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度量及趋势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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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金融非均衡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专门测度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方法，本文借鉴李敬等(2008)分析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具体做法，从不同纬度对中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李敬等，2008)［17］。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测度绝对差距的代表性指标主要有如全距和标准离差等，测度相对差距的指标主要有如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等;虽然绝对差距能够体现最高收入地区和最低收入地区的绝对差异，但它潜伏着巨大的基数差异;而对于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来说，基尼系数(GINI)一般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而对数离差均值(GEO)对底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泰尔指数(GE1)则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很显然，不同的测度方法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基于此，本文选用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这三个指标来度量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水平。(一)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测度方法介绍基尼系数(GINI)目前是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的相对量统计指标，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C.Gini)在1912年首次提出。基尼系数在［0，1］之间。当GINI=0时，表示收入分配是绝对平均的;当GINI=1时，表示收入分配是绝对不平均的，收入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一般来说，GINI在0.3以下为最佳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水平，0.6以上就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自1912年基尼系数(GINI)被提出以来，围绕着基尼系数(GINI)的计算公式，学者们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比如，1912年基尼(C.Gini)本人就将基尼系数(GINI)计算公式确定为:Δ=∑nj=1∑ni=1(xj－xi)/n(n－1)，0≤Δ≤2u(1)上式中，Δ是基尼平均差，(xi－xj)是任何一堆收入样本差的绝对值，n为样本容量，u为收入均值。由于基尼的计算方法在不同人群组之间无法完全分解，Sundrum(1990)介绍了一种对一国或地区基尼系数(GINI)进行分解的方法，计算公式如下:G=P21u1uG1+P22u2uG2+P1P2u2－u1u(2)上式中，G表示总体的基尼系数，G1和G2分别表示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P1、P2分别表示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u1、u2、u分别表示农村、城镇和总体的人均收入。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考虑到中国城乡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上述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均难以有效度量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本文拟采用下述计算公式:GINI=－(n+1)n+2n2μy∑ni=1iyi(3)其中，n代表样本的数目，yi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到高排列后第i个体的金融发展水平，μy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平均值。(二)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测度方法介绍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最早由Theil和Henri于1967年首先提出来。在随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的计算公式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泰尔指数(GE1)为例，先后就产生了两个泰尔指数(GE1)指标，即是GE1指数T和GE1指数L;前者以GDP比重加权计算，后者以人口比重加权计算。比如，以GDP比重加权计算的GE1指数T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T=∑Ni=1ytlogytpt(4)上式中，N为区域个数，yt为i区域GDP占全国的份额，pi为i地区的人口数占全国的份额。GE1指数T越大，就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反之，就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小。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可将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分解为组间和组内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变动差距。如果假定集合N被分成m个组Nk(k=1，2，…，m)，每组相应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向量为yk，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均值为μk，区域数量为nk，则其占总区域数量的份额为νk=nk/n。方便起见，令y珋k表示用μk替代yk中的每一个分量所得到的新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向量。则有:GEO=Ge(y1，y2，…，ym)=1n∑mk=1∑i∈Nklnμyi=∑mk=1nkn1nk∑i∈Nklnμkyi+1n∑mk=1∑i∈Nklnμμk=∑mk=1νkE0(yk)+∑mk=1νklnμμk=W+B(5)其中，W表示k组不平等值的加权平均，它是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组内差距部分;B表示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组间差距部分，它是通过将每个区域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换成其相应的组均值计算而得到的。如果假定集合N被分成m个组Nk(k=1，2，...，m)，每组相应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向量为yk，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均值为μk，区域数量为nk，则其占总区域数量的份额为νk=nk/n。方便起见，令y珋k表示用μk替代yk中的每一个分量所得到的新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向量。则有:GE1=T(y1，y2，…，ym)=1n∑mk=1∑i∈Nkyiμylnyiμy=∑mk=1nknμkμy1nk∑i∈Nkyiμklnyiμk+1n∑mk=1∑i∈Nkμkμylnμkμy=∑mk=1νkμkμyT(yk)+∑mk=1νkμkμylnμkμy=W+B(6)其中，W=∑mk=1νkμkμyT(yk)表示k组不平等值的加权平均，它代表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组内差距部分。B=∑mk=1νkμkμylnμkμy=T(y珋1，y珋2，…，y珋m)则表示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组间差距部分，它是通过将每区域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换成其相应的组均值计算而得到的。在这里，W和B的权数νkμkμy为第k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占总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份额。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测度

