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合作论文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滕奎秀杨兴龙工作单位：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朝金融合作现状

尽管中朝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但由于朝鲜经济体量小，对外开放程度低，银行信用缺失，朝鲜金融处于相对恶劣的封闭环境中，中朝金融合作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银行间结算关系初步建立中朝现汇结算贸易始于1992年，现汇结算通过第三国转汇方式完成。随着双方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人民币现钞结算方式逐渐增多。目前，对朝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大约占80%以上。人民币现钞在朝鲜的大量使用客观上要求建立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1.2000年，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与朝鲜金三角洲银行签订协议，以朝鲜三角洲金融信托会社为名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单边结算账户，并在其账户余额内办理各项收付业务；2005年，金三角洲银行正式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2004年10月26日，中朝两国央行签订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间支付结算的协议》，之后，丹东地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与朝鲜的光鲜银行和高丽银行建立了行关系；3.2005年，朝鲜光鲜银行在中国银行丹东支行开设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006年，由于中国银行上市，账户移到中国建设银行；2008年，经两国相关部门共同签订协议，指定光鲜银行在丹东建行开立专户，办理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转存业务。至此，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已初步建立起来，覆盖了吉林延边、辽宁丹东与朝鲜接壤的主要区域，疏通了与朝鲜商业银行结算关系，开辟了滞留在朝鲜的人民币集中回流的正规渠道，为加深中朝贸易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金融合作停留在地区层面尽管中朝两国已初步建立起银行间结算关系，但高层合作匮乏，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合作形式多是地方性的。朝鲜银行体系多头分管，央行对劳动党和军部的银行缺乏有效约束，加之兼有行政管理职能和业务职能，使得朝鲜央行在制定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朝鲜的政治敏感性和对外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国央行在中朝金融合作上缺乏积极主动性，中朝目前尚未建立起央行间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没有形成信息交换机制；全国层面上的商业银行合作关系尚未建立。金融合作覆盖地域主要涉及吉林延边地区与朝鲜罗先地区，辽宁丹东地区与朝鲜新义州地区；合作领域局限于贸易结算，在非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很少涉及。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中朝贸易品种多，金额小，交易分散，需要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但是，中朝边境口岸城市金融服务功能弱，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目前，朝方银行在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了单边结算账户，而中方银行尚未在朝鲜建立账户，加之受朝鲜通信渠道的制约，中朝现汇贸易结算多数是通过朝鲜首都平壤的银行与港澳地区银行进行转汇，手续繁杂，成本高，影响了资金的及时收回。资金结算主要采取汇款方式，信用证、保函等结算业务更无从谈起。

