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参股对商业银行盈利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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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外国投资者频频减持乃至退出我国银行业，引起了研究者对银行引进外资策略的重新审视。文章从银行效率的角度，运用随机前沿方法(SFA)对导致商业银行低盈利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国有银行的盈利效率高于普通商业银行；但是，随着金融产业的逐渐开放，其盈利效率差异逐渐减小。无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还是普通商业银行，外资持股比例与银行的盈利效率负相关，这可能是导致外资减持的原因之一。文章以该结论为基础，全面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提出银行业应审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商业银行；外资参股；盈利效率；金融产业

一、引言

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遵守入世承诺，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我国银行业进入全面开放的新时期。在虎视眈眈的外资银行面前，中国银行面临着严峻的竞争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吸引外资战略投资者入股中国银行，借鉴外国银行先进的经营理念与管理结构，成为许多中国银行的共同选择。截止2010年底，累计已有36家中资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签订了战略引资协议，外资参股已经成为中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战略引资的不断推进，表明了我国银行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将目光转至境外，寻求改革创新。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力。可是，战略投资者入股后，中资银行的经营效率是否真的能得到改善？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改善银行经营效率中究竟起多大的作用？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支持者（Levine，1996；Buch，1997等）认为，战略投资者和外资银行的存在通过示范效应为外资流入本国提供渠道，增强市场活力，同时带来新技术，促进行业竞争，推动本土银行积极改革，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优化监管行为，营造更好的储蓄投资环境。Shirley&Walsh(2000)也认为引进外资有助于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分散股权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干预。Santabarbara(2008)的研究指出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银行业将提高其X效率和资产质量。Grigorian&Manole(2002)运用数据包络法(dataenvelopappro-ach，DEA)，对1995-1998年间17个中东欧转型国家共1074家银行效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公有制结构中引入私人资本会提高效率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若私人资本不能对管理结构、风险规避、客户来源等发挥有利作用，那么引进外资后的银行效率不一定比引资前高。即使外资银行效率提高，其原因也是值得探讨的：很多情况下，引进外资的银行效率提高并非来自更好的管理或技术，而是外资银行采取“摘樱桃”的方式，从转型国家银行手中抢走一大批优质客户，或者直接由其国外的母公司把该国在转型国家的跨国公司的优秀客户资源带到东道国。同样的问题在国内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包学博、蒲勇健(2010)在超对数函数SFA的基础上运用BC模型研究了开放条件下中国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发现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投资者和对外投资显著提高了中国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杨有振、赵瑞(2008)研究了2003-2007年中国十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与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金额之间的关系。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银行的净利润与战略投资者投资金额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余云辉、骆德明(2005)认为中资银行过度引入外资会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丢失并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也绝对不是外资参股就能够形成的。侯晓辉等(2008)[7]同时采用C—D函数和Translog函数模型研究了2000-2005年是否战略引资这个虚拟变量对我国18家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两个模型都得出战略引资对银行效率没有显著影响。LeeandHsieh(2014)的研究发现外商参股水平和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呈现倒U型关系，且在资本管制相对严格的国家，外商参股会导致金融系统的不稳定，进而影响银行效率。Wang等(2014)运用两阶段DEA模型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进行估计，发现国有银行效率要高于外商参股的商业银行。研究说明引进外资尚未打破中资银行低效率的状态，单从效率角度来讲，战略引资作用值得商榷。在二十一世纪，亚洲已成为银行业巨头的一大追逐目标。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后，为了掠夺中国金融业的制高点，欧美银行业在中国金融市场开始了激烈的银行业资本大战。国外经验表明，通过海外并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中国商业银行抗竞争的有效途径。外资银行参与中资银行竞争也有很多积极的作用。