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监管论文：公职人员财产监管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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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袁峰工作单位：上海行政学院

正是由于存在公职人员以各种方式鲸吞国家财富的现象，才有必要对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和债务状况等进行监管。国际上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形成了两种监管机制。第一种是将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向社会公开。它强调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是反对腐败的最佳利器，保持公职人员廉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让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定期公开他们的收入、资产、投资及债务状况，通过由外向内的监管机制防止他们拥有的财产可能与其执行的官方职责发生利益上的矛盾。瑞典早在1766年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新闻出版自由法，它规定每个国民都享有查阅官方文件的自由，包括允许普通公民查阅任何公职人员的财产及纳税情况。2011年瑞典的清廉指数①为9.3，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4位。［2］美国、日本通过制定《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等法律赋予公民查阅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状况的权利。为了最大可能公开官员的财产信息，近年来俄罗斯、法国、墨西哥、英国等国家也尝试使用计算机电子技术推动公务员财产申报信息公开工作。第二种是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内部审核。它强调在腐败治理领域主要依靠执政党及其政府自身的自律机制，针对官员的财产状况，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机制。它将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重心，放在对申报资料的内部审查与核实上，而不是以信息公开的方式由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监督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例如，新加坡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所有公务员都在申报之列，不限定行政级别；申报内容不仅包括本人的财产和利益，还包括配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财产、利益；部门负责人和专门机构承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的主要责任，申报资料不对社会公开。新加坡依靠内部权力监督机制成功地抑制了腐败，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2011年新加坡清廉指数为9.2，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5位。［2］瑞•维斯尔认为：“统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享有政治体制所赋予的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运用它，但没有听任任何权力滥用、专横统治、贪污腐败、管理不善，以及对新加坡人民利益的漠视，这是非凡无比的。他们以超乎寻常的正直、奉献和对法治的尊重统治着这个岛国。”［3］233采取与新加坡类似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式的国家，还有越南、泰国等。我国自1995年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来，已出台了多项涉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财产登记”、“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方面的文件。但是，从实际的反腐效果看，这些规定并没有对公职人员的非法收益获利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涉案金额是衡量腐败者贪腐程度的主要指标，是把握大案要案发展动向及分析涉案人员状况的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它是评估国家腐败控制力的重要参数。从近年来人民检察院实际追诉与侦办的大量案件情况来看，贪腐数额远高于立案标准，并且大案要案在数量上总体上呈现逐步增长趋势。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犯罪金额比较小，达到十几万就会被判死刑（死缓）。从2000年至2010年十年中因贪腐被判死刑官员的受贿金额来看，少则500余万元，多则上亿元。［4］2011年我国的清廉指数为3.6，列全球排行榜第75位。［2］分析以往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范性文件未能产生显著反腐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对报告信息有限公开的规定未能全面落实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还没有公开申报信息的规定。1997年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规定：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颁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中规定：对于领导干部填写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书》的内容，由报告义务人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内或者规定的范围内通报。作为对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①“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5分为及格，满10分为最清廉。2012年5月11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发言时曾引用“透明国际”给予中国的清廉指数评分。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6年又颁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其中仍然保留了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的内容。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直到2009年才开始陆续有一些地方探索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的试点，目前还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做法。（二）对报告信息的核查未能完全展开作为对1995年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修改，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与以往文件中只是要求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相比，该文件突出强调了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材料的汇总综合、查阅方面的职责，并对经群众举报或反映突出的干部的申报材料进行调查核实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审核机制，但由于缺乏财产审核所必需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与条件，干部财产申报信息的核查工作目前还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例如，需要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登记管理；建立全国性的房屋产权信息登记与查询系统；在清理匿名、假名存款账户的基础上实现金融机构的完全实名制管理等。正是由于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的双重缺失，导致以往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相关文件未能充分发挥财产监管效能。2012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了国务院总理的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文章指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制度，加强督促检查，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5］7文章在强调要严格执行以查阅、调查核实申报资料为特点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同时，提出要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依此思路，中国对领导干部财产状况的监管将形成组织审核与有限公开为特色的双重监管机制。当前在中国实施这一监管机制，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制度适切性的角度，论证该项制度是否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规范以及国家类型相契合；二是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通过操作层面的设计使该项制度能够发挥出实际的反腐功效，进一步健全针对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监管功能。