在确定了测度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方法的基础上，要科学地测度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还必须确定相应的研究视角。由于地级市及其以下层面的数据难以获取，国家层面的数据又过于笼统，因此，本文拟从省际、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等三个视角入手来全面测度我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同时，考虑到我国城乡经济金融各项指标在改革开放前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测度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时间段选择为1978－2010年，即主要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水平。由于西藏、海南1992年以前的数据资料不全，将其从样本中剔除;重庆在1997年后才成立，其数据合并到四川省;因此，省际视角下的样本数为28个，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仍按相应省级单位所处的地域来进行研究。(一)省际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对于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本文借鉴冉光和、鲁钊阳(2011)［18］的做法，从结构、规模和效率三个维度来衡量，即: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城乡金融规模非均衡发展水平=［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贷款/农村GDP］;城乡金融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储蓄/农村贷款］。对于金融总资产、农村GDP、城镇GDP、农村贷款和城镇贷款等具体指标现有统计资料并没有直接提供，且受统计制度变化的影响，一些指标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对此类问题的处理亦借鉴冉光和、鲁钊阳(2011)的做法。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同人华塑，证劵代码为000509)1993年5月份才诞生，因此，分析区域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化发展水平从1993年开始算起，1978－1992年的不再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廖杉杉，2012)［19］。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由于本文样本时间跨度较长，为使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文中指标所有涉及价格度量的原始数据本文均采用GDP平减指数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运用前文所介绍的方法，可以分别计算出1978－2010年我国28个省级单位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指标，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来看，1993－1995年间，这几组指标变动都较大，这与我国的实际是相吻合的。1993年5月份，我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才正式诞生，短期内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心理带来了直接的冲击，也直接影响到城乡金融发展结构的变化;1996年以后，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形式的好转，特别是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逐步推进，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越来越高，相应指标的数值也越来越大，到2003年，上述指标的数值均达到最大;在国家对“三农”重视政策的影响下，2004年以来，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这种非均衡化水平仍然较高;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向实体经济的扩展，近两三年来，我国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重新出现波动。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不同的是，1978－1992年间，受我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以及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成立、改革的影响，1986年，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的相关指标出现历史最低，其他变动原因则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变动是一样的。(二)东中西部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由于基尼系数(GINI)无法在组内与组间进行分解，因此，在分析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时，不采用基尼系数(GINI)，而采用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从实际分析结果来看，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度量出来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故本文只列出并分析泰尔指数(GE1)指标下的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化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GE1)均值分别为0.157472、0.114806和0.141115，中部的均值分别为0.1353、0.0989和0.1124，西部的均值分别为0.002683、0.11131和0.13485，说明东部地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从时间点上来看，1986年，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GE1)最小，这与现实是吻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推行后，农村经济体内潜在的活力被充分发挥出来，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强劲;与此同时，为更好地支持城镇经济发展，受过去长期以来一直推行的“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持工业”政策惯性的影响，国家组建了以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的新的金融体系，经济建设的重点仍在城镇，城乡经济失衡严重;受此影响，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也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试点的东部地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中西部地区次之。从东中西部区域内、区域间以及整体情况来看，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化发展水平是非常明显的，区域内非均衡发展水平比区域间的更为明显，在整个非均衡发展水平中，区域内的非均衡发展水平一直占主要的地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吻合的。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发展思路，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国家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要服从这个大局。伴随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逐步扩大，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东部沿海地区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越来越显著。同时，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内产业发展的态势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不同产业从金融机构所获得的融资量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受区域自身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区域间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也是非常显著的，其泰尔指数(GE1)差异也很明显。(三)八大经济区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与前文的分析一样，对于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分析，不采用基尼系数(GINI)，而采用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来进行分析。考虑到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测度出来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故本文只列出并分析采用泰尔指数(GE1)测度出来的结果，结果如表3所示。同时，受篇幅限制，采用泰尔指数(GE1)分解的八大经济区具体的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未在文章中提供，备索，文中仅提供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总体差异及区域间差异占比情况。从表3中可以看出，八大经济区内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域间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而且从时间点上来看，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阶段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来看，无论是八大经济区内的差异，还是区域间的差异，1993－2010年间，除1993－1995年、2007年以来存在波动外，整体上是呈现出上升趋势的;从城乡金融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前，波动情况明显;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农村经济开始活跃，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开始大量出现，农村融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城乡金融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差异开始变小;1987年以后，随着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相继出现，比如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发展、福建兴业银行等等，区域之间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在表3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2004年以后，随着国家采取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特别是随着村镇银行的大量出现，有力地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困境问题，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问题。