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启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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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梳理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从各自对货币的理解来认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其发展演变，可以确定一条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逻辑主线，沿着这条主线，就可以建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理论框架与计量方法，从而可以展开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货币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理论中，最有争议、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指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被迫改变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在传统分析中，很多观点都认为这种效率损失，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人们却对通货膨胀显示出普遍厌恶。由于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最直接的改变就其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这样，虽然在一般公众中，没有提及在通货膨胀时经济个体为管理他们的货币余额要耗费的额外时间和成本，放弃货币的便利性所带来的影响，但对于经济学家，却有必要对这些额外耗费的成本，这些效率损失重新进行再认识。

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思路

要解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问题，就必须首先要回答诸如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持有货币，货币为什么会具有价值，特别是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本身毫无价值的货币符号为什么具有价值，货币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货币现象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必然要对货币理论中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进行梳理与评析。采用这样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和分析，而不以模型的堆砌或其他研究框架来划分，可以回归到通货膨胀是一基本的货币问题这一本质，为理论模型的改进与优化，特别是根据中国现实约束条件，建立适合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及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提出明确的方向，即更加符合国情的对货币的认识以及对现实更逼真模拟的约束条件，同时也为评价各种模型的优劣，各种计量结果的可信度，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准则。

理论上对货币的认识，分为两类，一是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二是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围绕货币的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计量单位的三大功能，研究人们的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所在。然而，由于缺乏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的效用出发，这样就无法对个体在预算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也就无法对作为宏观基础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所以缺乏微观基础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存在重大局限。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就适当解决了这一问题。Sidrauski(1967)在“货币效用模型(Money-In-the-UtilityModel，MIU)”中，直接把货币引入到效用函数中，虽然并未解释为什么货币直接就能够给人们带来效用，但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的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从而引起个体效用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成本。这一事实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非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究竟有多大?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几乎没有对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其难度是在于非预期通货膨胀本身的不确定性——既不容易量度，也无法观察其转变，我们设想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对非预期通货膨胀作出一种转化，转化成类似于讯息费用、执行费用一类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条件，在原则上可以客观地衡量其转变。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约束限制条件来处理，从而就可以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下福利成本的研究再次纳入到现有的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之中，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仍然是针对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研究。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从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从各自对货币的理解来建立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逻辑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来认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其研究的发展。

三、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起源于Bailey(1956)，并自他开始，一般都沿用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需求运用消费者剩余分析，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那么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只不过，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而已，这样，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中，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就是货币需求曲线下方区域的面积。

Bailey借助于Cagan(1953)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首次用积分的方法求出了七次欧洲恶性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随后，围绕Bailey的方法，许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见解。Marty(1967)就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通货膨胀的提高而加快，而且产出也会随之增长，利用Mundell(1965)的模型，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且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率呈线性关系时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rro(1972)重点研究了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变，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而转向采用其他更低效的交易媒介(如香烟)，在重建货币需求曲线后，重估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Mussa(1977)则放弃了Bailey等人对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刻画，而集中在货币具有的计量单位、价值标准的功能上，认为只要价格和工资收入的调整是需要实际成本的，那么通货膨胀也就有成本。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都是从货币功能观出发来研究的，尤其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它们之间的传承也是对Bailey的货币需求曲线下方求积分的思想的完善和更现实的模拟。但不论怎样发展，这种估计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总量概念，在个体效用损失与总体福利成本之间是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而且它也只考虑了货币市场的均衡，是一个局部均衡的估计。局部均衡估计通常会有偏小的结果，在认识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作用以及评估货币政策变化的效果上，也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这些缺陷，归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缺乏微观基础造成的，随着货币理论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也就转向到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一般均衡估计了。

四、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结合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模型，Lucas(1994，2000)，Prescott(1986)，King等(1988)和Wolman(1997)，先后都提出了“补偿改变理论(CompensatingVariation)”：经济个体为了生活在一个有更低(或者更高)的持续通货膨胀环境下，人们愿意失去多少收入损失(或者得到多少收入补偿)，这种对收入改变的测度就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度，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个体最大化选择行为的假定，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同时，也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采用消费者剩余分析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和说明。

