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民国时代金融革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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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开始的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发生在这一阶段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不胜枚举。其中民国的金融改革就直接影响了中国普通百姓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民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从废两改元到流通法币，再到实行金圆券，最后发行银元券的过程。本文将分别就上述重要举措探源民国金融改革的历史。

一、废两改元：开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钥匙

纵观世界货币史，一般沿袭的是“贱金属—贵金属—纸钞”的发展规律。从民国建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银元和银两是中国社会流通的主要货币，辅之以铜元和银角，此外还有由各地林立的银行发行的流通价值极低且贬值严重的纸币。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全中国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金融乱象丛生。仅作为主要货币的银两的制式就有超过100种，如碎银、银锭、银元宝等等。银元的制式也有将近20种，如俗称袁大头的袁洋银元、以孙中山先生头像为标志的孙洋银元，还有从日本、西班牙等国流入的银元。复杂散乱的货币制式，给民国时期的经济、商业等活动造成了诸多不便。例如日常商业往来和百姓生活大多使用较为方便的银元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流通货币，但银两又是政府征税的本位货币。这就造成两种货币经常需要往复折算、交易与币制脱节的现象[1]141。针对上述金融问题及其所造成的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1928年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寅初从理论上阐释了统一货币、废两改元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四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造币厂，为大规模铸造钱币、统一金融币制作准备。1933年3月，《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由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条例规定以“元”作为银本位币的名称，每元对应23.49公分银两，合乎成色和重量要求的银元可在一定期限内流通使用，超出期限后再通过银两折算成“元”。民国政府财政部同时决定在上海建立金融中心，并在上海第一个实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在上海实行并逐步推广至全国之后，社会反响大多比较正面，它消除了过去两元并存所造成的各种弊病。作为开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钥匙，它推动了中国币制的发展。改革前，政府财税的本位币是两，但社会生活事关经济的方方面面却基本用银元作为交易工具。银元与银两、现实需求与货币制度都相互脱节。银元与银两的往复折算一方面手续繁琐，另一方面导致了大规模的金融黑市，吞噬着国家和百姓的资产。改革前，中国国内贸易多因货币品种繁杂、成色标准不一而内耗颇多，商贾们所涉商品的流通环节越多、流通距离越远，损失就越大。废两改元后上述列举的问题大多从金融制度方面得到了有效解决。

二、流通法币：民国金融改革的再一次进步

尽管银本币改革平抑了过去中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但与国际金融体系横向对比，民国的银本位制并不符合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1933年，英国、日本、加拿大、芬兰、挪威、奥地利、德国、美国等国家都已经相继放弃了金本位。1934年，为彻底摆脱经济危机困境，美国在全球高价收购白银，同时禁止本国白银出口。美国这种舍人救己、转嫁危机的措施致使白银从中国大量外流。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全年白银出超总额达到2.59亿元，同比增长1750%。为阻止白银外流的凶猛势头，1934年底加收白银出口税十个百分点。但被美国推高的国际银价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从事白银走私业务。根据民国财政部估算，1935年白银走私规模超过两亿元。对于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来说，白银外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通货紧缩、财政枯竭、金融萎靡、经济逆行。这种局面逼迫民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而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2]83。在国际金融大环境骤变情势下，民国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再次进行金融改革已刻不容缓。1935年11月，民国政府财政部对外公布了新一轮币制改革的公告，民国政府规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控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法币钞票作为一切市场流通之货币形态，原来公私持有的银本位币应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银行兑换成法币。1法币与23.49公分纯银等值，也就是说，银元可按照1∶1的比率等值兑换法币。从表面上看，法币的发行流通并没有使银本位退出金融舞台，纯银仍然在发挥衡量流通钞票价值的货币作用。而且民国政府并未宣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失效。尽管如此，银本位制在形态上还是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因为已严重紧缩的白银储备不可能支撑和衡量市场所需的法币量，也就是说，流通中的法币本质上完全达不到法定含银量的要求。民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财政部规定发行法币的三家银行可以不受任何国内限制买卖外汇，并规定1法币可兑换0.125英镑或0.3美元。这一规定说明，失去银本位支撑的法币可以用外汇汇率及其价值来衡量，可见以流通法币为主的第二次金融改革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货币“外汇本位制”的特点。流通法币的金融改革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次进步。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以贵重金属作为流通本币的历史，符合当时国际金融发展的大潮流，也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但是，法币的发行与流通也存在一定弊端并最终爆发。例如：用纸币强行将白银收归国有，就是变相搜刮民众财富，从而积累了民怨；法币与英镑、美元紧密挂钩的外汇制度，使英美可以轻而易举地以货币为工具操控中国财政、经济大局；法币作为一种纸钞，其发行量由中央政府控制，但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为政府后来滥发钞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三、实行金圆券：恶性通胀后的紧急金融改革

如前所述，流通法币的确使中国很快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境，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深受日本侵华之痛，抗日战争形势日渐严峻，国家经济受战争影响深陷泥潭，恶性通货膨胀步步逼近。1937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指定的货币发行银行总共发行法币14亿多元，至1940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78亿多元，1945年突破1万亿元，1948年竟达到惊人的663万亿元。从1935年到1948年，流通法币量增加了47万倍[3]122。伴随法币量猛增的是物价猛涨，中国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基本已无法控制中国局势的政府在1948年夏天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决定实行以金圆为本位币的币制，限期以金圆券收兑法币。1金圆券等值0.22公分纯金，可兑换300万法币。中央银行总共向市场投放金圆券20亿，并规定从1948年8月19日起全面取代市场上流通的其他货币形式。国民党政府实行金圆券的初衷是要把即将崩溃的国民经济从恶性通货膨胀中挽救回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早已风雨飘摇，根本无力应对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这一措施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即宣告取消，金圆券改革失败。

四、发行银元券：民国政府无力的最后一搏

1949年初夏，在中华民国最后的一段岁月里，国民党政权溃败在即，但是国民政府仍然在金融领域作最后一搏。7月2日国民政府下达《改革币制令》，提出了民国时期的最后一次金融改革方案。其中规定，重启并完全执行1933年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发行银元券，1银元券等值23.49公分纯银，以黄金、银元、外汇为主的银元券准备金总额不得低于银元券发行量的60%。发行银元券的最后努力没能挽救民国末期的经济。因为对民国政府来说，当时的政权危机、社会危机绝对不是靠一次金融改革就可以弥补的。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就注定了任何金融改革的努力都只能是徒劳。总而言之，民国时期所经历的四次金融改革，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无论闪光还是黑暗，都在中国金融近现代化历程中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其中符合金融客观规律的做法值得肯定，那些违背规律的、仅仅为腐朽没落政权制造救命稻草而不顾人民死活的做法既是教训，也是应该被历史所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