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合作论文：中朝金融合作的驱动原因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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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滕奎秀杨兴龙工作单位：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朝金融合作现状

尽管中朝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但由于朝鲜经济体量小，对外开放程度低，银行信用缺失，朝鲜金融处于相对恶劣的封闭环境中，中朝金融合作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银行间结算关系初步建立中朝现汇结算贸易始于1992年，现汇结算通过第三国转汇方式完成。随着双方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人民币现钞结算方式逐渐增多。目前，对朝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大约占80%以上。人民币现钞在朝鲜的大量使用客观上要求建立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1.2000年，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与朝鲜金三角洲银行签订协议，以朝鲜三角洲金融信托会社为名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单边结算账户，并在其账户余额内办理各项收付业务；2005年，金三角洲银行正式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2004年10月26日，中朝两国央行签订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间支付结算的协议》，之后，丹东地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与朝鲜的光鲜银行和高丽银行建立了行关系；3.2005年，朝鲜光鲜银行在中国银行丹东支行开设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006年，由于中国银行上市，账户移到中国建设银行；2008年，经两国相关部门共同签订协议，指定光鲜银行在丹东建行开立专户，办理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转存业务。至此，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已初步建立起来，覆盖了吉林延边、辽宁丹东与朝鲜接壤的主要区域，疏通了与朝鲜商业银行结算关系，开辟了滞留在朝鲜的人民币集中回流的正规渠道，为加深中朝贸易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金融合作停留在地区层面尽管中朝两国已初步建立起银行间结算关系，但高层合作匮乏，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合作形式多是地方性的。朝鲜银行体系多头分管，央行对劳动党和军部的银行缺乏有效约束，加之兼有行政管理职能和业务职能，使得朝鲜央行在制定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朝鲜的政治敏感性和对外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国央行在中朝金融合作上缺乏积极主动性，中朝目前尚未建立起央行间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没有形成信息交换机制；全国层面上的商业银行合作关系尚未建立。金融合作覆盖地域主要涉及吉林延边地区与朝鲜罗先地区，辽宁丹东地区与朝鲜新义州地区；合作领域局限于贸易结算，在非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很少涉及。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中朝贸易品种多，金额小，交易分散，需要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但是，中朝边境口岸城市金融服务功能弱，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目前，朝方银行在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了单边结算账户，而中方银行尚未在朝鲜建立账户，加之受朝鲜通信渠道的制约，中朝现汇贸易结算多数是通过朝鲜首都平壤的银行与港澳地区银行进行转汇，手续繁杂，成本高，影响了资金的及时收回。资金结算主要采取汇款方式，信用证、保函等结算业务更无从谈起。

中朝金融合作的驱动因素

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两国不断加强合作，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朝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贸易、投资和旅游。中朝经贸合作为双边金融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体现了对加强双边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中朝金融合作更为迫切。而且，受朝鲜金融环境和中朝金融合作现状的制约，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如不加强监管和疏导，将影响双方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和金融安全。贸易驱动中朝建交初期，双方经贸往来以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为主，双边贸易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上世纪80年代，朝鲜积极扩大对外贸易，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朝贸易迅速扩大，尤其是边境贸易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朝鲜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经历了长达9年的经济负增长，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中朝贸易跌入低谷。但是，由于朝鲜整体对外贸易额出现了较大的萎缩，中国此时已成为朝鲜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贸易增长迅速。2011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6.29亿美元，与2001年7.38亿美元相比，增长约7倍，年均增长率为22.53%（图1）；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国地位，反映出中国对朝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持续性出口；从贸易比重来看，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23.1%上升到2011年的67.14%，如果不考虑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33%增加到2011年的84.39%（图2），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深。在西方社会对朝鲜实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将会持续下去。中朝贸易为中朝金融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中朝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将会推动中朝金融合作的步伐。