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水平测度与经济福利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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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众多指标可以用来反映某一具体金融产品的服务水平，但测度金融服务总水平的系统指标却没有定论。国外学者试图直接测度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即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能够获得金融服务的程度，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金融服务的供给和人们对金融服务的使用。Beck,etal.于2005年第一次引进一组新的银行业覆盖指标，来测度信贷服务可及性水平。这些指标分为两大类：一是银行金融机构覆盖度———每千平方公里银行机构密度、每十万人银行机构拥有量、每千平方公里ATM密度和每十万人ATM拥有量；二是银行金融服务使用度———每千人贷款额、贷款收入比、每千人储蓄额和储蓄收入比。以上指标虽较为粗略，却是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首次尝试，也是对金融发展指标的重要补充。Honohan（2006）基于150多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提出了另一个新指标———拥有银行账户的家庭数量占总家庭数量的比值。随后，StijnClaessens（2006）和MandiraSarma（2008）也在Beck等人的基础上对上述指标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与改进，所提指标仍然是围绕金融服务的覆盖度和使用度来设计的。由于各国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为了保证测度结果的可比性，学者们不得不舍弃一些测度指标（这些测度指标在某些国家容易获得，并且能较好反映金融服务水平，但在大多数国家却难以获得）。因此，测度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主要是从银行机构覆盖度、存贷款情况、拥有银行账户的家庭比例等维度展开。通过对金融服务可及性的测度，国外学者得出一致结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服务水平较低，只有不到50%的人口才能够获得金融服务（Beck,etal.,2009）。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测度方法基本是基于现有的银行统计资料进行的，如果用以上指标来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话，就会使得测度结果与实际水平具有较大差距。这是因为，金融服务并不是仅仅局限于银行提供的储蓄、信贷服务，即上述测度指标并没有包括金融服务的全部内涵，弥补这一缺陷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微观调查获取数据。正如Claessens&Demirguc-Kunt（2006）所指出的那样，测度金融服务可及性的最优方法是进行家庭层面的调查。另外，上述测度方法只是基于金融服务水平的若干维度分别讨论服务水平，而没有从总体上去衡量。如何将这些指标综合起来测度金融服务水平，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国内学者对金融服务水平测度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李猛（2008）引入了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一个新指标———成年人中借款者比例，来研究影响金融服务水平的因素。耿颢（2009）以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的信贷额占总信贷额的百分比作为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发现山东省金融服务水平不及江苏省和广东省。刘亦文、胡宗义（2010）则将研究范围定位于农村地区，首次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将农户数与营业网点数比值、营业网点数与土地面积比值、获得贷款企业数占总企业数比值以及获得贷款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比值合成一个测度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可见，国内学者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考虑数据可得性基础上，相较于国外研究有了一定创新，但仍然没有更全面地去测度我国金融服务水平。金融发展越来越强调要包容性发展。印度包容性金融委员会（RangarajanCommittee）2008年正式提出了包容性金融的定义———“在一个可支付的价格水平上确保脆弱群体能够及时、充足地获得金融服务的过程”。MandiraSarma（2008）将包容性金融定义为“经济体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够轻易地、有效地获得和使用正规金融体系提供的金融服务”。现今，金融包容性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提升金融包容性也已成为许多国家首要推行的政策。上文提到的测度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基本是单个的，只能反映部分信息，使用这些单个指标进行测度有可能对该地区的真实金融服务水平形成误判。因此，MandiraSarma（2008）首次利用多维度分析方法提出金融包容性指标IFI（IndexofFinancialInclusion）。IFI主要包含了金融服务的3个基本维度：银行机构的渗透率（拥有银行账户人口比例）、银行金融服务的有效性（每千人金融机构覆盖度）和对银行系统的使用（存贷款总额占GDP比重）。这一综合评价指标的提出弥补了以往利用单个指标分别测度金融服务水平的缺陷；但由于缺乏合适的数据，IFI没能将可支付性、及时性以及金融服务的质量包含在内。随后，SatyaR.Chakravarty&RupayanPal（2010）和MandiraSarma（2011）对该指数进行了改进。同测度金融服务可及性的指标一样，IFI测度的主要还是银行业的储蓄、贷款和支付业务，保险、汇款等基础金融服务仍未包含在该指标中。金融排斥，是指人们不能以合适的方式获得必需的金融服务（Leyshon&Thrift,1995;Sinclair,2001;Carboetal.,2005）。因此，通过测度金融排斥程度可以间接反映金融服务水平。一般认为，金融排斥包含可及性排斥、价格排斥、条件排斥、市场排斥和自我排斥五个维度（Kempson&Whyley,1999）。学者们基于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分别对金融排斥程度进行了测算（田霖2011；高沛星，王修华2011），同样这些单个的排斥维度也不能全面反映整体的金融服务水平。虽然上述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一系列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但目前仍然没有公认的最全面、最优的衡量方法，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微观数据的缺乏。另外，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金融服务水平时基本上都将注意力放在国家这一宏观层面，对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的研究十分缺乏。

