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社会诞生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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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话录《斐德若篇》之中的一段插曲涉及文字和言语的关系。苏格拉底向他的对话者斐德若讲述了一个故事：埃及的一个名叫图提的古神发明了文字。他将这一项发明献给埃及的首脑塔穆斯。不料，塔穆斯并未表示赞赏：

……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图提，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能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象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1）

20世纪中期，雅克·德里达从这一段对话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西方思想传统对于书写文字的强烈排斥。柏拉图以来，这种观点不绝如缕：口述的言语源于思想，富有生命，陈述的人始终处在现场，他们可以时时在对话之中修正歧义；相反，文字是一种死气沉沉的书写符号。文字是人为的，仅仅是真实的影像，文字的书写意味了主体的缺席。所以，文字时常因为纷乱的诠释而与真理南辕北辙。这个意义上，书写文字遭到了莫大的蔑视。作为一个叛逆的思想家，德里达向这种思想传统发出了挑战。他的矛头指向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他主张颠倒文字和言语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主张是他解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后来的一批信奉解构主义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书写文字产生的种种歧解无宁说解救了那些遭受压抑意义。

然而，这一段有趣的学术演变并没有否认一个事实：在场的口述言语可能有效地维持某种清晰透明的交流。如果这种交流为了统一认识，为了说明什么，或者为了明白无误地了解对方的想法，那么，现场的对话比文本的往返有利。现场保持了解释、更正、退让和反驳的种种可能性。现场意味了一个共同认可的语境。相对地说，文字的保存时间和传播空间均是口述语言无法比拟的，但是，文字交往无法取得如此一致的语境。

遗憾的是，口述言语的范围相当有限。口述言语依赖空气的振动传播，人们声带所制造的振动十分微弱。通常，人们的对话范围无法超出一个房间；即使纵声吼叫，百步之外已经置若罔闻。如何解决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并且在这种远程投递之中保持即时性和逼真，这是人类的古老愿望。人们可以从神话人物"顺风耳"的身上看到这种愿望的投影。

曾几何时，电子技术终于让人类梦想成真。经过电流或者电波的转换，人类的声音可以在须臾之间遨游千里。这方面的发明甚至导致世界结构的深刻改变。这时，人们可以想到一系列保存人类声音的电子产品：电话，广播，唱片，留声机，录音机，录音磁带，如此等等。

这里，我想从一个神奇的发明开始：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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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记载，电话的发明不无偶然。

1875年的某一日，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他的助手分别在两个房间联合试验一种电报机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助手看管的发报机上一个弹簧突然失灵。然而，发报机上已经磁化的钢条却在电磁铁前继续振动。它产生了波动的电流沿电线传到了邻室，让贝尔听到了声音。这是电话发明的最初启示。电话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对这个器械表示兴趣。尽管这个会说话的机器在展览会上让巴西国王吃了一惊，但是，人们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玩具。当时，人们还无法意识到这个器械可能如此深刻地介入世界的组织方式，也无法意识到经营这个器械的公司会变成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机构之一。一篇题为《另类眼光看世界》的文章曾经用风趣又不无夸张的语言地描述了电话诞生之初的尴尬：

尽管要求得到发明专利的有600多人，但最后还是苏格兰物理学家贝尔（1847－1922）被承认是电话之父。

他的第一部电话诞生于1876年，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没有可以打电话的对象，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打电话。……据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档案记载，作为收到明确的电话信号表示的Hello（喂！）是大发明家爱迪生（1847－1931）在1877年首先说出的。（2）

当然，人们对于电话的冷漠并没有维持多久。经营电报网络――可以将电报视为文字远程交往的象征――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迅速地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西部电报联合公司开始对电话的专利权大加讥讽，随后又试图扼杀或者夺取这一项新技术。《垄断》一书的作者约瑟夫·C·古尔登写道：