中朝金融合作的驱动因素

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两国不断加强合作，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朝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贸易、投资和旅游。中朝经贸合作为双边金融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体现了对加强双边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中朝金融合作更为迫切。而且，受朝鲜金融环境和中朝金融合作现状的制约，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如不加强监管和疏导，将影响双方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和金融安全。贸易驱动中朝建交初期，双方经贸往来以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为主，双边贸易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上世纪80年代，朝鲜积极扩大对外贸易，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朝贸易迅速扩大，尤其是边境贸易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朝鲜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经历了长达9年的经济负增长，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中朝贸易跌入低谷。但是，由于朝鲜整体对外贸易额出现了较大的萎缩，中国此时已成为朝鲜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贸易增长迅速。2011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6.29亿美元，与2001年7.38亿美元相比，增长约7倍，年均增长率为22.53%（图1）；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国地位，反映出中国对朝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持续性出口；从贸易比重来看，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23.1%上升到2011年的67.14%，如果不考虑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33%增加到2011年的84.39%（图2），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深。在西方社会对朝鲜实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将会持续下去。中朝贸易为中朝金融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中朝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将会推动中朝金融合作的步伐。投资驱动从2000年初开始，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以中国南方企业牵头，中朝边境地区为媒介，展开了对朝鲜的投资。2005年1月，总理会见总书记时提出中朝经贸合作应贯彻“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从此将市场因素引入中朝两国投资合作。同年，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关于投资优惠和保护协议》，为双方经贸合作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保障。[5]2011年6月，中朝经贸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合作开发的“两岛一区”———即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和罗先经济贸易区部分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朝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朝直接投资存量为2.4亿美元，比上年2.62亿美元略有降低；除2010年外，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图3）。由于一些企业没有在商务部门登记，对朝投资额远远超出上述数据。中国对朝投资初期，主要以技术、设备等实物作为出资，但后续投资———如原材料、人工费、日常管理支出等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投资。目前，中朝投资规模还比较小，但随着投资合作范围的拓展，“两岛一区”项目的逐步实施，投资合作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中朝投资增长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将引致双方对金融合作的更高需求。同时，中朝投资还将通过影响贸易来影响金融合作。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中指图1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图2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单位：%）注：比重1为包括南北贸易后，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比重2为不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韩国统一部《南北交流合作动向》：www.unikorea.go.kr；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出，“FDI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使东道国具有了基于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时，显然会导致东道国对外贸易能力的增强，国际贸易与FDI呈现互补效应。”[6]中朝投资将通过促进贸易增长放大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旅游驱动中朝旅游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0年以后得到快速发展。2009年10月，中朝两国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朝鲜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家。2010年4月，中国公民赴朝旅游，可以通过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直接飞往朝鲜平壤而无需通过边境口岸。2011年4月末，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成功开发。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是东北亚地区第一条实现三国同时免签证的旅游线路，拓宽了东北亚各国旅游合作的空间。2012年4月，中国旅游专列直接驶入朝鲜内地。通过不断交流与探索，中朝旅游合作得到了深入发展。根据双方旅游部门统计，2001~2009年，中国赴朝旅游人数累计达50万人次①；2001~2011年，朝鲜赴中国入境人数累计达117万人次②（图4）。虽然朝鲜存在对外政策不稳定、朝核等问题，双边旅游表现出不规律性和不稳定性，[7]但旅游规模总量及其对经济的贡献不容小觑。同时，旅游人员携带大量人民币现钞跨境旅游和消费，给金融监管带来难题。政策驱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实体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对外贸易平稳增长，国务院第56次会议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拱北、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此背景下，2009年7月，六部委③联合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公告[2009]第10号），允许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出口贸易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试点首先在上述5个城市启动。2010年6月，六部委再次联合发文，将试点地区扩大到辽宁、吉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而2010年3月，《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①中国国家旅游局不区分国别（地区）公布出境旅游人数，朝鲜国家观光总局2010年、2011年相关数据也无法查到。②朝鲜居民赴中国旅游观光、探亲访友者少，主要为会务、商务和服务人员。③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图32003~2010年中国对朝直接投资情况（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免）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0]26号)规定，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新疆、西藏、云南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出口企业，以一般贸易或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从陆地指定口岸出口到接壤毗邻国家的货物，并采取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方式的，可享受应退税额全额出口退税政策。以人民币现金结算方式出口的货物，不享受出口退税待遇。但由于边境省份及其毗邻国家的情况特殊，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补充规定：“对确有困难而不能提供结算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入账单的边境省份出口企业，可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边境省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核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40号）相关规定，凭签注‘人民币核销’的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向税务机关直接办理退税”。上述政策推动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补充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朝贸易额的大幅度提高。从全国情况看，2009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额仅为36亿人民币，2010年上升到5028亿人民币，仅2011年1~5月就实现7273亿人民币，是2009年的200多倍。[8]从中朝贸易规模看，2011年对朝贸易额为56.29亿美元，同比增长62.5%，其中对朝出口31.65亿美元，进口24.64亿美元，同比增长38.9%和107.4%（图1）；2012年继续攀高，2012年1~4月贸易额为19.04亿美元，同比增长32.6%。[9]中朝贸易额的大幅攀升更加得益于对朝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的普遍存在。2010年9月，辽宁省丹东市率先开展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据海关统计，目前在中朝贸易中，通过丹东口岸的贸易量占70%以上。由于银行间支付渠道不畅，中朝双边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量还比较少。丹东地区是开展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转账结算业务较好的城市，但丹东市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对朝贸易结算量，2011年上半年仅为52笔，共2亿人民币，占丹东地区贸易结算总量的8%左右，[10]更多的交易是通过现钞结算方式完成的。在吉林省，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办理的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要少于丹东市的规模，与银行转账结算相比，人民币现钞结算量却非常大。如延边地区仅交通银行延边支行2011年度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金结算业务就达到1亿人民币，延边地区共有10家银行办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钞结算业务。吉林省集安、白山等地对朝贸易全部以现钞进行结算。由于中朝贸易结算中大量使用现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改革在促进中朝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商业银行负责试点企业跨境人民币资金收付的贸易真实性、一致性审核。作者通过对有关商业银行和对朝贸易企业的走访调查发现，在出口业务贸易真实性的审核上，企业存入人民币现钞时，商业银行仅凭贸易双方购销合同审核贸易真实性和资金来源，依据不够充分；而对于进口业务，由于以人民币现钞支付货款，企业不需要进口付汇的批汇、购汇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有现金，通不通过银行审核对企业是没有影响的。一般企业的做法是进口付汇不通过银行审核，没有出口退税要求时，出口收汇也不通过银行审核。这种情况下，在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核、货物流和资金流的一致性复核上保证程度有限。因此，可以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朝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监管难度。一个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中朝银行间合作，将现钞结算纳入银行渠道，加强对跨境贸易人民币资金收付的监测和管理。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中朝贸易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流动量日趋扩大。据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测算，丹东地区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情况为，2004~2009年累计流出量为79.7亿元，累计流入量为73亿元，在朝累计滞留量为6.7亿元；2004年流出流入总量为16.6亿元，2009年流出流入总量为35.66亿元，总流动量增长了114.82%，其中流出量增长了90.88%，流入量增长了143.87%，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规模不断增加。图们江区域人民币跨境流动情况与丹东地区相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延边中心支行调查，在朝鲜罗津、先锋地区，人民币占当地流通货币的50%以上，已获得了事实上的硬通货地位。[11]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对边境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金融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跨境流动是市场自发产生的行为，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给金融监管提出难题。人民币跨境流动有利有弊，其积极影响是：1.有利于推动边境地区经贸发展；2.有利于获得货币发行收益；[12]3.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消极影响是：1.增加了边境地区人民币资金监测和调控难度；2.增加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贸易真实性审核难度；3.加大了“货币走私”治理和“反洗钱”难度；4.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误差。

