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财政政策的新导向：刺激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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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大消费需求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路径选择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总需求由三部分构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为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国应该坚持走通过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发展道路。

投资与消费的矛盾，最直接的宏观后果是，GDP中能够用于国民分配的数量长期相对压缩。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扩大内需的政策很多，效果却并不明显。一旦投资形成的供给不能被消费所吸收，产品的积压和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就潜在着大起大落的风险。因此，只有成功地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扩大投资需求和提高投资效率。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直接或间接的拉动作用可以从我国十多年的经济运行得到验证，消费需求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最根本和最稳定的推动力。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经由短缺时代的资源供给约束转变为市场需求约束，决定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变为市场需求规模。从社会再生产来看，投资需求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后需求，消费需求的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下表可以看出，消费需求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即最终消费年新增加领占GDP年新增加额的比重）一般占到55%以上，是三大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中份额最大的部分。它虽然没有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变化那样活跃，但它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的部分，也是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大需求因素对GDP的贡献率(单位：%)

消费

投资

净出口

1991

61.8

35.3

2.9

1992

61.7

37.3

1.1

1993

58.5

43.5

-2.0

1994

57.4

41.3

1.4

1995

57.5

40.8

1.7

1996

58.5

39.3

2.1

1997

58.2

38.0

3.8

1998

58.7

37.4

3.9

1999

60.1

37.1

2.7

2000

61.1

36.4

2.5

2001

59.8

38.0

2.2

2002

58.2

39.2

2.6

2003

55.5

42.3

2.2

2004

53.0

44.2

2.8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二、我国依然面临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

从消费规模看，在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2004年为75440亿元，比1978年的2239亿元扩大33.7倍，但这期间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反而从62.1%下降到53%，成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03年全球平均固定资本形成率约为23%，最终消费率约为77%，中国要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水平低，说明在GDP的分配和使用中消费的扩张力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的扩张力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来自投资，但同时投资又消耗掉了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消费增长在两大需求增长中明显处于滞后状态。

从人均消费水平看，2003年，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为现价4058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只有490美元，比1978年提高了4.4倍，而同期人均GDP提高6倍。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明显慢于人均GDP提高的速度。与国际水平比，目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大概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1／20到1／30左右，我国的人均消费处于偏低水平。在人均消费水平的城乡对比中，城镇提高，农村降低。城乡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1978年为2.68：1，2004年提高到3.29：1，城乡生活差距呈扩大趋势。2004年，农民消费随就业和收入增长有所提高，但基础还不牢固，还未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从消费结构看，2004年，全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品开支占总消费开支的比重）平均为42.45%，其中，城镇为37.7%，农村为47.2%.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对贫富国家生活水平的评价标准，恩格尔系数大于59%为贫困型，50-59%为温饱型，40-50%为小康型，30-40%为富裕型，30%以下为最富裕型。中国目前整体上处于小康型阶段，老百姓的生活开支更多用于生存型消费上，发展型、享乐型和娱乐型的消费所占比例还较小。

总体来看，我国消费需求处于滞后状态，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亟待改善。

三、影响消费需求的财政因素

（一）税收变量。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AD）是由非财政部门的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1）与政府部门支出（G）三部分组成，即AD=C+I+G.其中消费需求C是国民收入Y和税收T的函数，即C=C（Y，T）；投资需求是真实利率的函数，即I=I（R），因此，社会总需求的公式又可以进一步表示为：AD=C（Y，T）+I（R）+G.在这里，假设I和G都不变，只改变税收T，在C是T的减函数的情况下，减少税收可以使非政府部门的消费需求扩大；反之，则缩小。不同的税种对其影响的方式与程度是不尽相同的。（1）个人所得税。增减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水平、从而调节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最直接的手段。提高个人所得税，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削减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效应；反之，则具有扩张消费需求之效应。（2）公司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增税，减少可利用的内部资金，投资的预期收益下降，具有抑制民间投资的效果。而且，公司所得税增税，通过减少股利所得而具有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在公司所得税可以转嫁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实际收入下降，因而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作用；反之，则具有扩张消费需求之效应。（3）消费税。消费税增税，使产品的含税价格上升，导致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民间消费支出减少。消费税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课税负担加重，由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一般较高，故消费税的增加将会降低消费者需求总量；反之，则能较大程度地扩张消费需求。

（二）收入分配政策。

我国的消费增长整体上慢于投资增长，表现为消费需求长期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大的收入差距造成过大的消费差距。

从城乡看，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2.58：1提高到2004年的3.21：1，城乡消费比也从2.68：1提高到3.29：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扩大。在城乡各自内部，收入差距也很明显。1998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的收入相差4.4倍，2003年扩大为8.5倍；农村居民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入2000年相差5.5倍，到2003年扩大为7.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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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看，2000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报酬之比为2.62倍，2003年扩大为3.98倍，2004年进一步扩大为4.25倍。