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禁止贝尔使用它的沿铁路和公路架设电缆的专利。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在遍及全国的每一个主要饭店、火车站和报社安装了收发报机，但条件是不得安装电话。在费城，贝尔公司的一个经理被禁止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架设电话线；他的工人们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控告下屡遭监禁。由于这个电报公司在华盛顿的政治影响，贝尔公司的电话无法进入联邦政府的办公室。（3）

尽管如此，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还是败下阵来。相对于莫尔斯电码传送的文字，电话里面的真实声音――例如语音或者语调――表达了更多的涵义。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利用声音和气息恢复某种真实的交流环境。人们已经发现，电话之中声音的碰撞迅速地撤消了通话者之间的距离，即使通话者之间横亘了千山万水。这是一种奇特的魅力。声音可能组成一个自己的世界。现今，这甚至已经引起计算机网络商人的重大兴趣。他们正在考虑为人们在因特网上做的所有事情配上声音："人们会把因特网当作通话的媒介，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通过敲击键盘来相互传递信息。"（4）这是电话背后的设想向计算机网络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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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话将整个世界串联起来，电话簿的出现功不可没。电话簿是对于世界进行重新编码。无论是总统办公室、海关检查站、商务中心还是普通私人住宅，一切都被某些数码重新命名。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还是无法找到这个人，只有记住一串数码才能捕获他。这样，一个由电话机和电话簿奇妙地编织起来的联系网络已经大功告成。电话号码如同另一种门牌，按图索骥具有了崭新的形式。只要付出一定的费用，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联系网络。电话让人感到，这个数码命名的世界凝缩为声音的形态环绕于周围。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进入这个声音世界。电话的话筒上端有个接收器，下端有个送话器；在如此短小的距离之内，在一只手中，一个交流的回环已经完成。在电话簿的协助之下，电话在众多未曾谋面的人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空间。尽管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部电话机和一根电话线，但是，通话的双方都能用耳朵察觉到这个空间的存在。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隔天涯，电话所建立的空间制造了一个现场的语境。某种新的社会神经诞生了。声音变成了电流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们可以想象：迄今为止，多少事关重大的指令是由电话发送的？

有趣的是，电话簿上抽象的数码某种程度地废弃了一些形象包含的不平等。电话簿上，许多门户森严的机构撤走了重重岗哨；如同普通私宅一样，它们无非是几个数码而己。或许可以说，电话簿的编码至少显示了一个意义：声音远比身体――那个发出声音的总部――享有更多的民主。的确，电话的发明与社会民主有关。衙门深似海，多数小人物无缘登堂入室；电话的设置至少是另一个渠道：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声音打入这些禁地。当然，如同双刃之剑，电话开创的交往空间之中，争夺和冲突立即接踵而来；窃听、秘密录音、色情电话、广告电话、索费昂贵的声讯电话、绑架者利用电话进行威胁、形形色色的电话骚扰以及络绎不绝的热线电话与投诉电话均是这些争夺和冲突的表征。无论是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更多的民主还是新一轮的争夺和冲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电话，现今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证明，电话正在愈来愈多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电话铃声也比经往更富于人情味了。新型的电话机上，尖锐刺耳的铃声已经为一种轻快优雅的鸣响所替代。事实上，即使电话机无声无息的时候也充满了意义。电话机凝然不动，但它却聚集了许多隐性的机会。电话机似乎随时有可能警觉地响起来，及时地送来外界的信息。于是，人们仿佛在这个器械里贮下了许多内容不明但又十分殷切的期望，这个器械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安慰。人们无形地觉得，电话里的事情更急迫，更有意思，更吸引人。因此，电话是一个受欢迎的使者。未经预约的访问者时常被视为意外的干扰，但是，电话却享有更多的特权。多数人习惯于闻声就接。这纵容了声音的探险。打一个电话试探不会暴露自己的形象。这无形地发展了一种不必谋面的交往。许多当面难于启齿的言辞――包括许多恶意的中伤、詈骂、谣言――利用电话得到了传播。同时，这种传播是秘密的，听众只有一个人。电话的内容如同信件一样是一种隐私。如果说信件保存了寄信人的蛛丝马迹，那么，电话是匿名的。人们无法及时地了解电话里的声音来自何方。利用一个神秘的电话制造恐怖气氛，这已经是现代电影的常用伎俩。这一切无不表明，电话为孤独者打开了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所以，现代封闭式的寓所里，电话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配件。只要拿起电话筒，听到拨号音，这就意味了个人已经同外界接通了联系。按下一串数码，话筒里就可能出现真实的人声。即使听到的仅仅是忙音，这也是表明他人与你同在的迹象。电话所建立的空间之中，通话者仿佛在直接面谈。可以观察到，许多人通话时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几乎与现场无异：恭敬，爱慕，威严，畏惧，愤怒，这些情绪常常转移到他们面前的电话机之上。电话机与通话者遭受相同的待遇。电话的历史不过百余年，然而，它已经如此密切地嵌入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系列丰富而微妙的涵义――这种密切的程度甚至让人意外。