（一）政治文化的适切性文化价值的认同构成了制度认同的核心，一种制度设计只有体现出被认可的价值时，人们才会产生现存制度适合于自身的信念。中国古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们依据儒家思想意识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古代，领导权必须由有道德的儒生来掌握，他们在道德上的卓越性能够超越普通民众。这种儒学遗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易于树立权威人士或贤明之士的高尚地位。统治者希望人们看到，真正具有美德的通常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好人”是对政府权力正当行使的唯一保障，人们将明智的决策、公正的判断寄托于具有优良个人素质的官员身上。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贵族清除不正义的帝国王室的权利，帝国皇帝取代不合位的君主之权利，以及官僚劝谏怠位的统治者之权利，都是由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赋予的。这信念就是，政治领袖主要靠道德说服力来证明自己的合格，一个王朝的变革性权力主要依靠管理者的伦理品质。［6］73-74因此，中国古代对官员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定，如当官不能参与经商。《臣轨》中指出：营私家则官事不成，在公门则不言货利，言货利则公门不正。①《天人三策》中讲：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②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同任何官僚道德一样，儒教的道德也反对官吏本身参与赚钱，不管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都被认为有背伦理、有失身份。［7］209对执政者的谋利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作为传统政治伦理，不仅为当代中国民众所信奉，也为当代执政者所接受。中国的公职人员是否如实呈报有关个人及家庭的财产状况，不仅是检验公职人员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取人民信任的重要方式。（二）制度规范的适切性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对其进行监管是否具有法理依据？笔者不认同公职人员不存在隐私权的说法，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属于个人隐私，公职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受到尊重。然而，即使对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具有尊重隐私权传统的欧洲国家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1）人人有权使他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他的家庭和通信受到尊重。（2）公共机关不得干预上述权利的行使，但是依照法律的干预以及在民主国家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为了保护健康和道德，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必要进行干预者，不在此限。［8］1012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认为，当特定个人的隐私影响到广泛的公共利益时，个人隐私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他指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9］253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由于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与担负责任的公共性，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需要通过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来防止公职人员利用隐私权隐藏贪污所得。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应当实施比普通公民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进行监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2010年7月11日执行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删除了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的第十条“对报告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的内容，更改为“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表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已不再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后不久，2008年5月25日中共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要求对干部申报的个人事项进行审核，并对部分内容实行网上公示。之后，全国多个地方先后出台了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包括浙江省慈溪市、湖南省浏阳市和湘乡市、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三）国家类型的适切性“在东亚地区，与政治最密切相关的结构是自主国家。这一概念在这里并不仅仅指国家的运作独立于社会的压力，而是指国家塑造着社会的秩序。”［10］92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詹姆斯•R.汤森与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描述中国的国家类型时认为：“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11］30自主国家在政治上强调自我约束，依靠自身设定的法律、法规、政策、纪律来制约掌权者的行为。当这种约束力处于弱化状态时，国家权力的无限增长就有可能带来畸形自主（给予主管部门广泛的随意处理权）。自主国家由于缺少在体制外促使官员向社会负责的权力制约机制，决策失误、腐败现象更多地依赖于体制内的监督机制来克服。［12］431962年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党的问题时指出：“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13］309根据我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的规定，对于报告信息，主要采取组织内部查阅或调查核实的方式。即使近年来一些地方要公开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也大都仅限于部分内容的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主要还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来抑制腐败，而不是完全依靠体制外的力量。从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来看，大都属于限制性公开模式。（1）限制公示内容。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出台的《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没有要求在网络上完全公开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财产状况，而是采取公开申报与秘密申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当地廉政网及媒体向社会公示的仅有4项（需要申报的内容共有11项）。（2）限制公示范围。先行试点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地区，如浙江省慈溪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都是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政府办公大楼公告栏、单位内部网络、向相关人员发送短信提示等对公职人员财产状况进行有限公开。