外资银行具有丰富的市场操作经验，有利于改变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中国的银行在获得额外资本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创新的金融产品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这是中资银行战略转型的捷径。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企业对投资基金的需求强劲，对银行业前景乐观。随着家庭消费结构升级，零售业务作为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其潜力正成为继房地产贷款、信用卡和理财产品快速增长后的银行市场业务。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竞争力还不够。银行业竞争激烈，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要挖掘。因此，外资金融机构很快就开始占领中国市场，以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外资银行作为银行股权结构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优势和潜在的风险。首先，因为大多数外国机构都是专业的管理团队，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成熟的商业技能，以及日益发展的高端金融产品，对股本银行的改善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次，外国股东比普通股东监督更多。第三，由于外资的性质与一国的金融安全有关，外资的比重比典型企业的股权变动更为敏感。股权比例过小不能提高外资管理的积极性。股权过多不影响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的控制地位，危及国有银行的独立性。因此，如何控制外资股比例成为国家银行监管机构继续争论的话题。在分析外资股东特征的基础上，文章遵循所有制结构在公司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般原则，从而影响公司的业绩。基于银行的特殊性，文章探讨了外资参与银行业绩的内在机制。外资参股对银行业绩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实现外资银行的内外部治理；二是外资银行内外部治理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外资股东对银行外部治理的影响是通过资本市场、产品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作为垄断市场的高风险行业和市场融资中介机构，政府对企业经营管理有严格的控制和障碍。但由于银行监管制度和银行所有权的不同，外国股东很难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控制权。例如，银行和外资股东采用基于“英美”股权模式的高度分散化的股权模式，而不是“德国-日本”股权模式的银行，股权集中度高，外国股东更难以获得。不同国家监管者监管机构对外资所有权的比例要求不同，外资并购的难度也不同，外资股东在公司产品、经理人市场通过“投票”方式给公司管理层施加压力，从而实现公司的外部治理，创新公司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为银行创造更多财富。这带来的影响和其他股东也是一样的。尽管中资银行的外资股盈利能力相对较高，并不意味着这完全是受外资股的冲击。相反，这表明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的范围被夸大了。中国银行提供的服务多样化，利润多样化发挥了作用。与此同时，中国银行的成本控制能力明显高于国外。这说明成本控制是外资银行盈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引进外资对改善公司治理，加强银行风险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外资在整个银行业的份额很小。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构成对中资银行的威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对外投资的不断扩大，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现阶段银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高，不良贷款率和资产收益率明显提高。杜邦分析，股份制商业银行现状表明，外资参股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加强了管理，完善了内部控制体系，降低了资本运作风险，提高了资本运作效率，提高了盈利能力。由此证明，引入战略投资是我国银行改革的一条可行途径。研究利用外资进入银行业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后果，以及股票市场参与前后的问题，有利于引导外资健康有序地在我国对城市商业银行进行投资。首先，在我国开放金融业的背景下，管理层应该控制外资投资的步伐，严格执行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性。外资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因此，要严格审核外国投资者就业的条件，要求有准入资格的外国投资者应该满足：金融机构本身拥有雄厚的资金、良好的国际声誉、强大的外部融资能力和管理能力机制。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可以优势互补。二是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制度化，重视对参与银行的法律监督。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战略是不同的：获得普通商业银行的份额，或者把大型国有银行的巨额资源投入到资本较少的国有银行。不管他们基于什么样的意图，目前我国外资银行股权的购买行为，股权转让，缺乏相对完善的股权退出法等进行规范。此外，考虑到银行股权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更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最后，在股权参与过程中充分利用合理的估值模型和合理的股权定价，确保权益不被流失。有关部门要出台相关政策和方针，规范股权转让定价机制。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充分利用贴现现金流量法、重置成本法、折算方法等评估方法，确保自身权益不因实际市场评估而损失。文章从银行效率的角度，运用随机前沿方法对2006-2015年13家大型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量化了外资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希望能够为今后的中资银行业的战略引资行为提供参考。

