖励则可能是税收优惠或财政拨款等等。其中企业的收益（效用）为，国家的收益（效用）为，其中1>k>0反映出国家是关心企业的盈利状况的（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一般而言，利润越高，完成政策性负担越多的企业，国家对其越关心。也就是说，那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k值就比较高，而那些小企业的k值就较低。

假定行动是一个非负数字，A0，收入函数、严格凹且分别在>0,>0达到最大值；与B都是或正或负的数字，也即企业的利润与国家的奖励或惩罚都可正可负，但必须是一个非负的数字；效用函数U、V递增且严格凹。

二、基本结论

由这个模型可得以下几个定理：

定理一：在充分信息的条件下，即时，企业将选择一个，使得达到最大。

这充分说明在充分信息条件下，国有企业也是有效率的（证明见附录）。

但实际上，信息是不充分的，我们可以得定理二。

定理二：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企业有动力隐瞒利润，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且企业也不会选择一个，使得达到最大。（证明见附录）

这个定理的结论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现状是一致的：企业少报利润，而且也不会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以及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但这并不是国有企业所特有的。比如在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也不可避免会产生这种现象。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正如我们后面所要分析到的，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存在使得国家不得不为企业的亏损负责。这样无形之中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从而使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三、改革思路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风风雨雨走了二十多年，先后尝试了放权让利、“拨改贷”、承包制、股份制等许多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说，除了全盘私有化外，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能找到的所有方法我们都试过了。但政府出台的政策基本上只有两种命运：不是实行的结果和原来设想的目标相左，就是执行不下去而被放弃了。

国有企业改革走到这一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把目光投向了仅存的两种改革思路：全盘私有化和取消政策性负担。当然对于国企改革而言，其最终目标应该是既取消政策性负担，又实现了私有化，这显然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企业会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行为，国家也不需要为企业的亏损负责（关于这一点是证明可参见附录）。但我们在这里主要还是比较私有化但仍保留政策性负担与取消政策性负担，企业依然是国有这两种改革思路。其理由如下：

首先，虽然既取消政策性负担，又实现了私有化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但在现实中，我们显然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因为这样既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由于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立即私有化以后很有可能就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生存下去。这就产生了是应该先进行私有化，还是应该先取消政策性负担的争论；

其次，对私有化但仍保留政策性负担与取消政策性负担，企业依然是国有这两种改革思路进行比较才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取消政策性负担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本文希望回答的一个问题。

第一，私有化，仍保留政策性负担（在这里我们假设私人老板购买国有企业不需花费任何的费用，只需承担国有企业原来所承担的各类政策性负担）

因为私有化以后，国家对企业的关心程度（k）会降低。我们可以不妨假设k下降到0，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企业丝毫不关心，完全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按照市场规律去自生自灭。（当然，在有些情况下，k也许并不会降为0，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k=0的假设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此时国有企业的收益仍为，国家的收益变为

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将首先设定一个最低效用水平，并与企业达成一个约定，使得①，然后国有企业将选择一个行动A，

使得受约束于constant=1

因此由逆向归纳法，A满足：

所以企业将会选择一个使最大的A

这里的经济学解释就是，实行了私有化以后，企业所选择的相应的可以转化为国家的奖励而给它带来收入。因此，要使收益最大化，也就是使实现最大。

第二，取消政策性负担，但企业仍为国有

此时国有企业的收益仍为，国家的收益变为；

取消政策性负担，可以使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信息变得充分起来，但即便是这样，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不可避免地还是会产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此时将处于与国家对一无所知之间的某个状态。我们将证明，无论此时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国有企业都会选择一个最优的行动，使它的利润实现最大化：

按照上述分析，应该满足：又∵∴又∵∴且

是一个最优的行动，而这一点与是否等于是没有关系的

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单纯从能否使企业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行为来比较私有化但仍保留政策性负担与取消政策性负担，企业依然是国有这两种政策的话，我们将的不出任何结论。也就是说，它们都能使企业选择一个最优的生产决策。因此，我们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判断标准，这也是我们下一部分所要介绍的内容。

四、两种政策的更进一步的比较

在前面一部分中，我们发现取消政策性负担与私有化两种政策理论上都会使企业选择一个最优的行动。因此具体选择哪一种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从增强企业的自生能力这个角度来看：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私有化使企业仍然选择原来的，此时而取消政策性负担却可以使企业选择一个

此时两相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私有化并不会改变企业的利润，而取消政策性负担却可以使企业利润增加。也就是说，取消政策性负担将可以从根本上增加企业的自生能力，私有化却做不到这一点。

其次，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预算软约束的问题：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可得：在私有化但不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情形下，国家首先要选择一个政策目标：，然后可得：constantconstant

所以，B仍会随着与的变化而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完全进行了私有化，只要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依然存在，就还会存在着预算软约束的问题。而且可能私人老板借口政策性负担，向政府要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国有企业的经理还要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实行了休克疗法以后，俄罗斯对原来的国有企业的补贴不减反增。

其次，在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情形下，因为企业依然是国有，而且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企业也依然存在隐瞒利润，向国家索要更多的政策优惠的动力。

但我们可以证明：在不变的情形下，相对于不取消政策性负担而言，此时国家选择的将会减少：

取消了政策性负担之后，国家为了使其效用实现最大化，就必须选择一个，使得：，相对于没有取消政策性负担时而言：，显然此时的会减少。因为这个时候国家已经取消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企业也就很难借口由于政策性负担而导致亏损，并向国家索取补偿。也就是说，由于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取消政策性负担也不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它可以缓和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还应看到，如果取消政策性负担能使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信息变得完全充分起来，也即。那么此时软约束就不再存在了。

