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爱尔兰金融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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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尔兰金融业业态繁荣多元

（一）银行服务业在挑战中前行。由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盈利能力改善前景渺茫等因素，爱尔兰银行业业绩整体水平难以迅速改善。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步回暖，爱尔兰银行业资产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爱尔兰主要银行和众多小机构经过危机后主动寻求转型重组，将银行业务拓展至保险、资产/投资管理、航空金融等领域。爱尔兰政府保留国内主要银行的大量股份，同时信用合作社部门将继续巩固。当前，爱尔兰拥有80家世界领先银行（包括20大全球银行中的17家）广泛开展全球业务，经营范围涵盖各种国际银行业务类型；有20个国家的全球银行在爱尔兰设立了运营机构。爱尔兰国际银行服务业包括前端、后端事务/支持（即运营与技术），企业及批发银行业务等职能部门，机构经纪业务，全球商业与交易服务，企业与结构性金融，财政与现金管理，证券化业务，交易金融服务，外汇等。（二）非银行金融服务业竞相发展。爱尔兰基金管理享誉全球，吸引众多资产。爱尔兰拥有全球基金资产的4.9%，欧洲基金资产的14.6%。截至2017年1月，爱尔兰共有来自55个国家的800余名跨境投资经理管理12000多只基金，总资产（含爱尔兰境内及其服务资产）共计3.8万亿欧元；在全球顶尖的25个资产管理人中有21个拥有爱尔兰基金。爱尔兰是全球最大的另类投资基金所在地，拥有全世界超过1/3的另类投资基金；同时是国际最大的国际集合投资（CIVs）中心之一。截至2015年底，爱尔兰集合投资工具（集合投资计划和汽车金融公司）中资产管理共计2.7万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2.5倍。此外，爱尔兰基金业88.3%的总体自动化率表明爱尔兰正通过基金标准化流程推动效率的提升。爱尔兰保险业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众多国际巨头均将爱尔兰作为自身跨境保险管理地。全球60%的人寿保险公司总部或运营中心设在爱尔兰，每年在爱尔兰承保的跨境寿险业务超过200亿欧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整付保费储蓄和投资产品。当前，爱尔兰保险业在爱尔兰持有2000亿欧元资产。爱尔兰金融科技处于世界发展前端，是少数几个在金融服务和科技领域均卓有建树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软件公司及欧美十大互联网公司都选择在爱尔兰成立研发中心。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各个环节发展成熟,已在爱尔兰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金融服务公司包括花旗、万事达、怡安、富达、保诚、德意志银行和联合健康集团等；爱尔兰本土金融科技公司包括Realex、Fexco、Fenergo、Fintrax和Corvil等公司。爱尔兰是全球飞机租赁金融业务中心。爱尔兰租赁公司管理的资产超过1590亿欧元；在世界飞机租赁业务份额超过63%；飞机数量在全球总数中占比为26%；十大租赁公司中有八家设在爱尔兰。全球两大飞机租赁巨头——AerCap和GECAS的总部都设于爱尔兰，三井住友银行（SMBC）亦将其全球航空业务总部建在爱尔兰。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也相继在爱尔兰设立国际航空租赁中心，其中包括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海航集团、和记黄埔、新世界、中航等。