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为基础的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各自拥有对公职人员非法财产来源进行监管的独特功能。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的廉政状况，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两种制度安排的有机结合，发挥出对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合力作用，使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成为有效检测公职人员廉政程度的“利器”。（一）公职人员财产审核制的特性由官方专门机构组织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审核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监管方式。尽管通过公示申报信息而引发的举报式监督，威力不容小视，但是通常不具备官方专门机构在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面的优势。（1）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权威性与规范性。为了查阅及调查核实有关信息，有关监管机构有权要求公职人员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否则，将直接承担相应的责任及处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2条第5款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根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不如实报告的、隐瞒不报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免职的处理；构成违纪的，将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14］9而且，有关监管机构一旦发现官员申报的个人资产与正常收入不符，可以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2）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专业性与协作性。通过有关机构的组织、协调，有助于建立起与个人身份信息相关的综合管理体系。①有关机构可以通过银行核实申报人提供的个人资产信息，有效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转移以及防止事后受贿等腐败犯罪活动。金融机构不仅要对在任以及曾经担任过公职的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重点审查，而且要对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所要求开立或者保持的账户进行审查。政府部门通过确立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的义务，可以使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并报告可疑的交易活动，是预防和监测犯罪资产转移的重要制度基础。我国中央人民银行将于2011年3月至201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相关公民身份信息真实性的核查，发现并清理一批匿名、假名账户。②有关机构可以推动建立重大利益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防止发生虚报、瞒报的情况。目前，房产已成为一些官员腐败后的主要投资品，在贪官不如实申报在各地的房产情况而审核又不严的情况下，即使向社会公示其房产情况，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也会受到限制。我国正在建立的房屋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①，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公职人员不如实申报家庭房产状况的现象。③有关机构通过完善公职人员国外利益的登记管理，有助于追回被转移到国外的腐败犯罪所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确立了公职人员对国外资产的报告义务，而且为了鼓励缔约国之间的合作，要求缔约国的主管机关之间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资料进行交换，以便对公职人员转移到国外的犯罪所得进行调查、主张权利并予以追回。2011年我国第一次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登记管理。国外从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审核的机构通常是具有独立性的。鉴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干扰以及财产审核工作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当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审核不宜由本单位、本系统的组织（人事）部门的人员来承担。建立具有独立性的专业审核机构，才能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58•2012.6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拥有对党员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利，国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只能依照《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与监察权力进行监察，由于在监督对象、职权范围上的差异，由二者分别承担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职责势必会造成多头管理。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体制下的产物，目前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任。并且，作为我国的专业预防腐败机构，已经具备了开展财产稽核工作的能力与手段，其工作职能包括对与腐败有关的金融、土地、建设、医药、电信等领域信息进行采集与分析，与检察院、法院、公安、银行等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等。因此，国家预防腐败局应当成为我国负责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专业权威机构。（二）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的特性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义务与公职人员适当保留隐私的权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是在当前中国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是基于平衡两者关系的折衷性考虑。（1）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稳妥性。“有限公开”避免了因采取过于冒进的措施而导致相关信息的过度传播引发的副作用，减少了制度推行的阻力与社会敏感度，有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有关公示工作。由于“有限公开”减少了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对外曝光度，反而便于有关部门对于公职人员公布个人情况的全面性提出要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要求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收入、房产、投资等方面的事项，这与《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中有关公职人员全面公布个人情况的要求尚有差距。例如，还缺乏有关债务、社会关系、商业活动、出售或者购买超过一定数额的资产等方面情况的申报信息。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社会关切的舞弊问题，制定出公职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财产的具体要求。（2）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有效性。“有限公开”可以充分发挥体制内监督力量的作用，鼓励机关工作人员对内部腐败者进行揭露，以克服腐败行为固有的隐蔽性。比一般公众更为了解公职人员工资收入与实际生活情况的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更有可能对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是否存在差距作出清晰的判断。一旦有内部知情人举报其申报信息与事实不符，将会对腐败者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指出：机构工作人员很可能对其工作和观察范围内的任何营私舞弊行为有较大程度的了解或有把握的怀疑。［1］125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13］310因此，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有限公开制同样是一种颇具有效性的监管方式。2009年，浙江省慈溪市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对现职副局（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住房、私车等情况进行公示，并由所在单位员工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评公示结果，不满意票达1/3将被追究责任。知情人的举报常常受到卖友求荣、不忠诚、自我晋升等各种指责，有关部门或组织应当塑造适应与鼓励内部人正直举报的组织文化以及制定相应的规范。例如，向谁举报；举报的渠道；举报的时限；提出指控的明确标准以及对最初的指控进行初步的分析；对指控的提出者或接受者建立必要的档案记录；在确定所提供情报的准确性和有用性之后支付奖赏；建立起为举报人保密的制度；对新的政府雇员定期讲授政府部门要求的道德责任等。