金融服务的经济福利效应

近年来，国际机构的相关扶贫与合作项目证实了金融服务对使用者经济福利的正向影响。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2004）认为，提供给贫困及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主要指小额信贷）是扶贫的重要工具，获得储蓄、借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有利于他们掌控日常收支；美洲开发银行（IDB,1997）、亚洲开发银行（ADB,2000）指出持续性地向贫困人口提供多种金融服务能推动金融系统及全社会的进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6）认为金融服务尤其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除国际机构之外，其他许多实证研究也基本支持以上观点。例如Udry（1994）认为人们获得信贷服务，除了能够促进生产以外，对平滑消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Binswanger&Khandker（1995）运用印度农户的数据分析了获得正规借贷的影响，发现农户获得正规借贷后显著提高了贷款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李锐、李宁辉（2004）估算出了中国农户借贷对收入和福利效果的边际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借款能够增加其纯收入，改善其福利状况。Paul,etal.（2009）运用ADL指数证实了获取微型金融的储蓄和贷款服务在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危机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消费。刘亦文、胡宗义（2010）认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有益研究，但单个家庭金融服务的获得和扶贫之间的系统证据仍然非常缺乏（EdwardAl-Hussainy,etal.2008），因此，要获得更准确的结果必需依赖于合适的计量方法（Pitt&Khandker1998）和质量更高的数据（StijnClaessens2006;EdwardAl-Hussainy,etal.2008）。小额信贷是近年来新兴的金融服务，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影响广泛；保险和汇款同样是较为基础的金融服务。因此下面主要从这三个方面以及金融抑制角度来具体阐述金融服务所引致的经济福利效应。小额信贷可以为贫困家庭和微小企业提供发展机会，发展小额信贷是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的力举。但是，学者们对于小额信贷的经济福利效应却持不同观点。许多学者认为小额信贷在减缓收入不平等、缓解脆弱性和扶贫等方面有着振奋人心的积极作用。Littlefield,etal.（2003）认为，小额信贷及它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商业贷款。他们通过总结世界各地的调查结果，认为小额信贷在消除贫困、提高子女教育水平、提高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及女性社会地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众多国外学者对孟加拉国小额信贷进行了广泛研究，例如，Pitt&Khander（1998）、RubanaMahjabeen（2008）均发现借贷对提高家庭的收入、减缓收入不平等、平滑消费、消除贫困、积累资产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影响效果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孙若梅（2005）通过分析河北易县、南召扶贫社项目的调查数据，得出小额信贷主要通过投入非农经营来增加农户家庭收入，且小额信贷可以改善农户间的信贷分配。张立军、湛泳（2006）通过小额信贷的反锁定模型，证明小额信贷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与技术三方面的反锁定来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增产不增收”问题，降低农民贫困度。刘燕丽等（2008）指出，虽然小额信贷对深陷贫困的农户家庭具有一定的排斥作用，但它有效地帮助脆弱农户抵御了陷入贫困的威胁，这在扶贫和小额信贷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李雅宁、杜志雄（2011）则认为增加小额信贷的贷款次数可以持续显著地提高农户家庭的务农收入水平。然而也有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如JonathanMorduch（1998）对孟加拉国参与小额信贷的1800个农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获得金融服务并没有显著提升其消费水平，儿童上学的比例也未上升，其影响仅仅体现在降低了农户的脆弱性，而非减少贫困。Coleman（1999）也持类似观点。ThiThuTraPham&RobertLensink(1995)基于越南的数据，对小额信贷能缓解贫困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发现参与小额信贷项目并没有显著影响自主创业家庭的利润。因此，小额信贷减贫的作用依然不清晰。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小额信贷影响效应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方法选择不当造成的，例如存在选择性偏差。Morduch（1998）、Pitt&Khandker（1998）认为这取决于对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使用。根据FSA（2000）的界定，保险属于金融服务的一大维度。