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排斥探究法定数字货币
时间:2022-04-03 09: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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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货币的发行机制方面,而对货币产生的影响则只注重货币传导机制及法律体系建设等,对于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后可能产生的社会现象关注较少。法定数字货币作为新兴的金融产品,可以将其特征同私人数字货币、基础货币、电子货币等进行比较,再通过梳理金融排斥理论,从自我排斥、金融需求与货币框架三个角度分析法定数字货币的金融排斥现象,并由此提出建议。
关键词:法定数字货币金融排斥金融产品
一、引言
法定数字货币是一种可能代替实物货币的法定货币,它的出现对货币支付体系造成了巨大影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机构都对相关的技术与运行框架充满了研究热情。法定数字货币将会引发货币发行流通机制及回收机制的变革,并且会扩展到金融领域的各方面。有学者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是对现行货币体系的创新,是一种密码学技术与货币结合的金融创新。而一种新的金融产品进入社会,可能会对不同地区的人群形成金融排斥,进而引起社会排斥,最终阻碍一国经济的发展。将法定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产品,探讨其可能引起的金融排斥现象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对法定数字货币体系的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的金融排斥现象研究
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中国的金融排斥现象有深入的研究。王修华等人(2009)通过六维度分析法对中部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展开研究,发现地区的经济水平与金融排斥呈现负相关,认为金融排斥将加剧城乡二元化,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邓旭峰和邱俊杰(2013)则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从供需的角度对农村的金融排斥问题进行分析,在Kempson等人(1999,2000)提出的六维度评价标准上引入农村需求抑制,并将七个因素分为了提供金融服务的供给端与金融服务的需求端分别进行讨论,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金融知识的传播等角度探寻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的解决之道。董晓林和徐虹(2012)从定量的角度对农村的金融排斥问题进行研究,她们摈弃了OLS均值回归方法而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分别从不同县域的人口状况、经济情况、金融基础设施和政府管控度等方面选取指标,研究不同因素对其影响程度,发现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于县域的金融排斥具有不同的影响力,金融排斥对于偏远贫困地区的作用力更大,并且两者具有协同效应,仅仅通过简单的政府干预无法有效减缓农村的金融排斥现象。张国俊等人(2014)通过构造金融排斥的综合评价指标,结合分层聚类法,发现中国排斥度大体稳定,但各地区普遍较高且差异较大。分析发现金融排斥与政府行为、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因素有关,对于如何减缓金融排斥提出了加快城市化、加强政府干预、推进微观金融建设的建议。高沛星和王修华(2011)发现中国东西部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市场化引起的。随后他们通过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对该种差异的形成进行分析,观察到收入与金融效率越高则农村金融排斥越小,农业化水平对金融排斥有促进作用,由于农村就业方式不同于城市,农村的就业状况越好金融排斥反而越严重。他们认为应在经济发展与政府管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的特征采取适宜的方式缓解当地的金融排斥。为研究金融发达地区的问题,朱超和宁恩祺(2017)使用空间计量法对北京老年人口的金融排斥进行分析,发现年龄是影响老年人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为了缓解由于年龄上升造成的金融排斥,可以采取提高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提升金融知识储备,健全医疗服务机制等手段,并且要考虑老年人的风险厌恶程度。基于上述的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引起金融排斥的许多因素对于分析法定数字货币的社会影响也有重大意义,比如从年龄的角度分析,不同年龄段的群众对于新型货币的接受程度不同;从金融基础设施的角度观察,不同地区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相关设备是否能够支持货币的运行;从文化教育的角度出发,探讨不同人群的金融知识是否足以支持他们了解法定数字货币,消除他们使用新型货币的恐惧。本文将结合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对法定数字货币是否会引起社会排斥进行研究,从而更好地促进货币在社会中的流通,为法定数字货币体系的建设提供建议。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特征
本文对有关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及运行机制的研究文献进行归总,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将法定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电子货币和央行发行的实物货币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以下几个特征是法定数字货币区别于其他货币的关键之处。第一,法定数字货币由中央银行发行,它不同于电子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若将央行发行的传统货币作为参照对象,私人数字货币创造性地实现了货币去中心化。但这所带来的货币匿名性和跨区域流通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犯罪路径,给国家的社会安全与金融稳定造成了干扰。所以去中心化问题的解决将是法定数字货币顺利发行流通的关键。电子货币的创新在于提高了货币结算的效率,对货币体系的冲击相对较少。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既要实现交易速度的提升,又要规避金融风险,那就必须建立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运行机制。作为央行发行的货币,法定数字货币应该具备相应的货币职能。