的确，电话背后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生活观念。可是，这一切无宁说是电话网络扩张的副产品，而不是扩张的原因。这个不无偶然的发明如何深入地钉在近现代历史之中？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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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纳入商品范畴，或者说，声音的远程投递技术如何进入资本社会的结构之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零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电话必须有偿使用。如果电话网络畅通无阻地遍布世界，那么，一个经济学的基本规则必须得到尊重：电话使用的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必须超过电话的成本。电话机不是一个工艺装饰品。电话创造了什么，或者，电话节约了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电话普及与否的前提。谁、哪些观念或者哪些利益支持了数以亿计的电话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很长的时间里，权力运行的保障已经包含了利益的观念。权力即是利益的创造或者利益的保证。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权力机构――尤其是特权机构――首先占有了这项发明。及时的通讯手段对于权力机构至为重要。这是声音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电话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让国家的声音传播到远离首都的地方，这是首要的动机。电话制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政治管理无论如何必须首先占领这个空间。这个意义上，电话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配件。各级官员或者各种要员桌上通常陈设了多部电话，某些高级官员还拥有保密的红线电话。两个国家元首的热线电话可能导致或者阻止一场世界大战，这都不是危言耸听。另一方面，军事领域对于电话的重视可想而知。先进的通讯手段是军事行动的保证。人们至今还可以在电影之中看到这种镜头：军事指挥部里的军官发狂地将旧式的手摇电话机转得呼呼地响，他们的大喊大叫和摔打电话都是战斗气氛的组成部分。

然而，如果一项发明试图征服巨大的市场，那么，它不得不打入日常生活。人们对于免费的交谈或者聊天已经习以为常，哪些观念说服人们愿意为电话之中的闲言碎语付帐？1940年，国际电话不足40亿分钟；1995年，国际电话己增至600亿分钟，什么是15％的年均增长率背后的动力？根据统计资料，1990年全球的电话服务与国际电话收入为371900百万美元，1996年已经达到541000百万美元――哪些观念成为如此巨额利润的催生婆？

描述信息社会的初始阶段时，托夫勒将电话解释为商业经营的必要工具；换言之，电话的费用可以从商业利润之中扣除。事实上，电话的出现使商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电话似乎改变了商业经营的全部面貌。它使得商业经营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地理区域。总经理们现在能够直接与远离总部的地区分部经理或推销员通话，详细了解经营现状。声音传播通过语音语调变化，能传输更多的信息，远胜于莫尔斯电码的那种冷冰冰的嘀嘀哒哒声。

电话使得大公司更加庞大，使得集中化了的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交换台和接线员大量涌现。秘书们听到电话谈话，并学会保持沉默。她们学会筛选电话，并因此部分地控制了通向权力的途径。

开始时，电话还助长了秘密交易。大量的交易得以进行而不致留下可作为罪证的字据文件（后来出现了线路窃听和安装窃听器技术，从而使得那种在保护商业秘密与想窃取这些秘密的人之间的永无休止的争斗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这一先进通信系统所带来的间接利益甚至更大。电话促进了工业化经济的一体化。在市场上，资本的运转更为畅通，商务活动更为便利。交易可迅速达成，确证文件可随后再办。（5）