要扩大全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应当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建立公平消费模式，促进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协调增长。

（三）社会保障政策。

扩大居民消费，不仅需要政策方面的鼓励、刺激和引导，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首先是要建立一个让居民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或后顾之忧较少的制度，这就是社会保障制度。

1992年以后我国的改革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这直接触及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如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退休福利等都面临着解体的危胁，不断地给人们以风险信息，社会福利制度解体和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既强化了居民对收入的低预期，又直接要求规避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及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可能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1978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为5.8%，2004年超过9.0%.在庞大的社会储蓄压力下，即使企业和政府加快投资，也难以改变银行的巨额存贷差。

三、稳健财政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对策

在当前投资持续高增长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优化投资消费结构，刺激消费需求是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要优化投资消费结构，扩大消费，稳健财政政策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尤其要重视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增加城镇居民收入：一是加强对城镇困难群体和低收入者的补助，完善城镇“低保”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适时调整和提高“低保”与“最低工资”的补助标准。二是调整和完善企业分配制度。鼓励企业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增加职工工资性收入，规范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合理控制垄断行业职工收入的过快增长。三是改革和完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分配制度。目前，公务员工资水平在社会不同行业工薪收入中排位中等或偏下，与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及所承扭的职责和工作任务不相适应。通过改革，建立正常的公务员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和工资增长机制，实现公务员工资分配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制度可参考公务员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来进行。

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一方面，要延长农产品加工链条，实现生产产品的“非农化”；另一方面，要加快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行政区划体制的改革步伐，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城镇化，方便和鼓励农村居民外出打工和定居，实现农村居民的“非农化”。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等项制度，取消农业税后，要推进有关配套改革措施，进一步健全县乡财政体制。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水利设施的投入，实行对农民种粮和购买化肥的直补政策。要加强农村商品流通设施和商业网点、水电路以及通讯设施等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民的居住和消费环境，为农村居民扩大消费创造良好条件。

（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加强对个人收入的税收调节。

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大，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对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这种情形对消费极为不利，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有关税制，加强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1.调整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要求个人所得超过一定数额的高收入者，必须依法自行申报。税务机关可以按。熙（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对不申报或申报不实的纳税人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将来条件成熟时，应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2.调整和完善消费税。适当调整征收范围，将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将一些高档消费品、资源消耗品、不利于环保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同时，要优化税率结构水平，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对税率明显偏高的部分应税品目适当降低税率，对需要加大调节力度的适当提高税率。

3.研究设立物业税。目前房地产开发建设环节的税种有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应当合并后统一设立物业税；税负水平依据现行房地产税收和房地产开发建设环节收费负担测算确定。

总之，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缓解社会贫富悬殊矛盾，体现社会公平。

（三）加强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工作，进一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1.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其受益对象应是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公民，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是要构建覆盖城乡贫困人口的全国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到全体社会成员。

2.完善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构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应重视社会救助。一是要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目前，多数城市已基本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许可的范围内，可以进一步完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而农村社会救助目前大多只限于对五保户、特困户的救助和灾害救助。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也应着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探索基金保值增值的办法和途径；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的原则，建立个人账户积累式的养老保险。

3.加大财政对科技、教育事业的支出比重。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严格控制经济建设费支出比重，通过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减少行政事业费支出比重，将压缩出采的经费重点用于科技、教育事业。加大财政对基础教育和研究、义务教育的支出比重，要完善义务教育的免费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学生的资助制度。从国际社会来看，许多国家对学生免费提供基础教育，并对贫困学生的高等教育提供资助，这样有利于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当前我国财政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应该而且有能力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4.尽快构建覆盖全社会成员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稳步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医疗卫生系统，加强管理，提高医疗服务。在农村，可以探索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患病的农村困难群众进行医疗救助。此外，建立重大公共传染疾病的防治保障制度，也是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优化产业结构，协调产业发展，实现产需之间的互动，促进消费。

从产业角度看，国家的强大和富裕需要工业和服务业，而国家的稳定需要农业。因此，未来我国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应当是实施“农业稳固、工业强国、服务富国”的产业协调发展战略。在当前面临消费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尤其要加快发展服务业。

由于服务业本身有很多部门就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需求和供给的增长必然扩大服务部门的就业规模，同时，还会吸收来自其他经济部门中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是充分消费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保障，让原本不能获得收入的人以最有效、最公正的手段获取收益。同时让在职人员减轻工作岗位韵压力，增强未来乐观的信心。双管齐下，启动市场，促进消费，发展生产，增加就业，形成良性的经济发展循环。对此，政府财政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投融资及政府采购等手段，加大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