投资驱动从2000年初开始，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以中国南方企业牵头，中朝边境地区为媒介，展开了对朝鲜的投资。2005年1月，总理会见总书记时提出中朝经贸合作应贯彻“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从此将市场因素引入中朝两国投资合作。同年，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关于投资优惠和保护协议》，为双方经贸合作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保障。[5]2011年6月，中朝经贸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合作开发的“两岛一区”———即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和罗先经济贸易区部分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朝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朝直接投资存量为2.4亿美元，比上年2.62亿美元略有降低；除2010年外，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图3）。由于一些企业没有在商务部门登记，对朝投资额远远超出上述数据。中国对朝投资初期，主要以技术、设备等实物作为出资，但后续投资———如原材料、人工费、日常管理支出等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投资。目前，中朝投资规模还比较小，但随着投资合作范围的拓展，“两岛一区”项目的逐步实施，投资合作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中朝投资增长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将引致双方对金融合作的更高需求。同时，中朝投资还将通过影响贸易来影响金融合作。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中指图1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图2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单位：%）注：比重1为包括南北贸易后，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比重2为不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韩国统一部《南北交流合作动向》：www.unikorea.go.kr；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出，“FDI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使东道国具有了基于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时，显然会导致东道国对外贸易能力的增强，国际贸易与FDI呈现互补效应。”[6]中朝投资将通过促进贸易增长放大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旅游驱动中朝旅游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0年以后得到快速发展。2009年10月，中朝两国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朝鲜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家。2010年4月，中国公民赴朝旅游，可以通过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直接飞往朝鲜平壤而无需通过边境口岸。2011年4月末，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成功开发。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是东北亚地区第一条实现三国同时免签证的旅游线路，拓宽了东北亚各国旅游合作的空间。2012年4月，中国旅游专列直接驶入朝鲜内地。通过不断交流与探索，中朝旅游合作得到了深入发展。根据双方旅游部门统计，2001~2009年，中国赴朝旅游人数累计达50万人次①；2001~2011年，朝鲜赴中国入境人数累计达117万人次②（图4）。虽然朝鲜存在对外政策不稳定、朝核等问题，双边旅游表现出不规律性和不稳定性，[7]但旅游规模总量及其对经济的贡献不容小觑。同时，旅游人员携带大量人民币现钞跨境旅游和消费，给金融监管带来难题。政策驱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实体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对外贸易平稳增长，国务院第56次会议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拱北、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此背景下，2009年7月，六部委③联合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公告[2009]第10号），允许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出口贸易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试点首先在上述5个城市启动。2010年6月，六部委再次联合发文，将试点地区扩大到辽宁、吉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而2010年3月，《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①中国国家旅游局不区分国别（地区）公布出境旅游人数，朝鲜国家观光总局2010年、2011年相关数据也无法查到。②朝鲜居民赴中国旅游观光、探亲访友者少，主要为会务、商务和服务人员。③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图32003~2010年中国对朝直接投资情况（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免）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0]26号)规定，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新疆、西藏、云南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出口企业，以一般贸易或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从陆地指定口岸出口到接壤毗邻国家的货物，并采取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方式的，可享受应退税额全额出口退税政策。以人民币现金结算方式出口的货物，不享受出口退税待遇。但由于边境省份及其毗邻国家的情况特殊，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补充规定：“对确有困难而不能提供结算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入账单的边境省份出口企业，可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边境省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核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40号）相关规定，凭签注‘人民币核销’的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向税务机关直接办理退税”。上述政策推动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补充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朝贸易额的大幅度提高。