二、理论模型

1.研究方法的确定目前用于估计银行效率的主流方法是边界分析法，分为非参数法和参数法两大类。非参数法（DEA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所构建的技术效率理论，其优点是不需要对经济单位的生产函数中的生产关系进行明确定义，但是缺点是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很高，对数据中存在的错误比较敏感，并且需要一个很大的样本量。参数法虽然事先假定了边界函数的具体形式，但允许存在随机误差，弥补了非参数法忽略随机误差的不足。根据无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假设的不同，参数方法又分为自由分布法(DFA)、随机边界法(SFA)和后边界函数法(TFA)。对于银行业效率的研究，国外多数采用参数方法，而国内大多数采用非参数的方法。文章认为，我国作为转型国家，宏观政策环境以及经济体制均对银行效率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但非参数法由于没有随机误差项，不能考虑到这种影响，因此，采用参数法更为合适。此外，随机边界法(StochasticFron-tierApproach，SFA)能够直接将随机误差和非效率行为对经济体效率造成的影响进行分离，且对于样本选择的要求不高，与我国目前银行业的现实状况相符，所以选其为文章研究方法。2.SFA方法简介SFA方法首先由Aigner&Lovell(1977)提出，其具体形式可以表示为：y=f(x，β)•exp(ν-μ)其中，y代表产出，x表示一组投入向量，β为一组待定的参数向量。随机误差项ε为复合结构，第一部分ν为随机因子，服从N(0，δV2)分布。第二部分μ≥0，表示技术无效率对产出所产生的冲击。存在效率值TEit=exp(-Uit)，当μ=0时，企业恰好处于生产前沿上，即=f(x，β)•exp(ν)；若μ>0，企业处于生产前沿下方，即处于产出无效率状态。Battese&Coelli在1992年和1995年发展了上述方法，提出了适用于面板数据的随机边界分析函数，这些面板数据被假定服从截尾正态分布，并且随时间系统性变动。模型可以表述如下：Yit=αit+Xitβ+Vit-Uit(1)其中，Yit是t期样本i的产出，Xit是1×k投入向量，β为k×1阶待估参数向量。模型的误差项由两部分构成：Vit是随机变量，Vit~N(0，δV2)且独立于Uit，表示非可控因素导致产出的变化；Uit为非负的随机变量，表示银行技术无效率的部分，Uit~N(mit，δu2)。mit=zitδ，zit是一个p×1的影响银行效率的变量向量，δ是1×p的待估计向量。SFA模型中技术非效率效应Uit可以表示为：Uit=Zitδ+W(2)在式(2)中，随机变量W服从均值为0且方差为δ2的截尾正态分布。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式(1)和式(2)同时进行估计，可得出各个体的产出无效率程度以及个体无效率的影响因素。可见，式(2)是文章实证研究最为核心的部分，将外资持股比重作为个体特征纳入效率影响因素向量Zit中，便可以检验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否会对银行效率产生影响，这正是文章的基本研究思路。3.样本的选取文章所选取的样本包括中国14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大型商业银行，其中，国有银行三家，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普通商业银行十家：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则选取了上海银行。样本只选取了存在战略引资的商业银行，选取样本的标准主要为：银行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因此，剔除了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合作机构以及其他地区性银行。数据选取的年度为2006-2015年，选取这个时间段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可以反映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以来外资持股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2005年以前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不良资产剥离，这会对样本结果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予以剔除。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Bankscope数据库、各银行年度报表以及毕马威(KPMG)的各年度《中国银行业数据调查》。由于统计口径不同，部分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文章以各银行年报公布的数据为准。4.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在BC模型基础上，结合商业银行的典型特点以及国内外的一些典型做法，文章将总资产、所有权收益、存款、职工人数作为随机边界方法待选的自变量，设计了以税前利润总额为产出的、引入时间趋势变量的、包含外资参股无效率影响因素的C—D函数模型：ln(profitit)=β0+β1ln(Assetit)+β2ln(Equityit)+β3ln(Depositit)+β4ln(Employee)+(Vit-Uit)(3)Uit=δ0+δ1Ownershipi+δ2FIit+Wit(4)在模型中，因变量为税前利润的对数值，反映银行的盈利效率。自变量分别为总资产、所有者权益、职工人数、存款的对数值。总资产可以反映银行社会资源占有量及其相应的效率贡献；所有者权益反映银行收益；存款作为中介法的一种常用指标也被引入模型作为待选自变量，反映存款质量和结构是否图1不同银行的平均效率比较与分析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商业银行平均效率国有银行平均效率14家银行平均效率10.950.90.850.80.750.7表1银行无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变量系数标准差t统计量常数β0-0.2349*0.1444-1.6272总资本β10.3290***0.005856.3192所有者权益β20.1882***0.004938.7216存款β30.6700***0.009868.1318职工人数β4-0.01550.0179-0.8639无效率函数Uδ0-0.31980.1204-2.6556δ1-2.67430.2479-10.7885δ24.73660.63317.4821δ2=1.064961，γ=0.9999，Log(1ikelihood)=-34.15，LR=90.06注：*表示10%的显著水平，**表示5%的显著水平，***表示1%的显著水平。被优化；银行职工作为银行人力资源，其综合素质以及工作积极性的高低将很大程度决定银行效率的高低。V和U分别为随机因子和无效率因子。在无效率函数中，FI为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参股比例；Ownership为只随截面变化不随时间变化的虚拟变量，检验国家控股是否对银行效率产生影响，Ownership=1表示国有商业银行；Ownership=0表示普通商业银行。Wit为随机误差项。当然，上述变量为预设的变量，如果在实证过程中无法通过统计检验将被剔除出模型。

