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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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国实现混业经营的有效途径，同时，由于其本身的特性也将带来诸多如风险传染、资本重复计算、透明度、利益冲突等金融风险，因此，对其的规制和监管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各国的金融管理体制分为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和混业经营、综合管理两种不同体制。所谓分业经营制度就是通过立法对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作出限定，其核心是对银行机构和证券机构相互间经营彼此业务的限制，同时也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机构相互间的业务兼营，以此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混业经营制度则是指金融立法对金融机构在业务选择上不作严格的限制，允许其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业务的经营模式。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经营一切金融业务，包括各种期限和种类的存贷款、各种证券买卖以及信托、保险等金融服务，集存贷款、投资银行、信托、保险等业务于一体，实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德国、荷兰、瑞士、奥地利等国一直实行这种制度。

金融业的分业与混业，就其本身而言并无优劣可言。采取何种制度，关键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在某一特定的经济状况下，无论采用分业或是混业都会各有利弊，立法者权衡利弊从而决定分业或是混业，这种利弊的权衡也当然会随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一般而言，分业经营注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混业经营则更注重效率。特别是在封闭条件下，实行分业经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范金融风险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传递。而混业经营则可以吸引大量银行、保险资金进入，增加证券市场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引发国际融资手段的进一步证券化，是提高本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1980年以来，全球金融服务业进入了全面的结构性整合时期，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传统的业务限制被拆除，金融机构的集团化、全能化、全球化成为金融业领域突出的现象。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该法案取消了美国自1930年代实施的限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跨业的法律。英国早在1986年10月就通过了《金融服务法》，并以此为标志开始“大爆炸“式金融改革，促进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金融服务的联合。英国的金融大爆炸全面改变了其本土及英联邦国家金融分业经营的体制，促进了商人银行业务与股票经纪业务相融合，以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相互结合，形成了没有业务限制的多元化金融集团。其后1992年，欧共体全面推广“全能银行”体制。

在当今经济信息化全球化和各国金融业在激烈竞争中走向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坚持分业经营必然会大大降低中国金融业的国家竞争能力。这些年来的实践已表明，分业经营的运行管理模式非但没有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反而使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经营一直处于困境，形成了大量诱发金融危机的隐患，极大地束缚了我国金融业发展。我国银行业的利润来源主要限于贷款业务，且50%以上的贷款都投向了国有企业，呆帐比例过大。同时，就证券业而言，我国证券市场在很长时间内都以中小投资者为主，投机氛围十分浓厚。

金融混业经营须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就目前而言，各国立法与实务中主要的组织结构有四种:(1)全面结合制:fullintegration;(2)部分结合制:partialintegration;(3)母银行制:bankparentstructure;(4)控股公司holdingcompanystructure其中金融控股公司制度是我国比较多涉及的。对于控股的标准通常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形式标准是以持有多数比例的股份为判断标准。而实质主义标准则认为，只要有对其他公司具有实际上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即可。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形式分为三类：一类是纯粹的控股公司。控股公司为母公司，其本身不从事任何具体业务的经营，主要任务是投资管理。如国家级的国家投资开发公司、平安保险集团等。第二类是事业型控股公司或称经营型控股公司。控股公司作为母公司，本身有主营业务，同时控股两个以上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包括由金融机构形成的控股集团和产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如山东电力集团、海尔集团。第三类是管理型控股公司，基本特征是控股公司与被控股公司之间不存在严格的资本纽带，控股公司多是逆序组建，即母公司先投资设立或控股若干个金融机构，后投资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把对金融机构子公司的投资控股管理业务集中委托于金融性控股公司这一子公司，金融性控股公司和下属若干个金融机构之间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它们都是母公司并列投资的两类公司。重组后的中信集团公司便是此种模式的典型。

中信公司是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创始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中信公司是中国展示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窗口。1994年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时，又被国务院定为试点单位，要求其紧缩国内投资业务，积极开展金融业务，改善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用经营计划管理取代目标管理方式。而今，在全球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中信公司又率先成立了金融控股公司。2002年，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负责投资和管理所属境内外金融企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等金融企业，以强化风险管理，统一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发挥品牌效应和协同效应，提供全方位服务，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中信控股是中国第一家国有独资“金融控股公司”，虽然公司的名称中没有“金融”字样。与此同时，还有光大集团、汇金公司、平安保险开设平安银行，国有银行涉足投行业务等等。

可以说，金融控股正在我国被小心翼翼的试验。但不论是哪种模式，我们都应该首先在制度上对金融风险加以防范。金融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在从事金融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所遭受损失的可能性。1995年世界银行在一项研究报告《国内金融集团的监管》中，指出金融集团产生的问题主要存在四个方面:风险传染、资本重复计算、透明度、利益冲突。199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集团内部交易与风险集中度原则》，对控制内部风险提出了原则性要求。直到现在，国内外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研究仍是在这一框架内，实践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关注也主要集中在上述风险当中。

风险传染是由于在经营上，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是一个整体，某一子公司危机会通过控股公司作用机制的传递作用，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蝴蝶效应”，将风险扩大和传播，使整个金融控股公司都面临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传播途径有业务传播和心理效应传播。在分业经营模式下，不同的金融行业、处在不同行业的金融经营机构严格分开，金融风险在不同行业和机构之间较难传播。但是，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中，子公司间不同金融业务的经营活动只具有相对性分离性，它们之间的交易会导致风险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进行蔓延。此外，由于各金融子公司与外部其他经营主体发生的交易关系，会使这种风险可能传染到其它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它金融企业，然后传染到其它经济主体。二是心理效应传播。当金融控股公司的某一金融子公司出现经营问题时，由于在社会公众的眼中，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是一个整体，因此对某一公司的信心动摇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整个金融集团的信任危机，最终可能使控股公司总体偿付能力和稳定性下降。