托夫勒认为，电话加速了商业活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甚至影响了国际之间的势力平衡关系。1956年，美国拥有全世界电话机总量的一半，现今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三分之一。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说来，电话与商业之间的联系并非那么密切。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始终将电话视为权力的象征。这甚至体现于官员们接电话的用语上。接听电话时，许多官员不是招呼："喂"，更不会使用礼貌用语"你好"，他们往往居高临下地问："哪里？"移动电话成为某种官衔的配件之后，许多人有意地在大庭广众的场合炫耀性地使用――这种作风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厌恶。然而，电话业务的市场扩张突破了中国的防线之后，权力的象征所支持的消费规模已经远远无法维持市场的规模。如何提出新的观念诱惑更多的用户加入电话消费，如何利用时髦的理论话语包装电话消费，这是电话公司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说，权力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移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显著事件，那么，电话消费的观念必须投合这种历史环境提供的文化模式。分析有关电话的广告，人们可以发现多种观念的有趣混合。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这些混合之中辩析出电话消费的阶段性演变轨迹：权力象征――商业的成功――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电话销售的广告大规模地出现在中国与移动电话的兴盛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的有线电话并未积极利用广告进行促销。然而，人们可以从另一方面观察到，大量的公司和商务机构的广告均与有线电话有关。这些广告不约而同地以公司领导人――例如总经理――正在打电话的画面作为宣传。除了豪华办公桌、真皮沙发和打领带的公司领导人之外，电话几乎是画面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显而易见，电话代表的是信息。如此大量构思相同的广告表明，信息社会的描述已经让商人认可了一个强大的观念：信息是商务成功的保证。商务活动时常被定位为电话消费的最大资源。九十年代历史环境的导演之下，电话市场的开拓精心地纳入了信息社会的种种理论。这是电话拥有的象征价值：消费者时常为从属于这种信息社会而自豪。目前，这种观念正在顽强地向偏僻的乡村渗透。我曾经在湖北乡村看到，电话公司用石灰水在农家干打垒的黄土墙上刷出大幅口号：要致富，电话通。这无非是以粗陋的形式重新演绎信息与富裕之间的联系罢了。

然而，电话市场――尤其是移动电话市场――的资源耗竭之后，新的竞争意味了消费观念的又一轮开发。这时，人们可以在许多移动电话的广告之中发现，尽管"工作效率"、"掌握商机"、"全资讯的商务时代"这些字眼还是频繁出现的主题词，但是，一个新的主题音量越来越大：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诺基亚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之下设计了新的广告词："生活充满激情。"这个广告词的解释是："一展独特风采，尽现卓尔不群，我们知道您追求与众不同，富于创意的生活，因此我们特为您量身定做了这款全新诺基亚8210，使您的多彩生活更现激情。"显然，所谓的个性化生活方式包含了众多方面。这时，亲情的沟通终于提到了电话消费的议程之上。《南方周末》划出了半个版面为IP电话刊登了一条温情脉脉的广告：

以前总觉得妈妈很唠叨，现在出了国却觉得身边少了什么，我才体会到唠叨是妈妈的一种爱。有时，我也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说我的生活，听听她的唠叨。妈妈总是不放心，说我不懂得照顾自己。她总想和我说说话。要是家里的电话能打国际长途就好了。前几天我在订了张IP电话卡，通过网上付帐，那边就有人把卡送到了妈妈的手中。现在妈妈可以经常和我联系了。（6）