由此，我们得到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1，与私有化但不取消政策性负担相比，取消政策性负担可以增加国有企业的利润，从而增加企业的自生能力；

2，与人们传统的观点相反，私有化并不能真正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只要政策性负担还在，这种软约束就无法“硬”起来；

3，取消政策性负担可以减少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从而部分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如果信息越充分，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就越大。而且一般而言，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了解应该更充分一些。那么，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先取消其政策性负担似乎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政策选择。

五政策选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相对于取消政策性负担而言，全盘私有化既不能增加企业的自生能力，又不能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所以我们似乎更应该选择取消政策性负担这种政策。但实际上，政策选择的决定往往是由国家来作出的。具体选择哪一种政策，还有赖于国家的目的。目的不同，所选择的政策也会有所不同（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均假设取消政策性负担可以使）

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下在国家财政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国家与企业总的福利水平：

在这里我们先假设在私有化情形下，国家的最优奖惩水平为，最优政策性负担为，国有企业最优利润水平为；在取消政策性负担情形下，最优奖惩水平为，国有企业最优利润水平为财政收入相同，也即

此时总的福利水平分别为又∵∴∴∴令

我们可得时，，国家将选择私有化但不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政策；

时，，国家将选择取消政策性负担但企业依然为国有的政策。

这个结果表面，对于那些利润较低，完成政策性负担较少的企业（这往往都是一些小型国有企业），为了使总体福利达到最大，国家应将其私有化

其次我们再比较一下达到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水平下，国家的财政收入水平：

由逆向归纳法可得：

此时的应该满足

所以我们要比较与之间的大小关系：

我们可以使

那么此时

所以可令

那么时，，国家将选择取消政策性负担；

当时，，国家将选择私有化但不取消政策性负担。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利润特别高，完成政策性负担特别多的企业（也就是那些优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了使财政收入实现最大，国家应把其私有化，但仍保留它的政策性负担。关于这一点，韩国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例如韩国的三星、现代等大型企业，虽然都是私有制企业，但也要完成国家指派的政策性负担。

我们可以证明，在一般情况下，。而且我们可以假设，在k值比较低情况下，由于国有企业所能完成的利润与政策性负担水平较低，因此国家倾向于采取财政收入相同，而是总福利水平达到最大的判断标准；而在k值较高的情况下，国家倾向于比较财政收入。

因此，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得到：

时，国家应该选择取消政策性负担，但企业仍然为国有；

或者时，国家应该选择将其私有化，但保留其政策性负担。

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小型国有企业以及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但仍保留政策性负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对于那些处于它们之间的国有中小型企业，则应该取消他们的政策性负担。

六、结论：

通过构造一个考虑政策性负担的博弈模型，我们首先解释了国有企业现有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我们又用我们的博弈模型比较了私有化但不取消政策性负担与取消政策性负担但企业依然为国有这两种政策，发现虽然这两种政策都可以使企业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行为。

但在增强企业的自生能力与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等方面，这两种政策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我们认为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政策是要优于不取消的政策的。这也证明了取消政策性负担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

接着我们还进行了政策选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即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发现会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情况产生一定程度的偏离。这也是与中国的现实相一致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的模型中，为了处理问题的方便，我们忽略了一些现实的因素或作了一些与现实可能并不一致的假设。比如：

一、我们假设企业所完成的政策性负担，国家是完全可以观测到的。但现实可能并不是这样：国家并不知道企业完成了多少政策性负担，企业也可以借此与国家讨价还价。

二、我们还忽略了企业的厂长经理与国家的相互作用。可能国家会以经营业绩来决定厂长经理的升迁，厂长经理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也会产生寻租行为。

特别是我们的模型只考虑了国家与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作用。而企业中的厂长经理与国家的官员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附录：

一、定理一的证明：

若，采用逆向归纳法：

首先，国家将会选择一个B，使达到最大，即--------①；这就构成了一个B、、之间的隐函数，即

把①式两边分别对、进行求导，可得：------②-------③推出------④

其次，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它会选择一个A，使得达到最大：

将④代入，可得在均衡条件下：+=0

而这是使达到最大的一阶条件

所以国有企业会选择使达到最大的，而这正是最优的生产决策。

二、定理二的证明：

在不充分信息的条件下，同理，可得：

在等式两边对求导，有：

推出：

且由0，0，0k1

推出：0

解得：越小，B越大，而

所以国有企业有动力去尽量减少以获得更大收益。②

而此时由逆向归纳法：

国有企业的最优行动，满足即与相比，显然此时没有选择一个最优的行动，使得达到最大。

三、证明即实现私有化又取消了政策性负担是一种最优的状态：

此时国家的收益为，企业的收益为

显然此时，国家所选择不受企业的利润，它只会选择使自己的收益最大的，同时，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它所不能控制的变量。为了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它就会使实现最大。即它会选择一个行动，使。这也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的条件。

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形下，企业的利润实现最大化，而且也不存在国家为企业亏损负责的问题，因此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①：当然在这里，国家有动力去减少，使得。但我们假设国家是重视它的信誉的。而且，如果企业预见到国家这样做的话，它也会尽量去减少，甚至使。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不考虑这种情况。

②：从理论上说，企业所选择的甚至可以达到负无穷。但考虑到企业所上报的利润是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升迁的重要标准等一系列因素，企业所上报的利润实际上是有一个下界的。但总体而言，它所上报的利润都会小于它的实际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