资本重复计算是所有控股公司中都存在的问题。母公司的一笔资本，可以经过投资到子公司，子公司投资到孙公司，孙公司反过来投资到另一个子公司，通过复杂的投资关系非常容易重复计算，尤其是相互持股关系非常复杂。同样一笔资本会在多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都以资产形式反映出来，即同一笔资金已利用和计算多次，于是就产生了由于转投资而形成的资本放大效应。由于金融集团的内部结构和股权关系非常复杂，即使集团中的每个金融机构都可能满足该行业的单一监管的资本要求，但整个集团范围内的资本可能是不充足的。

所谓内部交易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间所发生的资产和负债。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间所进行的内部交易包括相互服务的提供、资金和商品的相互划拨、相互担保、相互抵押以及为了避税和逃避监管而相互转移利润等。同时如果金融控股公司利用其优势地位，在集团内部进行不正当的内部交易，有可能会损害普通公众客户以及企业客户的利益，从长远发展角度分析也不利于集团本身。比如信息提供的公正性风险，在金融控股公司中存在为存款人提供咨询服务与为证券公司承销的矛盾。商业银行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没有为存款人提供公正建议的义务，并且整个金融控股集团必然首先考虑证券公司的利益，所提供的信息必然有失公正性。又比如贷款损失转嫁风险。当发现贷款客户经营困难时，而该问题的内部信息还未被公众知晓，由于具有这一信息优势，银行可通过证券附属机构发行证券，以此来偿还贷款，从而转嫁贷款风险。久而久之，这种风险将会影响证券公司的正常营业。还有搭配销售，商业银行利用贷款为条件，迫使公司利用银行的证券附属机构发行证券，即将证券发行与政权信贷一起搭配销售，这既扭曲了信贷决策，又造成了竞争的不公平。在信贷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优质客户是各商业银行竞相贷款的对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在我国信贷市场，市场化程度还不高，这种情况还是有发生的可能。

同时，还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尽管在经营上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整体，但事实上在控股公司与子公司间及子公司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在法律上都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作为子公司在人格、财产、人员及经营管理上是独立的。但由于控股公司对其控股关系，这种独立又是具有相对性，作为成员的子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必然受到限制甚至剥夺，子公司作出客观判断的能力将打折扣，由此带来风险的增加。比如在资源的分配上，由于控股公司各种资源的有限性，在向各个子公司进行分配时要进行总体权衡，缓解利益冲突；同时业务性质存在差异，如银行储蓄的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金融资产的安全性。但如果把银行资金用于自己控股公司的证券交易，追求股票的高额利润，则违背了投资者的安全性的意愿。此外，利益冲突还表现为金融控股公司及其成员与外部金融业务参与者，如金融集团成员与客户、投资人及监督部门等之间所发生的利益冲突。

鉴于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诸多风险，我们应该在法律体制的构造上对其加强监管，防患于未然。

首先，应加快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工作，解决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问题。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尽快制定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法律地位、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监管责任等予以明确，使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在法律框架下进行。

其次，建立资本充足情况监管机制。为保障公司有最低的运营资本及保证拥有最低的债权人保障资金，多数国家公司立法都设有公司最低资本金制度，公司在设立时和存续期间应达到规定的金额，否则不得设立或解散。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也须遵守这种规定。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测量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率的几种方法，并认为该机制应达到以下目的：能够识别出重复计算资本金的情况；能够识别出母公司通过举债向下属企业进行权益投资，而导致过高的财务杠杆的情况；查明不受监管的中间层的控股公司所造成的重复或多次计算资本金的情况，中间层控股公司持有经营金融业务的子公司或隶属企业的股份；查明和指出金融集团内部不受监管的实体所面临的风险，确定其资本金要求。

再次，设置内部防火墙。防火墙通常是指隔离金融各业尤其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一系列措施。防火墙主要有法人防火墙和资金防火墙。法人防火墙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把金融业务与非金融业务分离，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业务的机构分离，分别设立独立的子公司。资金防火墙限制同一控制权下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在资本、业务、资金的联系，以防止不同业务机构的风险相互传播，特别是保护银行不受其它机构的风险传染。在金融控股公司内设置防火墙，其目的在于消弥金融集团内存在的利益冲突，防止金融机构损及客户的权益，促进金融集团交易的安全和稳定。

同时，还应加强信息披露。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金融控股公司内外关系的不透明是金融控股公司风险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至少应要求其定期并以法定形式披露以下内容：第一，公司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第二，内部交易披露。应当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对组织结构和重大的内部交易进行披露，特别是披露那些将对集团财务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的内部交易。第三，风险提示和报告。每一个被监管的子公司必须满足专业监管机构制定的对风险集中的限制标准；控股公司向某一交易对手或附属机构的信用风险暴露超出控股公司资本的一定比例时，必须向监管当局报告并说明情况等。第四，财务报表申报和公告。

最后，应建立健全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层实施任职资格审查。与一般公司不同，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建立起内部稽核制度。内部稽核制度的目的是评估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运作及衡量营运的效率，并适时提供改进建议，以确保内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续有效实施，协助董事会及管理阶层确实履行其责任。同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是控股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子公司的母公司，因此，其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管理应当更为健全，以严格其任职要求，防止高管人员因金融知识的缺乏或进行不当交易而造成巨大的经营风险。比如日本对高管人员的要求是具备从事金融业务所必须的知识和经验，必须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德国对高管人员的要求是必须具备必要的专业资格，专业负责经理的人数必须在2人以上等等。

混业经营趋势之下，各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和争夺会给金融业的运行带来特殊的经营风险，法律上的监管应该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坚实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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