有趣的是，多数移动电话广告总是选择英俊漂亮的青年男女充当通话的主人公。这是"生活充满激情"的无言注解。这时，电话的私密性再度被暧昧地表现出来，移动电话的消费突然具有了特殊的浪漫风格。许多电视连续剧之中，移动电话是爱情的必要道具。这是电话消费观念的一个突破。台湾的移动电话公司的"轻松打"广告机智地将移动电话定位在"聪明、有趣、便宜"之上；移动电话的潜台词是"年轻、时髦、无拘无束的社交、稳操胜算的爱情"，拥有移动电话至少表明自己跟得上时代。（7）从权力机构的指令、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爱情游戏到琐碎的家长里短，电话一再纡尊降贵，终于走到了尽头。这时，移动电话机的装饰功能得到了强调。摩托罗拉V2088的许诺是"绝对个性"："可更换不同的面版"；"红、绿、橙三色显示背景灯"；"极具个性的的铃声选择"，如此等等。这时，移动电话成为个人形象的一部分。三菱的"小菲"移动电话的口号已经变成了"我行我酷"。广告画面是一男一女：女的一身缟素，面无笑容，手执一部白色移动电话疾行而去；男的一袭黑衣，神情专注，盯住手中黑色移动电话里显示的号码。这一帧画面的配上的文辞是："更靓更酷的她在哪里？在这里！她纤巧轻盈的身材，冷艳倍酷的肤色，随身佩带，尽显你酷。"如同人们屡屡看到的那样，消费观念的不断创新终于走到了喧宾夺主的边缘：这时人们离声音的主题已经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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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电话所制造的声音传播仅仅往返于个人之间，那么，广播电台建立了更大的声音社会。换言之，个人与个人的声音交往扩大为个人与公众或者公众与公众的声音交往。形象地说，这种交往从密室到了广场。广播电台的技术内容不仅是声音的远程投递，它还包含了声音的放大和声音的复制。广播不是私语，它是号召。无论是某种集体的组织还是社会的控制，广播电台是声音社会之中一个高耸的核心。某一个时期，人们的四周悬挂了许多的高音喇叭，权力的声音不可抗拒。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提到了声音制造的恐怖。麦克卢汉提示人们考虑广播电台与法西斯兴起之间的关系。（8）

迄今为止，无线电广播基本上代替了有线广播。根据尼古拉斯·A·夏普对于无线电广播史的考察，它的开拓期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的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等人那里。1895年，意大利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的无线电发报机在英国申请到了专利。无线电迅速在军事和航海联络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无线电台独立出来。不过，当时的许多公司均认为广播电台播放种种节目只是有助于卖出更多的收音机和无线电部件。（9）尽管广播电台的角色始终是赢取利润的经济单位，但是，它的政治功能日益显现。有趣的是，人们可以从广播电台背后察觉首领的原型。古代的部落社会之中，首领的威望很大程度地利用高亢的声音予以表现。声音是他们召集部下的重要手段。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是古代政治之中的一个经典性场面。迄今人们还可以发现，宏大的嗓门――如果有一个半导体的喇叭更理想――可以在混乱的广场产生意想不到的权威。这是声音的权威。事实上，广播电台将这种模式扩张到了全世界。麦克卢汉表述得十分精彩："广播的潜意识深处，充满了部落号角和古老鼓乐的共鸣回荡……这个媒介有力量把心灵和社会转换成一个共鸣箱。"（10）

广播电台――尤其是无线电广播――的复盖范围是无可比拟的。从国家元首的政治演说、战争动员令、党派之间的竞选辩论到股票行情、流行歌曲、商品广告，形形色色的信息利用广播电台的声音发射技术编织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网络。广播电台的声音无远弗届。它可以让国家的声音响彻私人卧室，或者将刚刚发生的新闻送入疾速移动的轿车；风云突变的之前，广播电台的气象预报跨越了辽阔的海域抵达远洋渔轮。总之，广播电台出其不意地取消了声音社会之中的物理距离。空间或者地域已经不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原则。通常，广播电台的听众根据自己的嗜好和时间表形成了种种没有注册和未曾谋面的松散团体。某些时候，特定发射频率的广播电台是另一种组织形式。例如，飞行员、出租车司机、特种部队或者警务人员往往拥有自己的小型广播电台。当然，广播电台的声音不会像人的嗓门那样遭受现场气氛的束缚。广播电台不会害羞，不惧危险，没有生理限度。恐吓、威胁和厌恶都不会让它噤口。换言之，广播电台对于声音社会的组织包含了机器的性格。这时常会演变为声音的暴力。