从全国情况看，2009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额仅为36亿人民币，2010年上升到5028亿人民币，仅2011年1~5月就实现7273亿人民币，是2009年的200多倍。[8]从中朝贸易规模看，2011年对朝贸易额为56.29亿美元，同比增长62.5%，其中对朝出口31.65亿美元，进口24.64亿美元，同比增长38.9%和107.4%（图1）；2012年继续攀高，2012年1~4月贸易额为19.04亿美元，同比增长32.6%。[9]中朝贸易额的大幅攀升更加得益于对朝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的普遍存在。2010年9月，辽宁省丹东市率先开展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据海关统计，目前在中朝贸易中，通过丹东口岸的贸易量占70%以上。由于银行间支付渠道不畅，中朝双边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量还比较少。丹东地区是开展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转账结算业务较好的城市，但丹东市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对朝贸易结算量，2011年上半年仅为52笔，共2亿人民币，占丹东地区贸易结算总量的8%左右，[10]更多的交易是通过现钞结算方式完成的。在吉林省，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办理的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要少于丹东市的规模，与银行转账结算相比，人民币现钞结算量却非常大。如延边地区仅交通银行延边支行2011年度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金结算业务就达到1亿人民币，延边地区共有10家银行办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钞结算业务。吉林省集安、白山等地对朝贸易全部以现钞进行结算。由于中朝贸易结算中大量使用现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改革在促进中朝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商业银行负责试点企业跨境人民币资金收付的贸易真实性、一致性审核。作者通过对有关商业银行和对朝贸易企业的走访调查发现，在出口业务贸易真实性的审核上，企业存入人民币现钞时，商业银行仅凭贸易双方购销合同审核贸易真实性和资金来源，依据不够充分；而对于进口业务，由于以人民币现钞支付货款，企业不需要进口付汇的批汇、购汇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有现金，通不通过银行审核对企业是没有影响的。一般企业的做法是进口付汇不通过银行审核，没有出口退税要求时，出口收汇也不通过银行审核。这种情况下，在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核、货物流和资金流的一致性复核上保证程度有限。因此，可以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朝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监管难度。一个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中朝银行间合作，将现钞结算纳入银行渠道，加强对跨境贸易人民币资金收付的监测和管理。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中朝贸易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流动量日趋扩大。据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测算，丹东地区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情况为，2004~2009年累计流出量为79.7亿元，累计流入量为73亿元，在朝累计滞留量为6.7亿元；2004年流出流入总量为16.6亿元，2009年流出流入总量为35.66亿元，总流动量增长了114.82%，其中流出量增长了90.88%，流入量增长了143.87%，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规模不断增加。图们江区域人民币跨境流动情况与丹东地区相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延边中心支行调查，在朝鲜罗津、先锋地区，人民币占当地流通货币的50%以上，已获得了事实上的硬通货地位。[11]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对边境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金融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跨境流动是市场自发产生的行为，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给金融监管提出难题。人民币跨境流动有利有弊，其积极影响是：1.有利于推动边境地区经贸发展；2.有利于获得货币发行收益；[12]3.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消极影响是：1.增加了边境地区人民币资金监测和调控难度；2.增加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贸易真实性审核难度；3.加大了“货币走私”治理和“反洗钱”难度；4.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误差。

加强中朝金融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是朝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朝贸易对朝鲜的贡献非常大，对中国却较小。2011年，中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67.14%，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0.2%还不到。同时，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朝鲜是一个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规模经济和金融风险的双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银行与朝鲜银行进行金融合作的主动性。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中朝贸易的特点：以人民币为主要结算货币，以现钞结算为主要方式。中朝两国目前的金融合作水平已无法有效支持中朝“两岛一区”项目和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顺利开展。因此，中朝金融合作应立足于中朝经贸合作的长远规划，并关注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加强中朝双方中央银行的沟通与合作中朝两国央行应搭建起长期、稳定、有效的金融合作平台。1.中国央行应采取积极措施，与朝鲜央行建立合作关系，定期召开两国央行领导会议，加强两国央行间的协调与沟通，形成信息交流与互信机制；2.两国央行应在已签订的银行间支付结算协议框架下，有步骤、分阶段建立人民币业务清算渠道和资金回流机制。目前，中国央行应就建立和完善银行间人民币资金跨境管理制度与朝鲜央行进行磋商，为两国商业银行间的合作营造适宜的环境；3.两国央行应积极组织业界和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就人民币跨境流动、资金划拨与清算、金融监管、金融服务等方面展开广泛的讨论与沟通。同时，朝鲜也应积极探索金融改革之路，吸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有益经验，突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强化商业银行业务职能，提高金融综合服务水平。