二、爱尔兰金融监管环境优质

（一）监管改革历程。作为欧元系统国家①，爱尔兰金融服务主要依据欧盟立法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爱尔兰金融监管机构亦紧密关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及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等银行、市场、保险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发展改革计划（programmes），不断充实强化监管内核，提升监管功能和效力。根据《2010中央银行改革法案》（The2010CentralReformAct），爱尔兰中央银行将具备微观审慎、宏观审慎、监督（supervision）等金融监管功能，同时依据国内法负责制定宏观审慎措施。爱央行委员会成立。随着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SingleSupervisoryMechanism，SSM）于2014年11月4日正式启动，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CentralBank，ECB）和爱尔兰中央银行将共同承担爱尔兰银行业监管职能，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近年来，由于金融监管活动规模激增及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的实施要求②，爱尔兰中央银行将对其相关监管职能进行改革。根据爱央行2017年5月30日公开信息，为确保爱央行在更大范围内执行监管职能，在中央银行业机构（theCentralBankingpillar）和运营机构（theOperationspillar）③不变的基础上，爱央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将主要分属于审慎监管机构（thePrudentialRegulationpillar）和金融行为监管机构（theFinancialConductpillar）。审慎监管机构将负责信贷机构、保险及资产管理的监管；金融行为监管机构将包括消费者保护、证券市场监管及执法。政策和风险局（thePolicyandRiskDirectorate）作为金融行为监管机构的行政分支，将支持上述两大机构履行监管职能。此外，还将成立新的金融监管监督委员会（FinancialRegulationOversightCommittee），以确保中央银行监管工作协调性和有效性。（二）主要内容。宏观审慎政策和微观审慎政策的运用是爱尔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宏观审慎监管是爱尔兰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之间的共享功能。单一监管机制规定（SSMRegulation）授予各国监管部门和欧洲央行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各成员国可有不同设置）。欧洲中央银行可以应用较高的资本缓冲规则，同时设置相较于各国监管机构（topping-uppower）更严格的措施。爱尔兰中央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资本监管要求（CapitalRequirementRegulation，CRR）或资本要求指令（CapitalRequirementDirective，CRD）Ⅳ之外的工具，比如贷款价值（Loan-to-value，LTV）和贷款收入（Loan-to-income，LTI）比率的限制。对于保险、养老金、证券市场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与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uropeanSystemicRiskBoard，ESRB）、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组织（EuropeanInsuranceandOccupationalPensionsAuthority，EIOPA）、欧洲证券市场管理局等相协调。由于结构的单一性，爱尔兰中央银行内的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具有很强的协调性。在《中央银行法》（theCentralBankAct）下，爱尔兰中央银行担负明确的金融稳定职责，并对国家议会众参两院负责。出于相互制衡的目的，设有两个咨询委员会，分别为内部金融稳定委员会（thein-houseFinancialStabilityCommittee）和监督委员会（theSupervisoryCommittee）。此外，还设置包括中央银行、财政部（DoF）、国家财政管理局在内的“负责人组织”（PrincipalsGroup），以供爱尔兰政府其他机构进行讨论协调事宜。中央银行往往需要吸收来自其他公共部门和政府机构的观点，包括来自其他监管机构、行业、学术和公众的咨询意见。执政者（theGovernor）享有绝对的宏观审慎决策权力（LTV和LTI比率的限制除外），但在考量金融稳定方面应充分重视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Committee，FSC）的建议。此外，有关银行决议职责（Bankresolutionresponsibilities）界限的界定，爱尔兰监管当局和新的单一决议董事会（SingleResolutionBoard，SRB）应履行不同职责。2016年1月，单一决议董事会（SRB）承担爱尔兰银行决议计划和决策（结合欧洲委员会）的直接责任。根据单一监管机制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直接监管爱尔兰银行及在爱尔兰建立的泛欧银行。作为国家决议机构，爱尔兰中央银行负责决议计划和决策，及有关重要性较低制度（LessSignificantInstitution，LSI）的执行（SRB未包括LSIs）。总体而言，爱尔兰金融环境优质稳定，金融监管方式灵活多样，监管机构敏锐度较高，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内外部环境的变更而及时做出反应和调整。比如2008年欧债危机，爱尔兰迅速采取一系列金融监管措施，密切关注金融业服务质量，并积极参与欧盟相关金融法规制定，从而率先退出欧债危机纾困机制，在欧洲经济复苏进程中一枝独秀。