的确，广播电台的强大功率已经转换为强大的声望。人们对于广播电台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于某个人真实声音的信任。广播电台是真理之声，个人无非是一孔之见。虽然广播电台的声音没有形象，但是，某些声音具有性格特征。这些富有特质的声音形成了听觉的偶象。根据这些声音特质，许多人时常栩栩如生地想象播音者的肖像风貌。这样，一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成为不露面的公众人物。经过广播电台的播放，他们的能言善辩征服了世界上许多遥远的角落。声音的放大和复制造就了他们的领袖身份，电子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指点江山的讲坛。

如何占据声音社会的制高点？这是政治家念兹在兹的问题。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危机爆发，广播电台均是争夺的要津。人们时常可以听到种种声音的搏斗。更大的发射功率，在某一频道播放干扰声，建立和取缔地下广播电台，这些均是电子技术制造的搏斗手段。有理不在声高的古训已经被嘹亮的喇叭击垮了。

显而易见，政治家的首要困扰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形式轻而易举地废弃了传统的国界。海关和军队阻止不了电波的全方位入侵。众多依附于国界的法规和限制对于声音社会无济于事。如果无法掐断声源，异端的声音无所不在。这是电子技术对于传统政治的严重挑战。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国家的新闻机构失去了信誉之后，商店里的短波收音机立即销售一空。声音社会为人们打开了一条出走的通道。禁锢失效了。声音社会里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无不得到重新定义。国家、政治体制、行政区域、地域文化、寓所的围墙――这些传统的空间划分标准不断地淡隐。声音社会之中，电子技术与新型的意识形态生产之间显示了最为深刻的联系。6

声音的复制产生了奇特的后果。复制的声音具有三个前所未有的特征：脱离了声源――特别是脱离了发声的人体――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时间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空间而存在。总之，声音如同一个独立的物质，并且拥有了唱片、录音带这样的固定载体。复制的声音具有两种主要用途：一，保存声音的记录和档案；二，有助于声音的作品大规模地成为消费的商品。

口说无凭，这是人们由来己久的苦恼。声音迅速地消逝在空气之中，无法成为人们握在手里的证据。谣言的流布，诺言的失信，誓言的改悔，这一切均与声音的无法保存有关。人们的想象之中，口头语言是轻佻的，无足轻重；只有书写字据不可移易。为了防止书写字据的伪造，叙述者通常签名或者按上手印作为担保。手书或者手印是身体的象征，这证明了字据的内容出自某一个真实身体的思想。然而，录音技术的问世勾消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录制的声音完整地保存了一个人的口吻和语调，这是不可抵赖的。无论是飞机上的黑匣子、录音电话还是特殊机构安放的窃听器，声音的现场得到了再现。无论如何，证据学因为录音技术而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除了充任证据，还有哪些声音具有保存价值？所有的人都会立即想到了音乐。录音对于音乐的贡献是难于估量的。如果说，传统的音乐会是音乐家与听众此时此地的遇合；那么，声音的复制打破了演奏的唯一。唱片与录音带把音乐从"此时此地"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顷刻之间，音乐星星点点地布满了全球的市场。声音的复制与音乐市场的关系大约是从留声机、唱片的发明开始的：

"我一生从没有这样吃惊过，"这是托马斯·阿尔文·爱迪生对自己匆匆设计出来重复说过的话的机器的初次发声所作的反应。那第一句话即是爱迪生自己说的"玛丽有只小羊羔"。第一架留声机的杰出表演在1876年无疑使人大为惊奇，即使是对发明者本人。然而更多的惊奇，还是在留声机之后一百多年中的成绩。留声机历经专利之争、劳资纠纷、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以及打破垄断、发行体系崩溃和电影、广播、电视的出现，还伴随着各类音乐口味、风格和超级明星的沉浮。多少次唱片业的销售面临下跌，甚至多少次留声机似乎濒临绝境，但一个世纪来的总趋势是产品、听众和利润的持续增长。（11）

