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看新美国形式及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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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和金融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危机发源于银行业，并迅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发达经济体经济衰落日益加深，新兴国家也遭受重创。2010年1月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爆发的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给欧洲经济复苏增加了很大的变数，至今也没能彻底解决。这场发源于美国，殃及全球的金融海啸，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一、新美国模式的发展背景和特点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一种是美国式的资主义发展模式，另一种是欧洲莱茵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1］（P252）两种模式虽然在赋税，金融体制的运行和劳动者权益的维护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别，但其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以私有制为基础，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美国作为二战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模式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影响巨大，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十九世纪世界霸主英国创立的曼彻斯特模式，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这个模式的典型特征，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模式的破产；中间经历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模式”，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滞胀危机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直到进入现在的新美国模式，自由主义全面回归。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使得“凯恩斯主义”成为众矢之的，西方社会充满着“自由主义”回归的气氛。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后，便倡导“大政府”是滞涨产生的罪魁祸首，颂扬“小政府”的优点，减少政府在一系列领域的干涉。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自1980年里根上台以后，进行了一场里根革命，在供应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行了减税、私有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同时在政治领域，针对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色情泛滥、街头混乱、道德沦丧等非主流文化的冲击，再加上“越战”失利和社会混乱形成的氛围，里根政府对政治自由派的价值观进行抨击，重拾保守主义，使保守主义逐渐成为主流政治价值观；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对苏强硬，扭转“苏攻美守”的国际局面，实行“进攻性”的战略。经过里根—撒切尔革命，西方社会产生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新美国模式。新美国模式在经济上倡导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政治文化上主张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和传统，提倡宗教、家庭、道德等保守主义价值观念，在对外关系上实行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实力为后盾的进攻型战略。［2］这种模式在克林顿政府有所发展，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达到顶峰，在奥巴马政府处于调整之中。

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可谓志同道合，他们大量借鉴了自由主义的分析工具，按照自己的信念改造世界，赋予了新美国模式典型特征：

1．经济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新”是相对于罗斯福模式而言的，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化自由化的推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只要把一切交给市场，市场就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好处。他们高唱着自由主义的论调，减少税收，放松市场管制，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降低公共开支和福利支出，同时对工会采取强硬政策。在国际范围内，主张商品、资本和服务的跨国自由流通。

2．政治文化的保守主义和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盛行相对应，新美国模式在政治文化领域主张保守主义的回归，对罗斯福时代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批判。保守主义者在社会方面强调秩序、舆论、道德、宗教的回归，对政治自由派的价值观大肆抨击，主张找回“秩序、传统、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政治文化。

3．社会政策上的达尔文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一切市场化、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反映在社会政策上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赢者通吃的达尔文主义。在对待平等问题上，撒切尔主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或者是对这种现象的积极支持，对于社会保障等救济和补偿手段来达到平等的观念，他们认为这是以更大的不平等作为代价的。

4．外交政策上的单边主义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单边主义外交是为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服务的，要实现资本的全球扩张，美国人相信，只有拥有绝对的实力，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在面对国际冲突和问题时，美国只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判断，而不考虑国际社会的意见，不受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条约的限制。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美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断言社会主义必然消亡，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是“绝对真理”和“历史终结模式”。然而，社会主义非但没有消亡，在一些国家经过改革逐步发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在这次危机中暴露无疑，新美国模式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评。

1．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暴漏了极大的弊端，新美国模式失去了原来的光环。新美国模式的主导地位除了因为其打破西方国家长期的滞涨局面外，和苏东剧变有着极大的关联。西方学者和政客认为，苏东剧变不仅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还表明了“自由主义”对“国家主义”制度的胜利，社会公平，公共优先的理念遭到了抛弃。新美国模式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即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减少监督，它主要是通过股票和金融市场对企业进行投资，因此也被称为“股票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1992－2001年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3．5％，［3］（P318）进而带动了全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过分迷信市场机制，无节制地负债消费，虚拟经济的过分膨大，现有的监管制度无法跟上多变的金融市场，终于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了美国经济乏力，高失业率，高负债率，社会出现了不稳定，危机还在持续。美国在国际范围内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发展模式包装成“华盛顿共识”，以跨国公司为工具，通过全球化把自由主义模式扩展到世界各地，使世界各国深受其害，冰岛、希腊和匈牙利等国甚至面临破产的国家尴尬，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遭受巨大的影响。在金融危机面前，美国政府一味通过滥发美元来应对危机，转嫁本国危机到其他国家，引发了全球通货膨胀，这更招致了全球对美国的口诛笔伐。反观那些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很快从危机中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蒸蒸日上的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经济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经济力量结构的巨大变化，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度主导全球金融市场的G7（发达国家七国财长会议）功能退化，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G20（20国集团峰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推动了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的严重后果，纷纷选择适合本国发展模式的道路。

