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研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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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可以预见，危机的演变以及各国的应对将对全球金融、经济乃至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目前美国的金融风暴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否存在某种相同之处呢?通过这两次危机的比较分析，探讨全球化形势下金融危机的应对与未来发展前景。

关键词：金融危机；失衡；金融衍生品；监管机制；多极化制衡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2-0011-03

1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当前金融危机爆发原因之比较

1.1相近之处

1.1.1本质都是经济失衡的表现

危机的爆发本质上都是由失衡产生的，每次危机的解决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失衡的本质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当不平衡积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就会以危机的形式释放出来。因此近20多年来，全球失衡就与金融危机如影随形。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国际收支短期平衡与长期平衡的关系处理不当。在长期国际收支平衡缺乏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就试图开放资本项目来实现短期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国内经济的均衡，这样做是很容易导致外国投机资本侵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一国的汇率往往具有助涨或助跌的作用。而这正是投机资本大量进入的国家极易发生货币或金融危机的原因。

当前金融危机实质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引起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失衡。危机的爆发就是对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严重失衡的一次总调整。

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这样，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国家就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一石油美元一商品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均衡”上。于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出现了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失衡。只有有效缓和乃至改善全球经济失衡的痛苦局面，全球经济金融才能真正从危机中走出。

1.1.2经济发展过热，经济结构与运行方式的不合理是内在原因

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经济增长较快。但高速增长积累起一些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迫切地推动经济增长，忽略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投资和生产大量过剩，普遍高估房地产供给、制造业的产能；同时，这些国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过分依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因为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居民大手大脚地借债消费，国家也鼓励大规模借贷和超前消费。加上全球化的趋势，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近年来，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了70％的历史新高。美国自1992年开始，经常账户余额已持续15年呈逆差状态，2001-2006年间经常账户逆差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7.36％。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美国政府和社会近年来一直是在债台高筑的危险状态下运行的。

1.1.3政策不当，银行不良住房贷款的全面爆发促使危机产生

过分依赖外资是东南亚经济中的弊病。泰国银行从外国银行借来“短期贷款”，然后借给国内房地产商“长期贷款”。该国还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如此，当外资纷纷撤离时，构成了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此外，由于一些银行擅自放松向房地产业贷款的标准，致使大量资金变成呆账。这就增加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最终导致一些金融机构濒临破产，一场严重的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随之爆发。危机首先发生在泰国，迅速蔓延到其他东亚经济体。

美国政府政策的不当为当前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虽是私人持股的企业，但却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特权，因而其发行的债券与美国国债有同样的评级。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在货币政策宽松、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两房”的隐性担保规模迅速膨胀，其直接持有和担保的按揭贷款和以按揭贷款作抵押的证券由1990年的7400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07年底的4.9万亿美元。在迅速发展业务的过程中，“两房”忽视了资产质量，这就成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潜在诱因。

此外，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为阻止美国经济下滑和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仅为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将这一超低利率水平维持了1年的时间。这种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刺激了房地产业的膨胀，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又使银行千方百计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上。但之后随着2004年以来美联储的连续17次提息，使利率由1％提高至5.25％，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高利率使美国住房市场泡沫破裂，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甚至导致其断裂，进而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并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1.1.4房地产泡沫膨胀是首要表现

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据统计，泰国金融机构实际贷给房地产业的资金约占其贷款总额的50％，马来西亚占29％，印度尼西亚占20％，菲律宾占11％。房地产业泡沫膨胀严重。

在2001年至2005年的5年中，美国自有住房者每年从出售房屋、房屋净值贷款、抵押贷款再融资等套现活动中，平均获益近1万亿美元。当经济开始周期性下滑时，货币政策出现调整，利率提升，房价暴跌，泡沫也随之破灭，整个链条便出现断裂，首先是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大幅上升，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1.1.5都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爆发并迅速蔓延的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也使资本流动能力增强，带来对危机进行防范和治理的难度加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等负面影响。

1.2美国金融危机的个性因素

(1)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金融创新”没有得到有力约束。

在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背景下，以负有维护美国经济整体稳定重责的美联储为例，它只负责监督商业银行，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只是在2004年经过艰难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的。由于缺乏监管，金融领域的“创新”泛滥。

金融评级机制的严重失误。评级机构在工作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因为它们认为这些结构性的债务产品与企业债券类似。实质上，不同的债务抵押证券具有不同的风险测评，应该加以区分地进行评级。结果，对债务工具的错误评级导致了错误的定价，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估为“优等”。

由于国际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而美国又无视一些国家多次提出的加强监管的建议，因此，整个国际层面也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

(2)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过多掩盖了巨大风险。

传统上，放贷银行应该把贷款记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并相应地把信用风险留在银行内部。但是，美国的银行却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这样就把原本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贷款资产移除报表，并以此转移相关风险；而投资机构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身成新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这样资产证券化的结果就是银行看似把风险已经完全转移给了其他金融机构，得到了一笔“无风险”的类似于手续费的收入，而这种无风险收入进一步刺激了银行从事这种业务。

