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发展措施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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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被视为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危机，给世界各国的经济体系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作为世界经济体的重要一员，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中国社会经济中长期潜藏的多种问题及矛盾，这些都使中国经济在未来要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更为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金融危机时期谋求中国经济发展的全新战略选择便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一个关键性命题。

一、降低外贸依存度，有效扩大内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共同拉动，尤其是出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伴随着此次经济危机而生发的国外市场的变动使我们意识到，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缺乏灵活性、多样性，甚至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一旦国外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中国的多数企业就会面临着产品滞销、工厂停产甚至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的危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商品以及服务的国内市场是庞大且有巨大潜力的。在当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有效拉动内需、扩大国内消费将成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一条必由之路。当下国内扩大内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设法减小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城乡、行业以及群体收入差距过大始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收入差距过大又是多数人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重要原因，少数富人的消费毕竟有限，此种情况长期存在便不能有效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其次，政府减少税收、藏富于民，是有效拉动内需的另一途径。富民才能强国，中国的税收体制面临必要的改革，税种过多、税率过高、税负过重始终是困扰中国老百姓的重要问题，而分步骤适度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尽量做到公正公平、藏富于民是刺激消费的重要步骤。再次，控制房价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保持物价稳定。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伴随居民收入水平提升，适度的物价上涨是必要的，但如若物价的增长或通货膨胀超越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会反过来抑制消费需求。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已经成为加重老百姓生活负担、干扰物价稳定甚至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如加大城镇居民经济适用房的投入力度、建立相对稳定的物价体系等方式，降低人们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让人们放心消费、大胆消费，有效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二、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开发新能源

当今世界面临着能源安全的问题，其中不仅包括能源的供应，还包括能源需求、价格、运输、使用以及环境在内的一系列风险和威胁。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产业无论在开发还是使用上都面临着诸多制约。如传统能源多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存量有限，按照目前的消耗量，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能源最多只能维持不到半个世纪，煤炭至多维持一百多年。一旦找不到来源突破口，便会出现供需矛盾，由此引发地区争端，甚至爆发战争，引发全球性的能源灾难。另外，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的环境问题也与传统能源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无关联。臭氧层急剧损耗、森林面积锐减、土地荒漠化、有害化学品污染，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都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一问题又是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性命题。中国所面临的能源问题则更为严峻，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在中国都是极其短缺的能源，石油需求量的猛增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正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胁和问题。因此，产业调整势在必行。2009年以来，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逐步启动了对国内几大行业的调整发展规划。作为重点产业的汽车工业规划决定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逐步推动电动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产业化，中央财政亦会通过补贴资金的方式，支持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在大中城市的示范推广。钢铁产业则提出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联合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推动钢铁产业由大变强。电子信息产业规划确定了今后三年的三大重点任务，即完善产业体系，确保骨干产业稳定增长;立足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提高软件产业自主发展能力;以应用带发展，着重在通信设备、信息服务和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等。此次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适时之举。调整国内产业结构，首先要改变部分行业发展散乱的局面，如汽车产业和钢铁企业，都明显存在着布局无序的现象，这对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其次，产业需要升级和优化，低碳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而我国的传统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能源的高消耗，这种状况必然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改进。最后是加强科技研发的投入，逐步改变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的高度依赖局面，争夺国际新能源开发的主导权。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倡导低碳经济

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不仅面临着金融危机的压力，同样更面临着环境因素带来的压力。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几乎所有大国都将本国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危机同应对金融危机同步推进，并将其作为带动经济复苏的新产业、新动力，甚至作为本国贸易保护的一种手段。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开始极力倡导低碳经济，并制订了一整套所谓的“绿色能源计划”，以抢占未来新能源发展的制高点，借此进一步巩固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这一计划具体体现在两个法案的通过上，一是《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另一个是《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CESA)。通过上述两项法案，美国政府计划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80%，而美国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也将从2012年的10%提升至25%;到2015年，美国将实现采用油电混合动力的汽车数量达到100万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以此限制大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燃油经济的标准。美国政府制订的有关二氧化碳减排技术的发展目标则体现在，一是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技术替代传统的包括煤炭、石油等在内的化石能源;二是提高能效，通过较少能源消耗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三是碳捕捉及生物碳汇技术。上述各方面目标的实现都要依赖于相关技术的提升，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同样需要低碳经济。从世界乃至于各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更应该成为各国的共识。不过，在当下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很多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大国都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对本国贸易实行保护的有效手段。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征收进口产品“边界调节税”的法案，所谓的“边界调节税”实际上就是征收“碳关税”，也即是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钢铁、水泥以及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征收碳关税的实质是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保护的旗帜下实施的一项对本国进行贸易保护的措施，在此之前还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在此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尽管一直在强调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气候变化领域理应承担“共同且有区别的责任”，这种强调实际上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减排能力方面的水平差异提出的。但即便如此，我们实际更应该从完善自身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排放等这些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入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当下的事实应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一旦所谓的碳关税付诸实施，那么“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便不复存在，也即是说，碳排放的问题将会成为直接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国内就业乃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四、国家政策重点扶持，带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新能源是国家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选择，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有效地推进及未来稳定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会阻滞其发展的步伐，这便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国家财政政策应该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起到直接的、有效的主导作用。因为作为新兴产业，社会认知度低，利润尤其是短期利润较低，甚至很多产业在短期内恐难实现盈利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手段扶植、带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便成为决定这一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财政补贴是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处于经济发展和保障劳动者福利的考虑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措施。它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作为国家调节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杠杆，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保证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合理分配国民收入以及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但另一方面，如果补贴范围过于宽泛、补贴项目过多又会扭曲比价关系，削弱价格作为经济杠杆的作用，掩盖地方和企业的经营性亏损，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而补贴数额过大，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规模，阻碍经济发展。税收政策是政府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另一重要举措，但要选择好着力点。就目前国内经济发展现实而言，改革资源税是实现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有力解决办法。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的廉价使用导致了大量浪费，并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资源税已经到了非调不行的阶段。此外，开征环境税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环境污染的继续恶化。虽然我国已经有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收费，但各地政府规定的排污费用不统一，随意性较大，收入使用管理混乱，这些都不利于为经济的发展营造相对公平的环境。2008年起，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经启动了环境税的研究制定工作，这是另一项加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