唱片和录音带令音乐作品日益廉价。音乐不再神秘，不再是演奏家或者指挥家某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与现场气氛独一无二的化合。唱片或者录音带里的音乐可能尽善尽美；但它们不是一气呵成的，它们是录音棚里反复录制和反复修饰的产物。换言之，唱片和录音带里的音乐并非不可重复的生命冲动。这些机器合成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可以由机器的予以复制。于是，那些曼妙无比的乐曲源源地从生产线上涌出；唱片和录音带如同普通商品一样搁在货架上，遍布街头的小店即可购到。音乐厅、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听众共同组成的音乐会压缩在一张唱片或者一盒录音带之中。人们可以携带这些音乐会旅行或者返回寓所。声音的复制让音乐与各种景象的结合产生了广泛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用莫扎特的乐曲为一则广告配音，或者让贝多芬的作品回响在送葬的队列之中。如果说，音乐会往往是贵族们相聚的所在，那么，唱片和录音带不仅将音乐带入大众，并且迅速地在音乐与大众之间建立了新的市场形式。显然，新的市场形式开始组织自己的音乐生产。由于唱片、录音带和市场共同形成的传播体系，众多通俗歌曲的演唱明星才有可能成为万众追逐的偶象。人们可以说，声音复制技术产生的意义深刻地进入了文化和经济范畴。7

如同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电子技术和机器又一次击败了人。音乐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广播电台和录音机播放，于是，他们失业的日子来临了。的确，音乐家不得不利用种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到1925年，美国作曲家、词作家、出版商协会要求无线电节目应付报酬"；1942年，"全美音乐家协会（AFM）以灌制音乐唱片使职业音乐家失业、或至少是严重减少了对演员实况表演的需求为由，投票抵制唱片业"；（12）尽管如此，音乐家已经在市场所制造的竞争关系之间成为理所当然的失败者。20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摇滚音乐之中，电子技术和机器成为音乐发展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大卫·R·沙姆韦发现："除了更加物美价廉的唱片，电视和电影也参与了摇滚的传播，其规模远远超过菲茨杰拉德时代的爵士乐。1955年至1986年间拍摄的摇滚电影达四百多部。"（13）

这不仅意味了利润的重新分配。事实上，人们必须意识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电子技术和机器会不会彻底地代替了人？音乐――广义地说艺术――会不会仅仅是机器操纵之下的乐谱合成而不再是回响在生命内部声音？工业社会已经开始用机器彻底地改造美学了吗？这方面，机器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有一则报道说，模拟帕瓦罗蒂的机器人已经在美国出现：

……在柔和的灯光下，一个像帕瓦罗蒂一样臃肿的机器人，穿着帕瓦罗蒂常穿的黑白相间的礼服，腆着肚子走上台来，并向场内听众挥舞着帕瓦罗蒂惯用的白色手绢。当机器人走到舞台中央，微微扬起硕大的头颅，并把嘴唇撮成O型时，高亢有力，灿烂华美的歌声立即溢满了整个大厅。这个机器人的歌声和帕瓦罗蒂简直一模一样，音域达到两个八度以上，所有的声音都透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晶莹明丽的光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音C，也顺畅地穿透了人们的心房。音乐鉴赏家们一致认为，机器人的歌声无疑正是享誉全球的高音之王本人的的本色，而且几乎无可挑剔！

