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金融风险及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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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和10月，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一带一路”列为中国新一轮“走出去”战略重点。“一带一路”沿线经过65个国家，贯穿亚非欧大陆，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经济增长最快地区，工业、农业、进出口贸易均为世界最活跃区，存在金融合作的潜力。《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沿线半数以上的国家基建指数位于全球均值以下。而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融资等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纽带。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国内资本“走出去”、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已成趋势。“一带一路”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沿线投资规模成长较快，但是对沿线国家投资失败项目超过50%，甚至有可能风险高于收益，金融风险凸显。本文从宏观、系统的角度剖析产生金融风险的来源，对不同层次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的针对性监管对策。

一、金融风险的识别与分析

（一）信用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偿债能力弱，面临社会弹性风险，即资本流入国存在较大的种族宗教冲突、环境规制、资本、人员与劳动力管制及政府稳定性等方面的风险，宗教差异使得银行商业贷款难以参与，给银行产生信用风险（表1）。2014年银行不良贷款占比高于国际通行安全标准的国家占沿线国家总数的一半以上；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23.55%、21.21%和12.27%。

（二）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是指因汇率变动引起以外币计价资产或负债的价值上升或下跌引起的损益，存在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金融活动中。沿线国家大多币种偏小、风险等级偏高、国际流通性较差，汇率波动大。在印度、南亚、中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便于项目投资的资本运营，普遍收取当地货币，这样与人民币汇兑存在汇率风险。2010年至2016年6月，白俄罗斯货币兑美元的汇率由每美元兑2979卢布贬值至每美元兑20053卢布，2010年至2017年3月缅甸货币由每美元兑5.63缅甸元贬值到每美元兑1360缅甸元。汇率波动造成本国经济不确定性、负区域外部效应，也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而人民币便利程度低，沿线区域市场缺乏人民币与当地货币的互惠、互换机制，缺乏汇率风险对冲工具，汇率风险很难对冲。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相对稳定的货币体系，金融体系脆弱。一是期限错配。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最快，需要大规模长期投资，而流入该地区的资本多为短期资本，由于短期资本频繁流动，很难满足长期投资需要。二是货币错配。本地区相互间贸易量很大，双方计价和结算使用第三方货币，若区外货币美元稳定充足供应，贸易正常开展。若区外货币美元流动性不足，该区域即使有需求，相互间贸易也无法完成交易。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最大橡胶出口国，中国是最大的橡胶进口国，双方计价和结算使用美元。三是结构错配。本地区外汇储备、储蓄充裕，但是金融市场欠发达，造成外汇储备、储蓄外流，该区域反而需要动员区外资金投资于本区域。

（三）经营风险

CGIT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5年6月，中国海外工程投资累计已达3551亿美元，但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失败的43个项目中有31个为基建类投资，金额为477.8亿美元，项目与金额分别占比72.09％与62.21％。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失败的基建类项目数量、金额占比分别比同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水平高出13.65%和5.56%，中国企业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大型基建项目失败率较高（表2），其中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很难保证获得投资收益，可能会造成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巨额亏损。其原因主要是投资于高风险地区，或投资项目不符合东道国的环境保护要求，或通过寻租等非正规渠道取得投资项目，经营风险是引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损失的首要原因。

（四）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资源丰富，经济结构单一、波动性大且依赖外部市场，是由不同大国领导的多个双边合作组织的成员。“一带一路”倡议会触及原有区域组织中的大国利益，在大国的争夺下，沿线小国参与“一带一路”的立场不确定性，而且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其充当了大国间的战略缓冲，地缘政治争端、宗教冲突不断，存在主权信用级别下调的风险。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提出自己制定的区域和国家发展战略，这些战略与“一带一路”不完全相同，如中巴经济走廊与巴基斯坦正推进的区域开发战略存在空间错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分析显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项目25%源于政治干预，其中8％在投资前环节中遭到东道国政治势力阻挠。战略动向转变和政治风险是“一带一路”地区投资的最大金融风险。

（五）法律风险

海外投资目的国在法律法规内容、法律体系完善程度、执法环境等差异明显，东道国尤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税收等与中国法律法规差异巨大。1、一些地区司法偏颇、执法随意、法律软约束，按照正式规则解决争端难度大，很多协调需要部落首领，人为因素多。仅靠政府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容易陷入各种法律风险。2、不少国家和地区没有贸易自由化的政策，贸易保护严重。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进口和出口需要数十个文件，完成出口手续需要数月。3、部分国家针对中国产品频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印度是“一带一路”沿线的次区域大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中发起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由此容易引发声誉风险。

二、加强金融风险应对和管控

（一）实现多层次地域监管合作

一是完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完善国际游资的风险预警体系，对汇率风险、信用风险等设立预警指标，如偿还贷款率、延期付款率等。对金融风险进行分类分级综合管理，针对不同级别的风险制定多层次应急防范措施。二是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沟通协调，做到各国监管信息无时差共享和跨区域网络联合监管，提升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协调和监管一致性。也可以共同成立金融稳定基金，建立金融风险国别援助机制。三是构建现代化的监管机构，由“官僚式”运营方式改变为兼具专业经纪人的运营方式和政府监管的双层模式。四是利用政策性金融机构规避风险。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国家专门为“走出去”企业风险设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承保国家风险和买方风险。国家风险包括买方国家收汇管制、政府征收、国有化和战争等；买方风险包括拖欠货款、拒付货款及破产等买方信用风险，以及开证行或保兑行风险引起的买方银行风险。

（二）防范政治风险、法律风险

一是政府部门（如商务部、央行等）应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如“一带一路投资安全指数”，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金融风险信息服务和解决方案；利用外交手段同相关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提供经济外交支撑；利用国际法制规则应对风险。二是企业应评估重大投资交易的政治风险；参加包括世界银行、各地区性国际开发银行提供的海外投资保险，转移风险，或通过购买保险和创新性的金融工具规避风险。三是沿线国家在重视各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协调各国的产业限制、劳动保护法、贸易壁垒等，构架普适性法律监管组织和规章，使谈判协商等争端解决机制常态化，保障投资人和母国的利益。

（三）加强企业风险管控机制

一是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企业加快建设风险计量与风险评估管理平台，尤其要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对事关全域的重大项目优先部署；对国家间关系相对稳定、合作意愿强烈、容易达成共识的项目优先考虑；明确国家、地方、城市不同层次的分工，确定不同类型地区的重点任务。二是设立海外投资风险补偿基金，提升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缓释能力。三是提供金融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可通过融资、结算、保险机制创新，产融结合来解决融资风险；通过并购、完善网点布局等途径，提高抗风险能力。四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竞争力，降低经营风险。

（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东亚地区应重点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将本地区储蓄留在本地区。依托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长期资金安排，纠正期限错配。对华跨境货物贸易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本地区交易使用本地区货币，纠正货币错配。建立各国广泛参与的金融市场，纠正结构错配。建立双边、多边、多层次的自由贸易区，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使“一带一路”各国经济形成命运共同体，共担风险。

作者:贺之瑶 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