三、结果分析

在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前，文章用似然比统计量检验简单的C-D函数是否适用模型(3)。检验结果拒绝“C-D函数不适用的”的零假设(LR≮χn2)，说明C-D函数适合文章模型的分析。然后，文章采用FRONTIER4.1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各银行的盈利效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回归结果表明：γ=0.9999，表明无效率因素起主导作用；最终似然比LR=90.06>χ0.0252(4)=14.86，通过LR检验。这说明随机前沿模型适用于银行效率的检验，式(3)的误差项具有复杂结构，有必要利用随机边界方法进行样本的无效率分析。生产函数中，总资产、所有权收益、存款的系数符号都为正，符合研究预期。总资产、存款、所有者权益都通过了t检验，利润弹性分别为0.3290和0.1882，说明银行的盈利效率确实与银行总资产以及所有者权益有关，且对总资产的敏感度高于所有者权益；存款的参数通过t检验，说明该阶段银行盈利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存款的投入，存款每增长1%，银行的盈利效率可以提高0.67%。职工人数的系数为负数，且未通过t检验，反映出我国银行业职工可能素质较低或者其素质满足要求却没能实现应有的工作绩效。因此，精简银行工作人员队伍将会提高效率，这也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无效率函数中，两个解释变量均通过了t检验，可以说明如下几方面的问题：国有控股虚拟变量的系数为负，表明银行所有制形式与无效率负相关。由此可知，在这个时间段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效率表现出了超越非国有商业银行的趋势。不同银行在2006-2015年间的平均盈利效率变化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国有银行的效率值高于普通商业银行，这与Wang2014年运用两阶段DEA测度的结果一致。陈敬学、别双枝(2002)在对中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效率的研究中发现：规模较大的银行，其效率越高。我国银行业规模经济现象明显，四大国有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规模经济效应，因此较商业银行具有更高的效率。此外，2005年前国有银行分别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包括不良资产的剥离、股权结构的调整、人员精简和注资等），2006年以后改革成效初步显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盈利效率的提高。文章在选择样本时，重点考察的是战略引资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因此只选择了拥有战略投资者且数据可获得的13家大型商业银行。国控银行中没有包括农业银行，非国控银行中没有包括恒丰银行、北京银行等银行，这是因为这些银行并没有在样本期内引入外资，外资持股始终为0，造成数据离散程度过大，将弱化其他银行引入外资的作用。在稳健性检验中，文章引入农业银行、浙商银行、北京银行等银行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引入农业银行时平均效率的总体变化趋势与不引入时一致。因此从图1中可以看出：国有银行的盈利效率高于普通商业银行，但是，国有银行的盈利效率增长率却低于普通商业银行。自2011年开始，国有银行的盈利效率开始下降，普通商业银行的盈利效率稳步上升，并有超越国有银行的趋势。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比例与无效率正相关，这意味着随着外资持股水平的提高，商业银行盈利效率会降低。这说明外资银行进入尚未打破中资银行低效均衡的状态，战略投资对中国扭曲的金融利率市场影响甚微。该结果与侯晓辉、张国平等学者(2008)利用SFA模型中的Translog函数检验战略投资者进入对银行效率影响的结果一致。该结果的出现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外资入股会造成中资银行短期成本增加，从而影响短期盈利效率。例如，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更新是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相应配套设备的升级和员工熟悉技术的过程都会带来成本的增加，从而影响盈利效率。其二，股权交易双方在管理模式、经营理念、员工培养方式、企业文化、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差异，磨合过程艰难而长期，战略合作转化为战略冲突、战略投资者演变成财务投资者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磨合过程中的任何冲突都会带来效率的损失。其三，外资入股后的商业银行出于长远利益考虑，更注重银行的稳健发展，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在风险控制和技术创新部门，从而影响了盈利效率的提高。其四，随着行业竞争压力的增加，战略引资的中国商业银行不得不努力借鉴或学习银行技术层面的经验或技巧，此时，外资引入对技术效率的激励的影响，只相当于用更加直接的部分外部市场力量替换了原来的银行内部行政力量，因而在总体盈利效率激励上没有显著效果。其五，我国政府出于金融安全考虑，规定战略投资者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5%，外资银行的入股比例不大，难以对中国商业银行形成比较强烈的冲击，引进外资银行所带来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可能受到限制。再加上，国内银行对进入外资的整合成本过大，外资持股造成的效率改进就有可能被抵消，甚至出现负相关。既然战略投资者入股比例对盈利效率负相关，是否就意味着引入我国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行为没有意义呢？答案是否定的。侯晓辉、张国平(2008)认为，虽然引进外资对提高技术效率并没有显著效果，但战略引资能够帮助银行冲破现有僵化体制束缚，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竞争意识，抑制经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卸责行为，增强对市场信号的敏感度，对产权结构、管理水平、资源配置等非效率因素均有很大的改善作用。也就是说，外资持股虽然不会提高银行的盈利效率，但对商业银行改进产权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管理方法、加强技术创新、避免寻租行为等非效率因素均有积极作用。