……

这个机器人的研制者说，在制造这个机器人之前，他们得到了帕瓦罗蒂演唱时胸腔、颅腔和腹腔内空气振动的波长、压力及空气流量等数据，然后用电脑系统进行仿真模拟。（14）

机器的声音复制掀开了生命所制造的神秘，这是别一种意义上的"脱魅"。现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据予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命奇迹的赞叹将为另一种机器拜物教所替代。广播电台取消了演奏的"此地性"，人们不必进入音乐会现场参与某种"共同感"。音乐不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变为人与物的关系。阿多诺的音乐评论曾经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异议。这与其说是另一种"在场形而上学"作祟，不如说是对机器充当"在场"的主人公表示深刻的忧虑。阿多诺抱怨说，广播电台播放的交响乐摧毁了交响乐的"空间"；音乐会上，这种空间环绕每一个听众，并且让他们回到连续的时间之中――阿多诺认为这是贝多芬式伟大交响乐的特性。阿多诺批评的是一种"原子化了的收听趋势"。这时，交响曲堕落为孤零零旋律的一系列实体化了的片断，根本不具任何否定和共鸣。因此，阿多诺对于电子技术的进步保持了冷淡。在他看来，广播电台的音乐是一种标准化的东西，而"技术的标准化导致集权管理。"标准化产生的是以"假个性"为特征的流行音乐。一旦某些程式得到成功，文化工业就会反复地生产，制造欲望的虚幻满足。这最终使音乐变为社会的粘合剂。（15）

当然，即使在当时就有人觉得，阿多诺低估了机器具有的革命性内涵。现今，最为著名的先锋音乐家崔健对于计算机的热衷表明了问题的另一面。崔健不仅从计算机互联网之中发现了自由、平等和坦诚的作风，同时，计算机还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作曲方式。从《数字崔健》这篇报道之中，人们可以看到计算机与音乐的交织：

崔健第一次接触电子音乐，第一次接触Loop（用计算机实现一个旋律采样的循环使用，现场音乐做不出来）也不太喜欢，但是，当他对计算机有了一段时间的认识之后，崔健的作曲方法完全改变了，"现在的电脑音乐和初期的用电脑模仿乐器有了本质的区别，我经历过初期的阶段，只要用电脑来做记录用，和旋律无关，现在的电脑软件不是你想出什么旋律，它给你记录下来，而是它给你出一大堆旋律，你从中间挑一个。""它有一种新的力度，最直接，不需要时间，不需要练习，能表达出音乐人最想表达的内容。"

即便崔健为电子音乐很着迷，抱着吉它写了几十年歌的崔健不会忘记电脑的局限性，"机器没有即兴的东西，没有感情的韵律，它有机器的韵律，机器的动力，但它不能稍微快一点，稍微慢一点。无论是人模仿机器，还是机器模仿人，还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这是人的，这是机器的。"……

……

"是电子音乐给了我现代意识，要求我必须介入，没办法逃跑。电子音乐的节奏以及节奏的力度不像脑海中的，不是抽象中，它可以直接听到，直接节奏给人带来直接的情感，这种情感也不是抽象的。"（16）

声音的复制导致的是听觉的退化还是进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机器已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五官感觉；机器打开了人们的某些感官经验，同时又封闭了人们的另一些感官经验。机器为音乐提供了远为广泛的可能；同时，机器又限制了这些可能。无论人们乐意与否，机器已经强有力地介入人们置身的现实。机器对于人类的意义深刻地植根于资本和市场的历史之中。人们可以说，某种技术的发明或许与某一个天才的发明家有关；然而，这种技术的繁盛必须得到历史逻辑的支持。时至今日，电子技术对于声音的传送、放大和复制还在持续，并且精益求精。事实上，无论是描述人类的牢笼还是谈论人类的解放，电子技术和机器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前提。

注释：

（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69页

（2）《另类眼光看世界》，《参考消息》，2000年2月11日第7版

（3）转自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21页

（4）参见《人类步入网上的语音通信时代》，《参考消息》，2000年2月10日

（5）阿尔温·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121至122页

（6）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2月18日第17版

（7）参见《台港文学选刊》2000年4期《当下论语－手机恋曲》

（8）参见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83页

（9）参见《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125至126页，

（10）同（8），438页

（11）同（9），266页

（12）同（9），127页、272页

（13）大卫·R·沙姆韦《摇滚：一种文化活动》，《摇滚与文化》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见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

（15）参见马丁·杰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19至222页

（16）1999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19版，《数字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