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分析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中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还必须对其水平未来的发展趋势作进一步研究。虽然ARMA模型可以对序列的发展趋势做预测，但其主要是针对短期预测，对序列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可能会存在不够精确的地方，本文拟采用R/S分析方法来对中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规律与未来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由于城乡金融结构时间序列过短，因此，本文不对其进行分析，而选择分析城乡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考虑到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的时间段为1978－2010年，为避免数据过少的问题，本文借鉴李敬等(2008)的做法，利用Excel和VFP产生随机数进行反复试验，发现选用可以重叠的区间分割方法对于小样本同样具有较高的精度(而对于大样本，重叠与不重叠的区间分割相差不)(李敬等，2008)［17］。因此，在区间分割中，采用可以重叠的区间分割方法，Hurst测算结果如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1978－2010年间，省域视角下城乡金融规模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分别增长了3.551%、388.9%和－6.78%，而对于的Hurst指数分别为0.911、0.926和0.935，接近于1，说明省域视角下城乡金融规模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指标为长程记忆系列;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形势不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其发展走势与1978－2010年的走势是一样的，城乡金融规模非均衡发展水平会越来越高。从城乡金融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情况来看，其未来走势也会与1978－2010年城乡金融效率非均衡发展趋势相同，其水平也会越来越高。从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发展的区域内、区域间情况来看，其相关指标增长率与相应的Hurst指数也充分表明，在未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不发生大规模变动的情况下，未来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发展水平也会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按照当前的我国整体经济形势的发展来看，未来我国无论是省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还是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均会越来越高，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必将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我国城乡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将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本文运用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对1978－2010年中国省际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和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进行了全面测度，并运用R/S分析方法对中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无论是从结构维度、规模维度，还是从效率维度来看，其在省级单位之间、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不同区域中都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还会越来越严重。很显然，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还是个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破解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迫在眉睫。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要破解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稳步推进“三农”保险事业的发展，强化对涉农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逐步缩小城乡金融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水平。“三农”保险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要积极构建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保险体系;要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发出涉农财产和人身保险产品，还需要继续探索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涉农企业在促进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带动农户增收脱贫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要从金融、财政、税收等多方面对其进行扶持，要千方百计地满足其正当的融资需求，通过财政手段对其进行补贴，采用税收减免等方式对其进行激励;要创造条件鼓励涉农企业的发展壮大，对符合上市要求的企业，政府可以为其搭建平台，扶持其发展(颜廷武等，2012;鲁钊阳、黄津，2012)［20］［21］。第二，加快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构建金融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合理流动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金融规模的非均衡发展水平。继续加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要按照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来合理布局并科学发展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有效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将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纳入到农村经济发展的轨道中;采取城乡间差异化的利率政策，有效避免当前农村金融资源的大量外流，通过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城市金融资源反哺农村，竭力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针对东中西部金融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情况，还应该加大区域间协作的力度，有意识地引导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合理流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2］［23］。第三，重塑支农惠农的农村金融体系，创新金融产品，逐步缩小城乡金融效率的非均衡发展水平。要继续发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的主力军作用，坚持农信社支农地位不动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和引导信用社与村镇银行合作，支持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力度，对其重新进行定位，拓展其业务范围，强化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化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力度，推动农村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完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张丞，2011;鲁钊阳，2012)［24］［25］;此外，还需要根据当前“三农”发展的实际需要，开发专门针对“三农”的金融产品，繁荣农村金融市场，竭力改变当前农村存贷比居高不下的局面，为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本文作者：鲁钊阳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