加强中朝金融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一、我国金融改革回顾

1.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从2002年开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现在来看这一过程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平稳地完成了汇率的过渡。现已形成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初步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2.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不断加强

针对不同情形下的经济运行，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工具，货币政策适度、及时、灵活的予以调控。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日趋成熟，监管效率得到进一步强化。

3.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摘要：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自2004年启动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经济合作的推进，迫切需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将能促进资本在区域内的有效集聚，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区域内经济与金融的联动发展与合轨运行。但是，目前泛珠三角各省市在金融发展程度、金融联系程度等金融条件、行政区划、金融监管等制度条件上都存在制约金融合作进一步开展的因素。因此对泛珠三角地区的区域金融合作问题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策略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在此趋势下，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政府领导于2004年6月在香港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正式启动。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逐步推进，迫切需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区域合作。通过区域金融合作，有利于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媒介、导向和调节作用，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资金充分、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市场统一，减少资金的搜寻成本和产业的梯度转移，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最终实现区域内经济与金融的联动发展与合轨运行，提高泛珠三角区域的综合竞争力。但由于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我国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金融特征，又有“一国两制”下的三个货币区域、三种金融制度的差异，而且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也极为不平衡，加大了区域金融合作的难度。因此，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如何顺应形势，加强合作，更好地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同时抓住机遇，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已经成为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

一、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泛珠三角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三个增长极之一，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圈。其中，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代物流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中心之一；澳门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旅游、博彩中心之一和地区性商贸服务平台；而内地9省（区）的区域面积约为全国的1/5，人口占1/3，经济总量占1/3。