由此，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的泡沫日益膨胀，投机行为兴起。起初1元钱的贷款可以被逐级放大为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当这些创新产品的本源——次级住房信贷资产出现问题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必然坍塌，从而引发连锁效应，造成金融危机。

2两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从影响范围与程度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泰国泰铢的暴跌，随后迅速扩散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1998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都陷入了负增长，同时，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的经济也近乎零增长。台湾的经济增长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东盟新成员国的经济基本未受影响，因为它们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的金融力量相隔绝。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当前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冲击比以往更强烈。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今天世界各地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金融开放之中，大笔“热钱”在全球各地迅速流动，各种金融衍生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典型表现是美国一些金融机构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出售给很多国家。因此，发源于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发达金融体系的金融风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影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上旬发表报告说，受严峻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正进入“严重低迷”时期。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接近于衰退”。

不过，亚洲国家在这次金融风暴中，相比欧美等地区受创较小，而且不少国家属新兴经济体，复苏亦将较快，随着亚洲外储基金的成立，未来亚洲在国际金融事务上将有更大的话语权。

我国金融体系仍未完全开放，加之前一轮的宏观调控已将资产市场的部分泡沫释出，因此我国经济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这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但应清醒地看到，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60％的开放大国，这场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外部需求的下降，使得我国的出口增长放缓。而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出口的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金融危机的发生减少了它们的需求，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国的出口，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

3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应对

3.1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国际应对

(1)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明显弊端。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资本在全球流动，但目前的监管却是以各国为单位，世界各国各自为政，对各自的金融市场都有本身的监管机构，这就造成监管竞争。这种竞争的后果是资本向监管放松的地方流动，因此会造成很多问题。

另外，国际组织对单个经济体的检查和评估标准不一，对发达国家约束小，而对发展中国家约束大，造成监管不公。国际组织应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监管。因为储备货币国向全世界发行钞票，应为全球经济负责，但其货币政策却是以本国货币政策为本，最突出表现就是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钞要以黄金储备为后盾，这就约束储备国不能滥发钞票；而现在没有黄金为依据，储备国滥发钞票的倾向无法约束，这会造成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随时存在急剧贬值的风险。

此次金融危机表明了加强各国监管机制的合作，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

中国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中国的诉求主要是三点，一是要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二是要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三是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

(2)在不久前召开的亚欧会议上，中日韩三国提出建立800亿美元储备基金，以维持货币稳定，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自二战后，由美国主导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会，原本肩负着应付金融风暴的责任，但面对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明显力量不足。亚洲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外汇储备基金，维持本地区的货币稳定。

3.2危机情况下中国的应对与未来发展

(1)当前我国金融业的情况。

当前我国金融业稳健运行。三大因素将帮助中国较好地应对此次危机：拥有1.8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存在资本管制；货币政策稳健，中国政府过去4年都实现了财政盈余。而且多年来的改革增强了我国金融业的抵抗力，各类金融机构实力普遍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市场流动性总体充裕。此外，由于我国，金融实行循序渐进的开放战略，对国际金融的参与度还不够高，虚拟经济的发展也比较缓慢，规模还不大，实体经济处于绝对主体地位。因此，我国金融体系是安全的。

(2)中国的危机应对与未来发展。

危机即是转机。虽然中国不可能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彻底免疫，但拥有丰厚外汇储备和巨额贸易顺差的中国会进一步加强国际地位，通过这次亚欧峰会，中国以至冒升中的发展中国家有望在参与国际事务上获得全新的空间和发言权，甚至参加主导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

纵观全局，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应着眼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个方面。

首先，促进实体经济的调整，依靠国家统筹资源，同时扩大内需。坚持投资与消费两手抓，一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等重大项目建设，整合壮大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大产业，构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装备制造业、航天制造业、物流产业、信息产业、资源产业等现代工业体系，并发展资源性大产业，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另一方面积极着手促进国内消费，采取措施扩大内需。这是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最有效、最可能的途径，也是国家发展壮大的根基。

其次，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自有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体系、科学有效的资本／资产估值定价体系，以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合理定价机制。从而达到避免价值虚高和估值不足，发挥资本／资产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更重要地是避免经济发展过多地受到国际定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牵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构建全球多极化制衡体系。过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制度的被动接受者，然而金融危机后的重建，恰恰给我们一个积极参与规则制定的重大机遇。现在是中国参与并积极主导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佳时机，应当谋求与我国经济实力相称的经济话语权，去年11月9号的20国财长会议，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就一致表达了这种声音。随着全球由失衡到再平衡的演进，未来改革的最终目标将是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以及单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结算机制，积极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贸易交易货币的多元化、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多元化，中国加强与欧元区、拉美、东北亚、金砖四国的区域协调，广泛建立自由贸易区，努力推动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制衡体系将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