四、结论建议

文章选取中国十四家大型商业银行作为样本，通过随机前沿方法，建立C-D函数模型围绕战略投资者参股对银行盈利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外资入股与我国商业银行效率负相关，从而得出外资入股对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效率的改进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商业银行改革存在惰性，未能发挥实效的结论。这与我国银行机制不完善、技术落后、引进政策限制等因素有关。但是，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外资参股对盈利效率的影响，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商业银行改进产权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管理方法、加强技术创新、避免寻租行为等非效率因素仍有积极作用。综合我国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文章提出以下建议：1.明确战略引资目的，审慎引资在引进少数外资控股权的情况下，银行的盈利效率并不会提高，但其产权结构将得到很大的改善。因此，国内商业银行应该认真分析自身引资需求，明确引资目的，计算成本与收益，了解战略引资后的影响，不可盲目引资。在选择战略投资者时，应多方位、多角度地了解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与不同的业务经营特色，根据本国银行自身特点和缺陷，选择对未来发展最有利的战略投资者。切忌过分地追求外资总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而忽略了技术创新、管理方法的学习。2.选择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减小差异，加快融合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从资本的结合到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的融合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资银行必须树立开放和兼容观念，根据自身需求和优势，选择适宜的合作形式，最大限度地利用战略投资者的外溢效应，充分发挥引资的积极效果。例如，可以借鉴招商银行的经验，直接聘用外放专业团队优化治理结构，既避免了股权丧失，又得到了技术支持。如果双方仍选择股权合作，可以考虑中资银行与战略投资者交叉持股，也就是股权置换，这样不仅保证信息的对称，同时也强化了彼此的牵制作用。3.提高自身竞争力，加快学习创新速度境外战略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广阔的市场以及巨大的投资收益，中资银行看重的是战略投资者的品牌、技术和管理。如果中资银行不能消化和吸收外资银行的管理和技术，外资银行入股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会逐步递减。因此，我国银行业应该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自身竞争力，认真学习吸收外资带来的高新技术和管理方法，努力成为在规模、能力上能与国际大银行媲美的商业银行。4.加强风险管理活动实证分析表明：在短期内，境外战略投资者对银行盈利效率具有不利影响，但对其产权结构优化等非效率因素有积极影响，这些影响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这给我国商业银行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提出了更长远的要求。因此，在注重利润增长的同时，中资银行应从长远利益考虑，增强长期风险管理意识，借鉴外资先进经验，建立完备的风险预警、识别、检测、评估、管理和控制体系，形成有效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这不仅有利于中国银行自身发展，也会增强外资投资信心，促进双方股权合作的稳定发展。

作者:赵亮 单位:石家庄学院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