自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模式建立以来，各方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金融机构跨境经营和互相参股，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城际金融合作、建立异地客户服务中心和发放异地贷款，资金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在逐渐消除，金融合作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目前圈内基本形成了以港澳发达区域为第一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东中部地区省份如广东、福建等正在崛起的第二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西部省份如云南、贵州等欠发达区域为第三梯度的金融产业布局状态。澳、港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和历史因素以及相宜的管理，金融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香港金融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的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国内公司在海外上市的首选。由于广东与香港地域相连、人文相通，粤港这个次区域的金融合作在区域合作的推动下进一步深化，在金融机构互设、金融业务合作上取得明显进展。截止2006年6月末，广东共有港资银行22家，港资驻粤保险公司代表7家，同时部分香港银行将数据处理中心、档案管理中心、单证业务、电话业务中心等业务部门内移。如中银香港将软件开发中心迁至深圳，汇丰银行将档案备份中心迁至广州。广东有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香港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2006年2月广发期货经纪公司成为我国首批赴港开设分支机构的3家期货公司之一。在银行业务合作方面，粤港银行业在授信融资业务、结算业务、外汇资金业务、个人银行业务、港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港资银行保险业务、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全面展开合作，合作形式逐步多样化，合作对象逐步多元化，合作成效日益显著。特别是在支付结算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建立了粤港票据联合结算系统，基本形成了一个覆盖珠三角的粤港票据结算系统；实现了粤港、深港港元即时支付系统的联网；实现了广东和香港地区银行卡网络互相连通。广西、云南金融界在发展边贸结算、服务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上颇有心得；江西、贵州作为首批农信社试点改革地区，在增资扩股、转换经营机制、促进“三农”发展等方面先行一步。

一、背景：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内容及意义

(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提出

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四国陆地总面积达134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2012年生产总值达10万亿美元。四国物产丰富，资源能源富集，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印缅孟次区域包括缅甸、中国西南地区、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在内，陆地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亿。次区域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核心区和亚洲各次区域的重要枢纽，入有中、印、缅、孟广袤腹地，出有加尔各答、吉大港、仰光等著名港口，是中国、南亚、东南亚地区三大市场融汇地，联动全球1/3以上人口的大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通道价值、地缘区位和战略意义极其重要。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最早由云南省的学者于1998年提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关学者的策划下，1999年昆明市举办了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一直以来以非正式官方交流为主。从空间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综合视角，中印作为两个大国和大市场，尽管共有边境线较长，但出于地理特征和政治安全等因素，需要选择恰当区域开辟狭长的安全缓冲区和经济交往区，并依托本国的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金融投资、产业园区建设、商贸旅游文化等交流与合作，促进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及周边缅甸、孟加拉等国家的经贸往来。该区域具有明显的“跨境经济走廊”特征，涉及中印缅孟四国，因此该区域称之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近年来，中印缅孟四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相互贸易、投资等不断增加，为地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5月，总理访印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达成一致同意在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倡议建设印缅孟经济走廊，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紧密连接。这也标志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笔者认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重点应包含以下内容:1.以交通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基本条件;2.互补性产业结构和巨大的相互贸易需求，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动力所在;3.分布在交通沿线的产业园区各具优势，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集聚明显;4.包括贸易、投资、金融、旅游在内的互联互通便利;5.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增强中印两个世界最大人口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6.提升对缅甸、孟加拉的投资水平，充分利用两国的资源、能源优势。

(二)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轮较快增长后，但自2011年以来开始下滑，突出表现为对外贸易拉动量能不足。2012年，中印贸易额由2011年的739亿美元回落至664.7亿美元，同比减少10.1%，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因此，两国都迫切需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出口市场，遏制出口贸易下滑态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于此背景，中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上面临加快西向和西南向开发开放的历史重任和现实需求;同时，印度也面临东北部和北部开发开放的战略要求;缅甸、孟加拉也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中有所作为。可见，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符合四国的共同利益，次区域的进一步开发开放有望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也将注入新的活力。第二，有利于深化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各方政治互信。长期以来，缅甸和孟加拉与中国的关系较为稳定，经济交往十分密切，民间往来十分频繁，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变化，中国有必要加快在该区域的经济布局，以此进一步巩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印两国关系近年来也不断改善，但领土边界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制约了两国在更多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有助于四国扩大经济合作范畴，以此为根基不断增强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政治互信。可见，从深化经济务实合作入手，巩固全方位合作关系，对中国进入南亚进而连接西亚和非洲等环印度洋地区意义重大，对中国出海口战略、能源战略、资源战略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利益影响深远。第三，有利于资源技术互通，增进各方国民福利。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区域之一。但是也要看到，四国在资源、技术、资本、人力等方面各具优势，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发展潜力巨大。经济走廊建设将推动各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和贸易投资往来，对促进次区域农业、工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增加投资和贸易机会，减少投资和贸易壁垒，带动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强物质文化交流，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提升福利水平。可见，建设好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将促进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和最具潜力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带动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发展，对开发亚洲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加快次区域融入全球化具有积极影响。