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扩张受阻，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水土不服”，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适合本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相对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同时也进行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扩张，“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4］（序言）在全球推行“民主输出战略”。所谓民主输出，主要指美国以自己的是非标杆衡量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行为和文化传统，并以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的民主制度推行到世界各地，即以美国的民主体制为模式，促进与美国文化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向美国规定的方向运行，最终实现美国式的民主体制一统天下。［5］（P406）对外进行民主制度输出，在美国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美国作为“山巅之城”，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有责任”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同时，民主输出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和安全战略。作为美国外交永恒的主题，在二战后由于美苏争霸所限，美国的民主输出仅限于局部地区和少数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的结束被美国看作是民主输出的胜利，美国已经具备实现全球“美国化”的力量，西方社会盛行的“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成为其推行全球民主扩张，干涉别国内政的依据，他们凭借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和“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软手段，不遗余力地推行其战略，力图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世界各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差别，导致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政治制度、民族和宗教政策上也千差万别，有的国家适合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有的国家适合君主专制制度和其他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在美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美国不顾客观现实和历史规律，强迫他国实行美国民主制度，最终使他国陷入动荡和混乱，也引起了自己和广达发展中国家的摩擦和冲突。同时，美国的民主制度本身也有自身的缺陷和弊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所谓的全民自由选举是有钱人玩的政治游戏（MoneyTalk）。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边是占总人口1％的幸福的超级富翁，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9％的那些人，贫富差距的证据是如此确凿：目前，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6］经济是基础，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政治、教育、医疗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忽视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世界各国国情的差异，强迫他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按照美国的民主体制改造自己，其结果必然是“四处碰壁”。比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虽然走上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但由于深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与美国的民主制度相差甚远，俄罗斯不仅没有接受美国的领导，反而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东欧国家长期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在中东地区，通过战争手段对阿富汗、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这两个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其民主改造的典范，反而长期战乱动荡，自己也深陷其中，无法脱身。然而，那些选择适合本国的政治体制的国家实现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瓦解了“市场经济＝民主主义”的美国逻辑。世界各国应该选择适合本国的政治体制，美国想实现全球“美国化”的企图不可能实现。

3．美国单边主义外交遭受重大挫折，陷入了两难困境，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单边主义作为新美国模式的典型特征，它是里根进攻性外交战略的延续和发展，其根本宗旨是为资本扩张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所谓单边主义，是指“举足轻重的特定大国，以绝对行动自由为目标，不考虑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愿望，单独或带头退出或挑战已制定或商议好了的维护国际性、地区性、集体性和平、发展、进步的规章和制度，并对全局或者局部的和平发展进步有破坏性的影响和后果的行为和倾向。［7］（P221－222）纵观美国二百年的历史进程，单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从华盛顿到罗斯福，从杜鲁门到小布什，它们的外交政策中都能找到单边主义的影子。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正是新美国模式自由主义竞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体现，资本主义的扩张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对，美国人相信，只有绝对的安全，才能保护美国的利益。这与19世纪的英国一样，靠强大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世界先后经历了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大规模的地区战争，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单边主义外交。冷战的结束，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其推行单边主义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单边主义在克林顿时期就初露端倪，到小布什时期，单边主义外交达到了顶峰：在政治上以“反恐、民主和人权”为借口，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把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传播到世界各地；在经济上，到处挥舞着经济大棒，制裁他国，而对本国实行贸易保护；在军事上，穷兵黩武，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实行“先发制人”的军战略。伴随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持续动荡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再加上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遭受重大挫折。单边主义非但没有实现美国的霸权目标，还使美国陷入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泥潭，美国陷入“胜而不利”的怪圈，经济危机还看不到结束的影子，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面对恐怖主义袭击等非传统威胁时，美国的单边主义无法保障自己的绝对安全，强调多边合作和协调才是大势所趋，单边主义在短时间内赢得了战争，但是美国却没能赢得和平，更没能取得反恐战争的全面胜利，结果还要回到多边主义的轨道上来，未来的世界只能是“多边治下的和平”。

三、新美国模式的改革及其前景

新自由主义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所以新美国模式调整的方向必然是要弱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强国家干预。奥巴马竞选之初，就打出了“变革”的口号，在高票当选美国总统后，进行了一场以克服金融危机，促进经济恢复增长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和外交方面的大规模的改革，这意味着对“里根革命”以来的盛行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扭转，这将对未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经济政策的去自由主义，加强了国家干预，以克服经济危机、促进经济恢复增长。首先，拯救金融市场，加强金融监管。奥巴马上台之初便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连续推出了两轮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拯救金融业，救助汽车行业和房地产市场，大规模干预经济和金融业，避免了美国经济更大的衰退。接着就是加大了对金融业的监督和干预，杜绝金融业的无序发展，2010年7月，经过近两年的争论，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随后奥巴马签署该法案使之成为美国法律，该法案的核心就是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避免投机活动和金融业的无序发展。奥巴马在签署法案后表示，“这项改革代表着历史上最有力的消费者金融保护”。［8］其次，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奥巴马政府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崛起上，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经济恢复和再投资法案》，向新能源产业投资和税收减免的总额达到大约900亿美元，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3］（P128）此后又通过了《清洁能源和安全法》，从各个方面对美国能源产业做了规划，确保美国在未来能源产业的领导地位，为美国过剩的资本寻找新的出路，从而使得美国经济重现“繁荣的十年”。再次，就是要逐步解决巨额的债务问题。截止2011年8月4日，美国的国债规模已经达到14．58万亿美元，国债占GDP的比重已经突破100％。［9］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认识到，这种债务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经济必须减少财政赤字，解决巨额的债务问题。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的2012年财政预算中，财政赤字缩减到1．1万亿美元。［10］但要解决历史的旧账，还需要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美国两党合作来解决巨大的债务问题。