作为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需要拥有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两种货币职能,而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需求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指导下,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职能也是必须考虑的货币手段,而私人数字货币由于数量受限,价值不稳很难满足法定货币的要求。因此,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时必须考虑如何稳定货币价值,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相应货币职能。第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机制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机制,国内外的观点一般分为一元货币体系与二元货币体系两种。若央行采用直接对接社会公众的一元货币体系方案,将会使区块链等加密技术所带来的去中心化的作用得到最大化的释放,这对银行的业务影响巨大,甚至可能衍生为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基于当前中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目标考虑,央行更适宜采用二元货币体系,这与传统的货币发行流通机制相近,通过设置数字货币的发行库和业务库完成法定数字货币的流通,从而减缓新的货币支付体系对社会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冲击。但这也必将造成法定数字货币并非完全的去中心化,作为节点的商业银行仍然是货币发行流通环节中的重要一环。第三,法定数字货币利用密码学技术实现货币安全高效的运行。同私人数字货币相比,法定数字货币加强了对于安全性的考虑。私人数字货币在降低违约风险的同时运用了密码算法等手段提高用户使用货币的账户安全性,但正是由于完全的去中心化和完全的匿名性,用户的货币私钥被盗风险与资产的持有风险相互挂钩,2017年发生的大规模比特币劫持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而法定数字货币具有可追踪的特性,并且是基于“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原则进行货币流通,同时,法定数字货币还通过认证中心对用户的隐私信息进行保护管理,通过登记中心完成身份验证,通过大数据分析中心监控犯罪行为。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法定数字货币不仅吸纳了私人数字货币降低信用风险与违约风险的优点,还降低了金融犯罪发生的概率,对于中国当前的金融环境稳定与改革的有序进行具有重要意义。从效率角度分析,电子货币的出现加快了商业交易活动的效率,但是无论是交易速度还是交易成本相较数字货币都稍逊一筹,以跨区域交易为例,数字货币所采用的去中心化模式可以在一天之内实现跨区域交易,并将费用率控制在1%以下。第四,法定数字货币将实现与实物货币共同流通、相互兑换的功能,社会公众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持有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对现行货币体系的替代效应是有关新型货币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它对实物货币的替代问题实质上是对是否实现无现金社会的探讨,一旦实物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国家就会自动进入无现金社会的状态。随着银行卡的普及与移动支付的兴起,对于无现金社会的讨论更趋频繁,特别是加拿大等国停止使用大额面值的钞票,并对大额现金支付进行限制,更是促进了针对去现金化的讨论。一方面,有相关学者对此持支持态度,他们认为从打击犯罪的角度分析,去现金化有利于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减少金融犯罪行为,对经济具有促进作用;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角度分析,现金的制造、流通、回收均需要一定的成本,这是对资源的浪费,并且其中还包含了一定的风险因素;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分析,去现金化将减少流通中的现金,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该效果在负利率政策时期更为显著;除此之外,去现金化有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这对普惠金融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有许多文献都表示基于中国地缘辽阔、人口众多的基本特征,去现金化并不是一个好的提议,他们认为现金的使用体现了对公民隐私权利的保护,不应剥夺,犯罪活动的真正源头并非是现金而是其他因素,特别是对于弱势人群的生存而言,现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金融市场的观点,他们也给予了反击,认为虽然现金的消失会减少脱离银行体系的货币量,但是从货币的范围而言,无论是电子货币还是数字货币都很难界定其内涵,这反而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从而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正是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量,央行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应采取与实物货币共同流通的方式进行过渡,以寻找真正适合中国基本经济情况的货币体系。
四、关于法定数字货币金融排斥现象的分析
本文基于以上分析,从自我排斥、金融需求与法定数字货币框架等角度探究法定数字货币的社会现象。通过法定数字货币所具备的密码学等技术与部分去中心化的特性进行理论分析,最大限度地了解金融排斥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最终为法定数字货币进入社会流通提供参考建议。(一)基于自我排斥的视角分析。从金融服务与金融产品的需求端进行分析,法定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产品,社会公众是否真正的接纳,并在日常生活中流通使用,将对货币的流通产生极大的影响。社会公众对于金融服务的认知程度与金融排斥呈现负相关,社会公众对该服务的了解程度越深,相关金融产品与措施的实施将会越顺畅。由此可知,社会各类人群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认知程度的高低,将会影响货币当局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但从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来看,社会公众对于各类新的金融知识了解程度相对有限。