二、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

内容摘要:综观全球,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金融经济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本文从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现实性意义出发,分析了欧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可行性以及面临的主要障碍.最后,作者指出欧亚地区金融合作总的构想:整合区域比较优势，拓展金融媒介宽度。

关键词:欧亚、金融合作、金融媒介宽度

一、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现实性意义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金融经济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欧亚地区金融合作区的建立，对于各国实施金融互动、优势互补，加快金融创新，改善的金融生态，提升金融整体竞争力，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1、可以有效的整合区域内的金融资源。欧亚各国，特别是中国、俄罗斯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通过实施区域内合理分工，有效整合区域金融资源，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

2、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中国、俄罗斯的金融业相对发达，金融总量和金融科技水平在欧亚区域各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区域内各国通过金融合作，可以促进各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升各国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整体竞争力。

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的意义

金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强大的杠杆功能使地区发展的原动力快速增强。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减少了银行的损失。如加强跨行跨区域银行承兑汇票查询、复查业务的合作,减少托收过程中的“恶意延付、无理退票”等行为。其次,实现资本合作,强强联合。建立合资金融公司,通过参股、入股等形式,依托资本纽带建立资本型合作模式,充实银行资本,降低银行经营风险。这样的合作方式可以使金融机构奠定业务上融合的基础。再则,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金融机构可以共同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建立对风险的协同反应机制,以加强风险预警,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最后,加快银行业务结构调整,创新金融产品。

泛北部湾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为加强区域内多边经济联系、交流与合作,探讨区域内经济金融问题,亚洲地区成立了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且通过了一些合作协议,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了泛北部湾金融合作框架。

(一)亚太经合组织(APEC)

1京津冀一体化下金融合作与问题

截至2012年，京津冀金融资源分配不均，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贷款余额差距较大，北京最高，天津最低，河北居中(如表1所示)。北京的企业股票市值远远超过天津、河北，津冀两地企业股票市值加起来不足北京的6%，北京的境内上市公司是天津的5倍，河北的4倍。京津冀三地金融发展差异巨大，经济上北京呈领先地位，津冀无法与北京比拟。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调整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京津冀经济圈的作用。2012年京津冀三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值的表现来看，北京较天津、河北的第三产业发展最快，第一、二产业中河北发展势头迅猛，从三个产业生产总量来看，天津GDP增加值表现最弱，河北最强。说明产业结构上北京在第三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河北在第一、第二产业产量上有比较优势，而天津的三大产业产量均不突出，优势地位比较尴尬，天津虽然拥有良好的港口资源和化工资源，但是其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并且天津、河北的第三产业产量占总产业产量比例分别为47.52%、35.32%。根据三地的产业结构特点，说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应继续推动天津、河北两地第三产业的发展。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员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促进三地金融联动，实现平衡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提速对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体化建设将使金融产品、金融人才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再分配来满足更高的需求，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

在实践中，为优化京津冀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可以建立京津冀统一的金融支付结算体系和跨行政区域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降低流通成本，共享金融技术。通过金融优惠引导北京的高科技企业流入津冀，促进港口贸易和重工业金融服务，支持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京津冀三地金融合作已经逐步展开，如天交所渤海股权交易中心就是服务于京津冀区域的金融机构，京津廊票据自动清分系统，异地融资业务等。同时，京津冀一体化对三地信用评级一体化建设起到促进作用，能够为该区域金融信息资源共享搭建良好的平台。但要顺利实现上述合作，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地区狭义化意识强，合作意识淡薄，争抢资源。由于政绩考核机制不健全和行政区域的划分，各地区政府为了政绩往往只考虑地区自身发展需要，各取所需，没有合作意识，争抢资源，恶意竞争，实行地方保护主义，这无形中不利于区域间的协作，设置了一体化障碍，浪费了金融资源。第二，金融中心地位不明确。北京一直占据着大量金融资源，具有金融中心的地位。虽然天津曾一度被赋予北方金融中心的称号，却免不了一直被北京抢占金融先机，名不副实。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在政治、经济上决策权力较大，天津依托滨海新区设立综合改革试验区有国家政策红利，河北还没有金融方面的优势和话语权。