目前学术界对于保险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比较典型的成果如YoungP.,etal.（2006）通过小组座谈和对照组比较的定性研究方式，发现参与保险的人不仅能在遭受疾病时较快地获得治疗，而且能有效缓解疾病所带来的冲击。另外，MichaelR.Carter（2010）也认为保险不仅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还能够进一步促进农户各方面发展。汇款服务同样也是金融服务的维度之一。目前，汇款额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已成为低收入国家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汇款服务产生的效应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量的文献表明汇款服务对医疗健康支出（Amuedo-Do-rantes,etal.2007）、减贫（Esquivel&Huerta-Pineda2007）、教育（Hanson&Woodruff2003）、创业（Woodruff2007）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一般来说，正规的汇款服务往往是比较昂贵的，尤其是在缺乏竞争和客户缺乏相应金融知识的情况下。在汤加和新西兰的研究发现，银行普及率的不足不仅减少了竞争，也使得汇款更加昂贵，人们不得不花较大金额来获取支付、汇款服务，大大降低了福利水平（Gibson,etal.2006）。Demirgü-Kunt,etal.（2009）运用墨西哥村级层面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汇款与银行的金融服务水平以及金融深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发现银行通过汇款服务，使得家庭可以用汇款收入来购买耐用品和投资于企业。但是汇款服务对于经济福利的具体影响如何，则需要使用汇款等金融服务方面更为详实的统计资料与数据。除了从正面直接测算金融服务的经济福利效应外，一些学者也从金融抑制及信贷配给方面间接考察了金融服务缺乏情况下的福利效果。金融抑制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及农村地区，因此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于农户金融抑制的福利损失测算。典型文献如李锐、朱喜（2007）运用biprobit和match模型，采用微观数据分析了金融抑制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发现由于金融抑制，农户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消费性支出和非土地性资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刘适等（2011）通过模糊聚类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也得出了类似结论。DongFengxia,etal.（2010）则运用内生性Switching回归模型发现，金融抑制使生产性投入、农民素质和教育都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若消除金融抑制，农业生产力和农户家庭收入都会得到提高。另外，邱崇明、李辉文（2011）通过实证分析表明，金融抑制对居民的消费需求存在着“门槛效应”和“时间窗效应”，即在短期内温和的金融抑制能够刺激消费需求，但在长期内对消费需求是有负面影响的。信贷配给产生的负经济福利效应十分普遍。GuarcelloL,etal.（2003）认为信贷配给在决定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关系着家庭是否将孩子送去学校接受教育，这就使得信贷配给成为决定儿童脆弱性的重要因素，信贷配给的存在降低了儿童福利水平，从而产生恶性循环，不利于家庭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卢亚娟（2009）利用包含是否受到信贷配给和福利影响联立方程的内生标准函数的Switching回归模型，结合江苏372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发现信贷配给使得农户无法获得或只能部分获得其所需的资金来进行投资，从而影响了农户收入增加，进而影响农户福利状况。刘艳华、骆永民（2011）经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大于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

文献简评

从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我们可知：学者们测度金融服务水平主要从直接衡量金融服务的可及性、计算金融包容性水平，以及金融排斥程度这三个方面展开。其中，衡量金融服务可及性和金融包容性水平基本围绕银行机构覆盖程度、存贷款情况和拥有银行账户比例这三个维度进行。国外学者在上述测度方法和维度的基础上对各国金融服务水平进行了横向比较与分析，开创了该领域的研究先河，为后续深入研究金融服务水平指明方向；然而，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改进的空间：一方面，除了金融包容性指标（IFI）这一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以外，其余的测度指标均是从单个角度进行分析，既容易对实际金融服务水平的测度造成误差，又会增加横、纵向比较的复杂程度，不利于分析，并且金融包容性指标（IFI）仍需要依据现实情况进一步去拓展其涵盖的维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测度均以银行为例，但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并不仅限于银行，还包括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等，对金融服务提供者的狭窄界定，同样也会造成测度的偏差。就国内相关研究而言，由于国外的统计数据与我国存在差异，因此学者们虽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测度指标进行了若干修改，但同样没有全面涵盖金融服务的所有维度，大部分研究仍然处于借鉴和模仿阶段，尚未构建出能科学测算我国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关于金融服务与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金融服务对使用者经济福利有着正向影响，即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帮助提高收入、缓解收入不平等、平滑消费、降低贫困率等。从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三点不足：首先，目前的研究基本选取收入、消费、贫困、生产等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研究金融服务引致的经济福利效应，对经济福利缺乏一个全面、清晰的界定，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经济福利有待进一步深入；其次，学者们将主要精力和对象集中于信贷服务对经济福利的影响，而对于储蓄、保险等其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研究较为缺乏，金融服务的维度尚需拓展；最后，目前的研究并没有详细探讨金融服务对经济福利的具体影响机制，即金融服务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来影响经济福利，这个“黑匣子”是如何运作的也没有得到一致的揭示与认同。总之，由于金融服务水平测度的相关研究兴起较晚，因此真正将宽泛意义上的金融服务水平与经济福利相衔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未来研究展望