2．社会政策的去达尔文主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维护工薪阶层的利益。首先，奥巴马政府全力推动医疗改革。截止2009年，有大约5100万，占美国人口16．7％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3］（P118）并且伴随着美国高失业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失去医疗保险。奥巴马上台之初就极力推动医疗改革，经过两党激烈的讨论和妥协，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3月23日在白宫签署了医疗保险改革法案，这标志着奥巴马历经一年多来推动的内政重头戏成功收场，为美国实现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铺平了道路。奥巴马医改的实质就是加强政府在医疗保险领域的干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其次，就是缓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问题。2010年，美国的失业率全年都在9％以上的高位运行。［3］（P240）2011年失业率同样是高居不下，这直接导致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众纷纷谴责华尔街的贪婪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业问题的解决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美国2012总统选举，奥巴马政府陆续出台了给工薪阶层减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大基础设施和新能源领域投入等政策来促进就业。2011年奥巴马政府又提出了高达4470亿美元的新版就业刺激计划，虽然未得到国会通过，但奥巴马表示会逐步推动这些政策的实施。在经过两党长期争执下，美国国会通过了薪资税减税政策延长两个月的法案，这至少将使选民的利益得到保护，对美国政府的支持率产生一定积极的作用。但就业问题的根本性好转还在于美国经济的恢复，因此，如何解决经济疲软问题才是奥巴马政府的难题。

3．外交政策的去单边主义，更加注重巧实力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根据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相对衰弱的状况，调整了外交方向，实行战略收缩。抛弃了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外交，转而奉行以巧实力为内容的外交战略，以重新恢复美国的霸权地位。何谓巧实力？2009年1月13日，获奥巴马提名出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国会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就其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国面临的现有安全威胁要求新一届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的可行手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原有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便打开美国外交新局面。［11］它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强调运用合作和接触来修复美国的国家形象，改善同盟友的关系，维护美国的利益。在巧实力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奥巴马从各个方面调整了美国的外交方向：首先，尽快结束两场战争。2011年5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策划“9•11”恐怖事件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被美军击毙，为美国的反恐战争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2011年6月2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他从阿富汗撤离美军的“三步走”计划———7月将撤回1万名士兵；2012年夏天之前，3．3万名作战部队撤离阿富汗，驻阿美军的任务从作战转为提供支持；撤军行动将在2014年结束，完成向阿富汗方面的防务移交。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0月21日宣布，美军将在年底前从伊拉克全部撤出。其次，在面对全球和地区性问题挑战方面更加注重国际合作。在伊朗核问题、朝鲜核危机、巴以冲突、全球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等方面不再一味坚持单边主义作风，更加强调国际合作，树立负责任的形象。美国政府清楚，你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但未必能恢复这个国家的秩序和自由；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如果没有多边合作，根本不可能解决。再次，奥巴马政府通过修复、建立和巩固各种伙伴关系来为恢复美国的声望和影响力。包括修补因伊拉克战争而出现裂痕的美欧关系，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盟国，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和其他伙伴国家的双边关系，注重发展与新兴的全球和地区大国，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家的合作关系。

巧实力外交是奥巴马政府根据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而对外交政策进行的调整，抛弃了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作风，强调更多的国际多边合作来解决全球性以及地区性问题，这比布什政府更加灵活，更加务实。毫无疑问，无论任何外交政策的提出，都是为维护美国的霸权主义服务的，巧实力外交也不例外。总的来说，针对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奥巴马政府抛弃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转而寻找一种更加强调国家干预、妥协合作的新的发展模式。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10年美国经济比上一年增长2．8％，增长率高于上一年；股市增长了13％，房价趋于稳定；新增加了110万个就业岗位；成功推动了金融改革法案和医疗改革法案；［3］（P22－23）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击毙了本•拉登，推翻了卡扎菲统治。同时，奥巴马改革遭到了国内保守势力和共和党人的抵制，2010年中期选举的失利，表明了选民对政府解决经济疲软和高失业率的失望。经过政策的调整，奥巴马将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向国内的经济发展，采取措施促进出口和就业，降低工薪阶层的税收，改善社会保障，拉动内需，2012年美国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失业率下降为8．3％，股市超过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上升，这对奥巴马谋求连任和继续推行改革是非常有利的。但美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仍然十分困难和复杂，新的发展模式的确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