三、中爱两国金融合作日渐紧密

中爱两国在金融领域合作日趋紧密。两国金融主管部门、智库、科研机构、行（企）业等持续加强沟通交流，寻求共识，务实合作。一是两国政府高层间合作不断深入深化。2008年10月，中国银监会与爱尔兰金融服务管理局（IFSRA）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加强监管合作，促进双边互设机构的合法稳健经营。该备忘录进一步保障了中国在爱投资企业的长远发展，促使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借鉴国际经验进而推进国内金融改革进程；同期，两国还签署了《中国证监会与爱尔兰金融服务管理监管局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爱尔兰投资发展局合作谅解备忘录》。2016年7月，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表示将积极参与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中爱金融合作。2016年12月底，中国国务院批准授予爱尔兰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爱尔兰成为全球第18个RQFII试点地区。2017年3月，爱尔兰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申请获批。当前，爱尔兰投资发展局先后在上海、深圳、北京三地设立办事处，已经吸引华为、工银租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海航集团、贝因美等投资者。二是两国各级政府、商（协）会、科研机构、企业从不同层面进行不同层次探讨探索，谋求最大限度的务实合作。爱尔兰政府部门非常注重同中国科研机构、高端智库、高校、企业等进行广泛沟通讨论。尤其受英国脱欧事件影响，爱尔兰驻华使馆、爱尔兰财政部、爱尔兰投资发展局、爱尔兰科技与贸易局（EnterpriseIreland）等多次举办多种形式研讨交流活动，在活动中深化了解和增进共识，推动双方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互动协作。中国产官学界各主体与爱尔兰在金融领域合作意愿愈加强烈，合作步伐明显加快。首先，两国以自由贸易园区合作为契机，航空金融租赁发展表现积极。2016年4月13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爱尔兰香农自由区在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飞机融资租赁、航空产业链、跨境投资、融资租赁配套产业、跨境电子商务等五个方面展开探索；2016年5月18日，广东省机场集团与爱尔兰香农集团在爱尔兰香农河畔的香农国际机场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广州设立中爱空港自由贸易示范园区，同时在跨境投资、两地客货运通航、飞机融资租赁、航空产业链、机场设施升级建设、免税、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长期合作。其次，两国金融交流通道进一步拓宽，沟通渠道愈加丰富。截至2016年，爱尔兰中央银行同意接受爱尔兰注册的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UCITS）和另类投资基金（AIF）通过“沪港通”、“深港通”进行投资。第三，双方着力推进金融技术服务平台的对接，促进两国人员、劳务自由顺畅流动。2017年，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与爱尔兰大使馆签署了《中国浦东发展银行爱尔兰出国金融合作协议》，之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将与爱尔兰科技与贸易局、爱尔兰驻华大使馆正式开启技术连接，在其官网内接入在线开立存款证明和在线支付学费的平台。2017年6月，爱尔兰基金业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合作推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赴爱尔兰投资指南》，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爱尔兰及在爱尔兰建立欧洲基金业务提供指导。此外，中资企业积极进驻爱尔兰。中国工商银行、国开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以航空租赁为切入口，试水国际飞机租赁市场。