根据国人互联网金融消费维权意识情况调查显示,社会公众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了解比较有限,有30%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并不了解或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而真正自信对该行业较为了解的人群占比不到30%。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人群对于新兴金融产品的了解也存在差异,由于经济状况、金融基础设施、消费观念等情况均不相同,地域因素的差异也会造成金融排斥。华东、华北与华南三个地区的移动支付占比约是全国的70%,而其他地区对于移动支付的使用则远不及这三个地区。所以,作为新兴的金融产品,若法定数字货币进入社会,而社会公众还未形成脱离现金支付的习惯,就可能会形成金融排斥。(二)基于金融需求的视角分析。法定数字货币融入货币体系,那就需要考虑社会对于货币是否会产生货币需求,为了解法定数字货币的应用需求,本文从第三方支付的角度分析中国进入无现金社会的可能性。一方面,移动支付的急剧增长与应用范围快速扩张;另一方面,由于中国GDP上升等因素的作用,市场中货币数量不降反升。从2007年到2016年M0、M1、M2的同比增长率均为正值,并且从2014年开始M0、M1的同比增长率呈现出了递增的趋势,同时M2的同比增长率也居高不下,不难看出,社会公众对于现金的依赖度仍然较高(图1)。瑞典在无现金社会建设方面的进展一直都居于世界前列,将瑞典2007年至2016年的流通现金增长率与中国同期的M0同比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流通现金M0呈现上升趋势的同时,瑞典的流通现金增长率却表现出了较高的负增长,这正印证了瑞典的去现金进程快于中国(图2)。瑞典的行业特征与人口状况都与中国大相径庭,当前的中国尚不具备进入无现金社会的条件,并且法定数字货币的应用领域相对狭隘,若要完全进入市场流通,还需加强相应基础设施的建设。(三)基于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框架进行分析。法定数字货币作为一种全新的货币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相关文献将法定数字货币的框架设计分为一币二库三中心,货币将会通过中央银行发行库与商业银行业务库流向市场,这对货币用户影响较大。二元信用货币机制中数字货币与实物货币将同时在社会流通,这将导致金融排斥现象。法定数字货币采用二元信用货币机制,主要是出于商业银行与当前货币体系稳定的考虑。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绝不是如同电子货币那样是对于货币的一种记录,而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其中一个主要差异就在于两者的介质不同,一个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存在,另一个则是以实物存在,而两者又都是具有法偿性的货币,或许货币研究机构也是出于此种考虑,所以建议采用一比一的比率将法定数字货币与实物货币进行兑换。但是一旦两种具备法偿性的货币同时流通,并且两者的框架设计不同,这一影响将会产生货币之间的冲突,那就可能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速度超过预期,快速向无现金社会转变,在不具备相应金融基础设施的条件下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为完善货币体系的建设,法定数字货币将基于密码学进行设计。复杂的设计机制远高于从前的实物货币,货币的使用者对于实物货币的熟悉度远高于数字货币,特别对于金融认知能力较弱的人群而言,将会对法定数字货币产生较强的金融排斥现象,比如老年人与金融知识储备较低的人群,这将影响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效率。
五、关于建设中国法定数字货币体系的思考
第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在注重金融知识教育的同时需要严厉打击金融犯罪,全面提升金融环境稳定与全民金融素质。无论是金融排斥的研究还是法定数字货币的探讨,加强公众的金融教育都是政府必须执行的一项措施,也有许多文献对此提出了有效的建议,但却忽视了在推广金融知识的同时对打击金融犯罪等方面提出建议。金融犯罪对于金融知识的传播效果影响深远,许多民众对于新的金融服务与新的金融产品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往往是出于对金融犯罪的恐惧。对此,政府部门既要宣传金融服务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又要通过媒体宣传、立法保护等措施提升民众的安全感,消除对于金融产品所带来的恐惧心理,进而从根本上减少社会公众的抵触心理,防范金融排斥的产生。第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应用范围不应局限于企业与一部分人群,应考虑青少年和老年人的货币使用需求及使用成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群对金融排斥形成“倒U”的形态,青少年与老年人的排斥心理更为强烈。由于支付宝、微信支付等APP支付功能的优化与普及,大多数人都对移动支付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移动支付的兴起是基于手机等设备的普及。对于青少年而言,手机等设备的价值可能超过了本身所持有的货币量。而从老年人的角度分析,智能支付本身就存在理解的困难和使用的风险。并且各类移动支付本身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流通就存在威胁,由于移动支付人群形成了对各类APP的依赖,将会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产生排斥。为了消除此类金融排斥,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需要对移动支付企业进行整改,对移动支付与数字货币支付系统进行协调;另一方面,技术部门需要加强技术研发以降低货币的使用成本,而不能只关注货币的发行成本。第三,优化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框架是避免金融排斥发生的关键。针对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研究机构需要对法定数字货币选用二元信用货币体系,并以一比一的比率实现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兑换这一机制的改良。本文认为,一元信用货币体系与跨国信用货币体系也有其可取之处,由于减少了商业银行这一中介,央行将会大大提升对货币的调控速度,从而减缓各种排斥现象。除此之外,还有相关学者提出了建立跨国数字货币体系的建议,将基于SDR的IMF支付体系与国家的支付体系相互联系,建立新型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促进双边与地区合作。中国积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需要跨国数字货币系统的配合,这对于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还有助于打破国家之间实行的经济制裁。所以,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框架可以借鉴多种货币体系,寻找到真正适宜中国发展状况的方案。
作者:张玉超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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