金融服务水平是金融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因此如何能够科学、合理地测度金融服务水平成为目前研究金融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金融服务是一个意义比较宽泛的概念，按照FSA的观点，储蓄、信贷、保险是最为基础的三种金融服务，国内外研究（尤其是国内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银行类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服务，对其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研究力度不够；绝大多数文献也没有将金融服务进行细分，所得结论较为笼统；对于综合性评价指标的研究尚不深入；国外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若干指标并不完全适用于测度我国金融服务水平。基于以上原因，评价我国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须重新构建。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构建金融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以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为主，非银行金融机构所提供服务为辅；涵盖储蓄、信贷、保险、汇兑、证券等多种服务种类；将公告的统计数据与微观调查数据相结合；在建立指标体系的同时，还须从整体上把握我国金融服务水平，构造一个综合性评价指标。构建金融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金融服务水平，归根到底是为了了解我国金融发展程度；但金融服务引致的福利效应，尤其是经济福利效应，才是最终衡量我国金融政策选择、干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福利”，在微观经济学中被定义为理性人消费一定商品或服务而从中得到的效用或满足程度。个人福利的加总就形成社会福利。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认为，经济福利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即社会福利中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那一部分福利。要研究金融服务引致的经济福利效应，如何界定和衡量经济福利成为首要问题。从上述国内外文献可以看到，学者们主要侧重于研究某种金融服务对收入、消费或者贫困的影响，维度单一，对经济福利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因此，亟须在理论上对经济福利进行全面、清晰的界定，如可以将生活质量等维度纳入经济福利范围，并结合宏观统计数据或通过实地微观调查构建福利指数予以衡量。农村金融虽然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却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实现农业的产业化与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大力支持，农民问题与农村金融密切相关，而且城乡二元金融结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金融发展。我国作为农村金融改革和实践的大国，对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进行较为全面的系统测度，并对其引致的经济福利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目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自2006年开始公布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的相关数据，这为构建更为准确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可能，同时，深入农村地区获得更为详实的微观统计数据则可以对宏观数据进行有益补充。（四）研究金融服务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机制如前所述，对金融服务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侧重于在国别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但鲜有文献具体阐述金融服务对经济福利的内在影响机制和渠道，这部分研究尚须进行进一步的细致分析。研究金融服务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机制可以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例如在研究我国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及其经济福利效应这一问题时，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分析出农村金融服务主要是通过向农村居民提供资本要素，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改善生产条件，以及人力资本投入这三个途径来提升经济福利，从而找到渠道桥梁；另一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搜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先考察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对农业产业结构、生产条件和人力资本效应的影响，再分别研究这三个方面对经济福利的作用力度，以此深入分析其影响机制。

本文作者：黄莹熊学萍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