四、中爱两国金融合作展望

基于中爱两国近年来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成绩来看，两国金融合作从国家宏观监管层面拓展至微观市场运作，合作主体从两国政府高层延展至各类企业及产学界，合作方式和途径也愈趋于灵活多元。在世界经济温和复苏的大背景下，中爱两国应继续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谱写国际金融合作新篇章。（一）着力推动两国金融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多层次沟通交流。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是中国2016—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其中对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阐述；爱尔兰国际金融服务战略2020（IFS2020）是爱尔兰2015—2020年金融服务发展总体战略，旨在促进爱尔兰国际金融服务业及爱尔兰全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该战略明确了五大主要任务及三十项具体举措①。总体来看，两国政府在金融服务、乃至与金融服务息息相关的其他产业领域的关切点和着力点都比较类似，所面临由于科技、大数据、数字化、行为主体消费和支付习性等所带来风险管理、合规方面的挑战也并无二致，因此可以将两国经济金融发展战略有效衔接。比如中爱两国在发展可持续绿色金融方面加强探讨；中爱企业可在金融科技领域共拓商机，尤其鉴于爱尔兰在金融科技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和强大网络，中国不管是初创型企业还是成长型金融科技企业都应积极与其交流合作，在合作中共建更具凝聚力的金融科技生态圈。此外，我国各地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可对爱尔兰国际金融服务战略2020进行全方位把控和解读，引导、指导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二）稳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拓展人民币国际化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我国正逐步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以期通过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改善我国金融市场投资者结构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国内投资者全球化投资需求。可通过准入政策吸引并鼓励爱尔兰金融机构到中国金融市场中开展业务；支持中国有实力的金融机构走向国际，比如通过在爱尔兰设立分支机构，借助欧盟“单一牌照”机制进入欧盟市场。中爱金融市场间互联互通可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范围，提升人民币作为结算及投、融资货币的市场地位；也有助于将爱尔兰发展成为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维持人民币币值灵活稳定有利于降低汇率风险及交易风险，稳定投资及资产估值预期，继而推动经贸投融资一体化进程。人民币已于2016年10月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pecialDrawingRight，SDR），伴随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和资本账户有序开放，人民币将逐渐从贸易结算货币向世界储备货币、全球计价货币转化，这也将大大提升爱尔兰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积极推进中爱两国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深化金融合作是实现两国互惠互利最现实的利益基础。（三）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及工具，实现互利共赢。基于中爱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深化经贸合作，投融资渠道及工具亟待进一步完善。具体来看，首先，可尝试在爱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债券。“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以基础设施及其收益权为抵押发行债券融资。将所融资金投入到“一带一路”项目中，缓解融资压力。同时我国政府可考虑设立担保基金，为基础设施债券增信，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丰富机构投资者的层次。其次，尝试在爱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产品。通过结构化设计将基础设施资产未来能产生的现金流拆分为不同期限不同信用等级的证券化产品出售给合格投资者。在盘活项目存量资产，加快投入资金回收的同时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再次，积极推动“公共私营合作制”融资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融资模式），充分调动和发挥私人资本、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双轮驱动，降低财政和金融风险，减少资金缺口缓解期限错配。另外，试点开展中爱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双方政府通过协商，逐步放宽金融机构跨境贷款审批额度及流程，鼓励金融机构采取联合贷款模式，积极推动国际工程项目贷款、跨境并购重组贷款等业务，为投融资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最后，中爱双方可通过政策协调实现双方基金互认互通，适度增加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以满足贸易结算和投融资需求，拓宽人民币境内外流转渠道，丰富金融衍生工具品种以提高风险对冲效能。（四）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冲击。历经全球金融危机及区域经济危机洗礼后，发达经济体仍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霾，其所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巨额流动性大量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我国为应对危机冲击而采取的主动加杠杆举措进一步推升了资产价格泡沫，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及证券市场都出现了巨幅震荡。全球风险需要共同采取行动，抵御金融风险冲击。爱尔兰金融服务业发达，金融创新能力强，宏、微观审慎监管体系比较完善，监管方式较为灵活，然其银行业不良资产率偏高，行业发展仍未走出泥潭。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金融服务部门日趋发展壮大，由成长期向成熟期跨越，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潜在风险。目前，国际资本市场暗流涌动，“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全球风险投资偏好下降。中爱双方应加强双边监管合作，在增强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有效管控风险。第一，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完善金融要素定价机制，着力合作化解金融资产质量风险，提升资产管理水平。第二，完善宏、微观审慎监管工具和措施，积极引导市场预期，把握政策的协同效应，提升监管的灵活性和针对性。第三，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预警监测机制及巨额资本流动应急预案，持续推动跨境资本监管的协调性。第四，搭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跨境交流，合理降低投融资成本。第五，规范离岸金融市场定价机制，协作防范和化解跨市场操纵行为，有效降低金融业务风险。

作者:吴凝 祁晓颖 单位: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