2建议与对策

为解决上述问题，仅凭各地区自觉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很小。首先，可以采用“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中央鼓励地区间的合作交流。其中协调好利益是关键，也是合作的基础。京津冀可以效仿珠三角，珠三角地区设立以广州、深圳为两点的经济中心，而京津冀地区则可以设立以北京、天津为两点的金融中心，将金融行政管理方面移向北京，将金融运营方面移向天津。另一方面，中央可以提高地区间不合作的风险和成本，为跨区域金融流通提供优惠条件，促进地区间的合作力度。其次，利用好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解决京津冀一体化问题。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由市场选择，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市场将资源进行调整再分配，形成差异化金融布局，使北京让利于津冀。随着北京的部分金融后台迁入武清和廊坊等地，金融资源将随之流入津冀市场。政府应对内部考核机制进行改革，促进区域间协作交流，明确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建立长效综合协调机制。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制定合作方案，建立互惠互信的原则，实现区域共赢合作。此外，中央应明确建立天津北方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将过度“肥胖”的北京瘦身。政府实现服务型功能转化，防止过度的行政手段来推进一体化发展，过度的行政手段只是行政资源的再分配，并不会真正将资源分配落实到实处。为促进市场竞争，政府应积极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京津冀一体化的金融改革对该地区金融繁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一旦该地区金融风险防范不足，不仅会引起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还会将金融风险波及到全国范围。区域金融风险是由一地金融风险带动一片区域形成的区域金融风险或者由个别机构的金融风险连累区域形成扩散式传播。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不平衡、融资渠道单一、银行资本投向集中、监管缺失、法律不完善等方面都会导致金融风险，为防止金融风险的危害，本文建议如下。

2.1建立京津冀区域金融监管一体化机制

一、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现状

在2012中国（宁夏）投资贸易洽谈会暨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举行之际，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规划中国家给出的金融政策主要有：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在试验区设立分支机构；积极引进国内外各类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落户试验区；鼓励外资金融机构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村镇银行等；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按照有关政策法规，针对区域金融特点推动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鼓励宁夏企业参与国家金融创新试点业务。这些政策为宁夏承接伊斯兰金融投资，开展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支持。但是宁夏提出设立伊斯兰金融中心，包括组件伊斯兰银行等内容最终没有获得国家批准。

二、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的障碍

（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困难重重

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有许多与生俱来的优势，宁夏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急先锋，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开展的好坏，顺利与否，在很到程度上要受到中国与阿拉伯政治、经贸关系的影响。阿拉伯国家从政治到经济受到美国的影响很大，而美国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成为亲密伙伴的，甚至会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因此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更加亲密的经贸往来困难重重。截至目前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在国家层面上的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就必然影响到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往深层次发展。

（二）复合型伊斯兰金融专业人才严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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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奥运经济必须与金融发展相互依托，奥运金融应正确选择支持奥运经济的切入点，以奥运会金融服务和金融环境的建设为重点，加强金融创新，确保奥运经济效应的整体实现。

[关键词]奥运经济奥运金融金融服务

目前，奥运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种独特的现象，人们从聚合效应、裂变效应、辐射效应等方面表述了奥运经济的积极作用，但毫无疑问的是，奥运经济必须与金融发展相互依托。如果没有相应的金融支持，奥运经济效应则难以充分发挥。其实，从2001年7月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一天起，中国的金融业就已经开始积极参与奥运，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奥运经济与奥运金融有着怎样的联系?金融业又应如何选择支持奥运经济的切入点?为此，本文特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奥运经济给奥运金融发展提供了机遇

在奥运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凭借自身业务属性的优势，率先搭上了奥运经济的快车。众所周知，举办一届奥运会是要大动土木的，除了奥运赛事所需的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包括奥运村、媒体村、会议中心，以及残奥会场馆的的建设等等。如此庞大的工程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强力支持，还需要一条畅通无阻的资金链条作为保证其顺利实施的基础条件。但是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仅靠政府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这就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分享奥运盛宴的机会。2003年4月，中行与北京市政府签署了《金融合作协议》，根据《金融合作协议》，中行承诺在2008年之前，将提供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北京市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所需的融资服务。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给中国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