Leach(1983)继承和发展了Barro(1972)对交易的认识，认为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而不具有内在的价值。通货膨胀改变了商品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因此也就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福利获得。他在分析中采用了个体效用函数，具有微观的特征，但对货币的引入却是通过对商品的间接征税，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分析。

CooleyandHansen(1989)是较早正式采用微观货币模型和补偿改变理论的学者，认为货币的持有要归因于现金先期约束(Cash-In-Advance，CIA)，这种通过现金先期约束引入货币的方式是Stockman(1981)、Lucas(1982)、LucasandStokey(1983，1987)和Svensson(1985)所提倡的。他们认为消费是一个受到现金先期约束的现金商品，闲暇和投资是信用商品，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于消费与闲暇：分别为第t期的消费和闲暇，β为折现率，E0为在初期获得的全部信息上的条件期望值，A为常数。在消费的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运用Kydland(1987)的计算方法，通过补偿改变理论对福利成本进行了一般均衡估计。这种方法比较起Leach又深入了一步，通过对个体效用函数的细致刻画和约束条件的完整考虑，对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认识和模拟，估计出的结果也就更为可信。

DotseyandIreland(1994)扩展和完善了先前的研究，建立了利用微观货币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典范。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受到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随后又建立了市场中间商、商品生产者的约束，认为通货膨胀扭曲了这三个市场参与者的边际决策，都不能有效率地管理各自持有的货币余额，而且也要用闲暇来替换一部分市场劳动，还要从商品生产中分散一部分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金融中介服务，这些就构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分析考虑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从多个方面考虑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成本，因而也可以用来评价一些货币政策。

现金先期约束限制了经济主体的交易机会，于是许多学者又开始寻求其他的微观货币模型。EcksteinandLeiderman(1992)和Lucas(1994，2000)先后都利用了MIU模型，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Jones等(2001)通过考虑最佳货币数量指数(SuperlativeMonetaryQuantityIndexes)，利用MIU模型计量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Chadha等(1998)则运用了Mccallum-Goodfriend(1987)的交易时间(Shopping-Time)模型，通过假设持有货币能节省购买时间，因此提高了闲暇水平这一途径来引入货币。设闲暇函数为lt=φ(ct，mt)，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为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从而得到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Wolman(1997)设计了一个分段的交易时间函数h/(mt/ct)，当mt／ct大于等于一定值时，h(mt／ct)=Ω，Ω是一个非负常数，代表最小的可能的交易时间，当mt／ct小于一定值时，h(mt／ct)是减函数，这个设定和早期的存单理论是一致的，通过个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收益应该等于边际成本，来求得货币需求曲线，再由补偿改变理论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khshi等(2002)更详细地分析了Wolman的模型，并估计出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寻介理论(SearchTheory)强调了货币的交易功能，货币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了它解决了“双重欲望巧合的困难(Double-CoincidenceofWantsProblem)”，其研究起点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微观模型，它并不是从效用假设上引入交易成本，而是从交易过程中分析出交易成本，因此寻介模型在研究思想上更尊重实际。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andRocheteau(2006)在Shi(1997，1999)，Molico(1999)和LagosandWright(2005)对货币寻介模型的扩展研究上，更详细地研究了各种交易行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利用货币微观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外，也有学者根据实际状况，从其他的一些持币动机来进行研究。Imrohorodu(1992)就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的经济环境里，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设定个体的效用仅来自于消费，再设定了一个关于就业、失业的一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得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是货币需求函数的半弹性利率(Semi-InterestElasticity)，v是零通货膨胀时的货币流通速度。YosukeandAmuko(2002)在Imrohoroglu(1992)和KrusellandSmith(1998)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持有货币的自我预防动机，而不是常规的交易动机，成功解决了个体在不完全市场、面临失业风险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由以上可以看出，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模型，其区别的实质就在于对货币本质的不同认识，因而其所采用的理论模型的基础——货币微观模型也不尽相同。那么，各种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结果究竟又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