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的周期性与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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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品（包括服务）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私人消费品，例如食品、服装、现代家电、现代家具等，这种私人消费品具有排他性，当消费主体（包括个人与家庭）购买之后，消费主体就拥有了独有的消费与处置权。第二类是公共消费品，例如公共交通、救火防火、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体育健身、文化教育与休闲娱乐等，这种公共消费品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公众均可按规定（包括收费规定等）享受，其消费权是公众性的。上述两类消费品对于消费主体都是极为重要的。但从满足的程度顺序来看，一般都是先从私人消费品开始，然后再根据私人消费品的满足程度发展公共消费品；私人消费品的发展水平与公共消费品的发展水平是相互促进与相互带动的，共同循环式地提高社会消费水平。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公共消费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政府一直很注重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但是居民消费品的发展基本上还是首先从满足私人消费品开始的。从城市居民消费来看，大致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978年到1985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中心，即解决吃饭与穿衣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自1985年到1996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发展与满足对现代家电与现代家具的需求为特征。由于我国在传统体制下，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例如粮、棉、油、肉、蛋等最基本生活品都是定量限量供给，因而在改革开放后发展私人消费品的上述两个阶段中，市场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需求，甚至不少年份都表现为所谓的消费需求膨胀。这种强劲的私人消费品的市场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我国城市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发展阶段后，应该继续朝着私人住宅、私人小轿车、现代私人通讯设施（即电话、电传、电脑三位一体的信息高速路）的所谓新三件的方向发展，但因为除了对现代通讯设施居民的购买力还能承受之外，对于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居民的购买力还难以承受，所以我国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阶段之后，其需求急骤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口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正常的，因为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的支付价格比较高，居民现在还难以承受，居民在经历了上述两个私人消费品发展阶段之后，需要有一个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然后才能进入新的消费阶段。

在居民私人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其下降必然会导致市场需求不足，从而使生产增长乏力。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保证总需求有效增加，从而使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需求拉动力？从消费方面看，唯一的办法是利用财政政策，加大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弥补私人消费品需求的不足，刺激经济发展，保证经济在缺乏私人消费品需求拉动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增长。财政政策的这种作用是在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通过加大投资而实现的，因而称之为反周期。这种反周期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因为它除了增加公共消费品的投资需求之外，还会增加人们的收入，从而增加人们的私人消费品需求，最终会促进经济的较快发展。

从我国目前的居民消费状况来看，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也确实严重滞后于私人消费品的发展，例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文化教育设施落后，抗灾救灾能力低下，等等。总之，从居民消费发展的规律来看，我们在大规模发展居民私人消费品之后，也应加大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因此，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是与经济发展趋向相吻合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实现了刺激经济与发展经济的内在有机统一。

财政政策的这种反周期作用，往往是通过财政赤字来实现的。因而人们往往担心这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会增加财政赤字，从而从另一个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我国目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因为：第一，我国目前实施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所引发起的赤字，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等方面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赤字负效应的警戒线，是属于正常性赤字。第二，我国的公共消费品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者无偿性享受的，一类是消费者有偿性享受的，而且后者的比重还不小，因此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有一部分最终会收回来，从而会减轻赤字的压力。第三，经济的发展是反周期性的，当经济高涨时，政府财政收入肯定会增加，从而会有能力弥补赤字。也就是说，财政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为刺激经济而引发的赤字，会在经济高涨时期因财政收入增加而得到弥补。第四，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存在，也会为政府利用财政赤字政策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会有利于政府减轻因刺激经济而形成的赤字的压力。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使用，必须讲究科学性，尤其是要注重财政资金在投向公共消费品时的效益性。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财政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非盈利性的投入，因此其效益性往往不是以利润为指标，而是以社会平均投入成本为指标，即投入成本不能高于社会平均投入成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能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消费品投资的效益性。如果投资效益性差，那么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应就比较差。因此，政府不仅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及时选择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保证财政投入资金的高效益使用，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必须制度化与法制化，坚决杜绝一切非政策性使用。

不同类的公共消费品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因此对它们的投资所产生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也是非常不同的。有的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对需求的拉动力度比较大，但效应却来得慢；有的拉动力度不算太大，但却见效快。因此，在利用反周期财政政策时，一定要根据情况，选择好公共消费品的投资方向。也就是说，要确定好公共消费品的投资结构。结构若选择失误，也将弱化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

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投资规模的确定，一定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的需要来确定。因为反周期财政政策在这里是作为宏观经济调节机制而出现的，因而单纯就投资规模谈投资规模，是谈不清的。尤其是在目前不能把政府机构的缩小与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投资规模挂钩，似乎政府机构在缩小，那么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投资规模也就不能太大。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会越来越大，因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作用余地也是很大的，关键是我们必须使用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