韩国《反腐败法》将公职人员举报内部腐败行为作为一项义务，该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公职官员如果得知其他公职官员有腐败行为，或者，其他公职官员迫使或提议其进行一项腐败行为，应该立即将此事实向侦查机构、反腐败委员会或审计与监察委员会举报。［15］36-37（三）实现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应当依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廉政规范，借鉴国际上公职人员财产监管两种不同机制的优势与长处，积极寻找推进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途径，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提供政策建议。（1）理性选择审核与公示的对象。从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制度设计来看，一般并不需要所有公职人员都申报或公示财产状况，通常会聚焦于那些容易产生利益冲突的职务及职位上的公职人员，而且有的国家对财产申报、财产审核以及财产公示的对象分别进行了制度性限定。例如，《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政府要员、议员、军警以及学校、国有企业与地方自治团体4级以上的公务员要登记财产，并由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上述人员的登记事项进行审查；另外，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在官报或公报上要公布1级公务员本人和配偶、直系亲属的财产登记事项。［1］355-360结合目前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我国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的实践，笔者认为，当前应当从申报、审核、公示三个层面分别对有关对象进行限定。①需要申报的对象。申报对象应当聚焦在那些更能在重大决策出台、重大项目决策、重要执法行为中产生影响力的公职人员。主要应当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领导干部。②需要审核的对象。鉴于我国目前需要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干部人数规模庞大，当前对有关人员申报的财产信息进行查阅与调查核实的工作应当主要适用于以下五种情形：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的履职工作；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受理有关举报的工作；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③需要公示的对象。目前我国相关的制度规范允许有关组织以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应当申报对象的有关信息。由于实施干部财产公示所需要的配套条件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成熟度不同，这样的探索目前仅仅出现在我国的一些个别地方，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经验。不过，这样的地方性探索案例正在呈现增多的趋势。一些地方结合当地的廉政状况，有选择地将一些部门、单位、特定岗位的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进行公开。（2）科学设计审核与公示的实施步骤。对申报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之前先进行组织内部审核，是实现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重要设计思路，这主要基于以下一些理由：首先，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缺乏有效的财产审核机制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未必能够在申报中提供真实的财产信息。因此，盲目公示公职人员财产信息的做法，不一定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2009年，俄罗斯将官员的收入与财产信息在网站上公布之后，俄罗斯的“干部门户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的被调查者相信网站上公布的官员财产与收入信息是真实的，71%的被调查者对此给予否定，21%的被调查者表示“难以回答”。不相信者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官员的奖金、补贴等间接收入以及各种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没有在申报信息中反映出来。［16］其次，配套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举报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和个人接受监督，会有助于提高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举报人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压力和风险。普通举报者要想扳倒有实权的官员在现实中是有困难和风险的，如果没有正式反腐机构给予举报人的保护机制，人们的反腐热情会受到腐败者的嘲讽甚至无情打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17］此外，如果缺乏廉政文化机制的配合作用，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推行将难以在官民中达成共识，并形成上下齐动的局面，单位内部人是否选择举报很可能受到人际关系的干扰。受上述因素影响，盲目公示可能导致“有公示无举报”的情况出现，最终使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徒具形式。再次，注重制度实施的稳妥性。由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是通过审核的资料，可以为保证更大范围监督的有序性与有效性提供支撑。有关机构在组织公示之前可以出于对公职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考虑，对申报资料中的部分信息进行适当的技术处理，对申报人的权益进行必要的保护。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不是一项单一性的制度，而是一项制度集合，它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机制才能推行，盲目出台欠缺系统性、协调性的财产公示措施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3）实现审核与公示功能的有效叠加。一些国家为了增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力度，对公职人员实行财产申报后既审查又公示的监管措施。上世纪80年代，是韩国历史上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韩国为了有效地监督公务员的财产状况，防止公职人员不正当的财产增值，在制度设计上改变了由公职人员所在部门的首长负责审查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的做法，专门设立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来承担这项工作。同时，根据《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的有关规定，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总统、总理等政务职及1级以上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团体长官及地方国会议员等12类最高级别公职人员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财产登记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并将申报内容在官报或公报上公开。与韩国将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叠加作用于最高级别公职人员不同，中国则不宜将财产审核与公示的重点聚焦于这部分公职人员。第一，中国绝大多数的腐败产生于基层公职人员，中高层公职人员涉案人数不多。据统计，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2月，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85万件，占同期立案总数的88%；处分54.03万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86.8%。［18］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省部级干部7人，厅局级干部198人，而县处级干部则有2319人。［19］第二，广大干部与群众对基层公职人员更为了解，对身边的腐败问题敏感度高。当前我国基层腐败案件呈现出隐蔽性强、潜伏期长的特点，在基层公职人员中实施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示制，将会提高专业反腐机构与广大干部群众发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两种财产监管方式叠加的反腐效应能够更充分地体现出来。第三，对于中国的中高层公职人员，只要在干部选拔任用环节、考核考察等环节上加强财产申报审核工作，同样可以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2008年至2012年上海市对800多个新提任的市管干部进行了包括个人经济情况在内的廉政申报，有些申报不清楚的问题要本人说明，通过有关部门加以核实。其中确实有个别人因为故意隐瞒、故意瞒报、提供信息不真实而没有得到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