推动双方边境地区的金融合作中朝边境贸易合作已比较成熟，为两国金融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金融合作的具体操作环节和合作内容的落实应主要在两国边境地区展开，以边境地区为试点，探讨金融合作路径、合作机制，逐步推广至全国。一方面，可以吸取前期在经贸领域的合作经验，特事特办，运用于金融合作领域；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利因素对全国经济层面上的影响。朝鲜金融机构布局向特区倾斜，已有的合作成果也分布在边境地区，为开展金融合作积聚了一定的金融服务基础。因此，两国应继续加强边境地区的金融合作。1.在现有金融合作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吉林延边地区与朝鲜罗先经济贸易区，辽宁丹东地区与朝鲜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金融合作；2.扩大金融合作区域，建立吉林白山地区与朝鲜惠山地区的金融合作关系，论证在中国建设银行长白支行与朝鲜惠山市的银行建立行关系的可行性；3.逐步将中朝金融合作地区扩展到对朝贸易额度较大的其他省份。发挥双方银行结算主渠道作用中朝贸易主要以现钞方式进行，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中朝两国应加强银行间双向人民币结算关系，鼓励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尽量将银行体外运行资金纳入到银行结算渠道之内，发挥银行结算主渠道作用。首先，加快账户行和行建设，开办双边结算账户。1.建议在朝鲜光鲜银行和金三角洲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建立双边结算关系；2.增加朝鲜在辽宁丹东地区的行数，拓宽朝鲜光鲜银行在中国建设银行丹东分行的业务范围；3.拓宽朝鲜金三角洲银行在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的业务范围；4.继续为通过朝鲜平壤经港澳地区行、清算行转汇的跨境贸易人民币资金收付业务提供支持。其次，拓宽银行业务种类，明确资费标准，提高双边金融服务水平。1.开展多种方便快捷的资金汇兑方式和工具，如电汇、信用证等，由存款和结算业务逐步向征信、咨询、融资、担保等业务发展；2.协商资金清算、头寸调拨、中间业务等收费标准，尽量减少不确定因素，降低银行和企业成本；3.鼓励和支持朝鲜尽快加入SWIFT系统，加快资金划拨速度。第三，鼓励朝鲜居民或企业在中国境内开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我国商业银行应对朝鲜居民或企业身份及其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加强对其银行账户资金流动性的监测。第四，适当发挥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作用，支持地方性商业银行在朝设立分支机构。地方性商业银行是独立的一级法人，其经营环境受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享受地方特殊政策，在对外合作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例如，吉林银行控股的珲春村镇银行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方面就做得非常好。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在开城工业园区内设立韩国银行分支机构的做法，鼓励我国金融机构在“两岛一区”内设立分支机构，为不断加深的中朝经贸合作提供金融服务。加强双方金融监管合作中国应以人民币跨境流动作为金融监管重心，在边贸结算、人民币出入境、反洗钱等领域与朝方密切合作。1.完善人民币跨境流动监测体系。建立以居民和非居民跨境资金流动为监管内容的管理框架，从制度安排及监管设计上将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作为金融监管重心，全面掌握边境地区人民币需求变化和交易规模，适时调控和疏导人民币异常跨境流动；2.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数据交换与核对机制。人民银行和海关履行监管资金与货物的职责，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授权和监督指导下负责跨境人民币收付的贸易真实性审核，各方应监测资金流与货物流的一致性；人民银行与国家税务总局应尽快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信息传输机制，把试点企业的相关数据清分各地，做好出口退税和预警评估，严防骗税发生。人民银行、海关、外汇管理局、税务等部门应加强合作，信息共享，建立对朝人民币跨境流动数据库，实现数据交换与可核对；3.突出重点，制定大额现金出入境登记、备案和报告制度；4.将人民币现钞结算纳入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系统；5.督促中朝有关银行之间建立双边数据交换和统计监测协调机制，把边境地区建设成为反洗钱的前哨站，促进两国经济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以“两岛一区”经贸合作带动双方金融合作2011年6月，中朝“两岛一区”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朝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中朝金融合作带来了新的契机。2011年6月，朝鲜正式批准了中朝合作开发“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计划”，并决定首先从黄金坪地区推行开发计划，向中方租借黄金坪50年，可延长50年，并转让开发权。2011年7月，吉林省与罗先市共同签署了《关于中朝罗先经贸区（2011～2020年）规划框架的协议》。［13］目前，黄金坪和威化岛上有少许居民，没有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罗先经济贸易区是朝鲜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但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基础设施不完善。中朝合作开发“两岛一区”首先面临基础设施投资、中国产业园区建设等问题，需要大量的资本、技术和设备等投入以及后续流动资金的跟进。这些都需要庞大的金融支持。如果不加强金融合作，中朝任一单方面的金融服务都无法独立支撑“两岛一区”开发合作的金融需求，甚至还需要引进“外援”，吸引其他国家的资金投入。中国应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朝鲜解放思想，实施持续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争取朝鲜尽早加入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为中朝“两岛一区”项目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投资环境和金融环境。

总之，中朝金融合作是中朝经贸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推动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进程的关键环节。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复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明确体现了我国探索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新模式的基本思路———先行先试，中朝金融合作是对探索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新模式的有益尝试，体现了图们江区域开发开放的客观要求。中朝两国应抓住机遇，进一步推动双方金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