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融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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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为解决“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中国金融机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中国银行机构通过不断加强在产品、服务和合作模式上的创新，为“一带一路”建设融资发挥了独特优势；在推动和组织“一带一路”沿线资本市场合作方面，交易所债券市场已经进行了有益尝试；建立国际合作的专项基金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利用基金支持股权投资撬动更多资金投入。未来，要促进“一带一路”融资机制的创新，加快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多层次全方位融资体系，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杠杆撬动功能以引导调动全球金融资源，逐渐减少“一带一路”建设对传统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解决“一带一路”建设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机制；人民币国际化

一“一带一路”建设融资的现状与困境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项目各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但从融资角度来看，目前仍然存在明显的短板：第一，项目融资缺口巨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一带一路”沿线有超过三分之二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处于落后水平，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已严重制约其经济增长，而资金短缺又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但由于基础设施具有准入门槛高、涉及国家多、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很少有金融机构能够独立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一些研究进行了测算。如袁佳利用 IMF报告中关于世界各国GDP的预测值作为计算“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2016-2020年GDP的依据，对此期间“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拟定为高、中、低三种方案（高、中、低三个方案的平均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分别为8%、7%、6%），测算2016-2020年间“一带一路”国家累计基建投资总额将达到8万亿~10万亿美元，年均投资额为1.6万亿~2万亿美元；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基建投资总额将达到3.6万亿~4.8万亿美元，年均投资额为6200亿~9600亿美元。[1]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普遍经济实力不强，商业性金融机构进入意愿不强，导致目前金融部门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提供的金融支持与现实需求还有较大差距，资金缺口巨大。第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目前以银行信贷和授信等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是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主要金融方式。国家公共支出，包括财政预算和各国开发银行投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少有效的配套政策，对于项目建设的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尽管一些政策性银行通过发放优惠贷款的方式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投资，但在资金投向、利率和期限等方面都有严格限制，优惠贷款的适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中国除了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融资活动，商业银行参与力度也非常大，根据来自原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5-2017年中资银行业机构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近2700个，累计授信约4000亿美元，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相关贷款余额约2000亿美元。[2]第三，中国国内金融机构成为沿线建设项目资金的主要提供方。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欠发达，项目建设融资模式相对单一，基本以主权借款或者抵押贷款为主，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融资较少，而且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融资。一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资回报率低、期限长等公共产品属性特征，也阻碍了社会和私人资本对建设项目的投资。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融资方式过于单一，结构不合理，长期不可持续等问题逐渐显现并愈发突出。特别是境外项目发生投资及其他风险必将传递到国内，进而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冲击，这一方面加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也违背了“一带一路”建设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资金匮乏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长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如果“一带一路”融资主体依旧以政府出资为主，企业不能成为基础设施投资主体，不充分调动企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就难以实现。为此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现状和融资需求，探讨“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合作机遇、风险与挑战，据此提出应对策略选择，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一带一路”融资机制的实践探索

（一）银行不断加强产品、服务和合作模式创新。中国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与外资银行、国际多边机构在着力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中资银行除提供传统信贷支持外，还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发行“一带一路”主题债券，通过投贷联动等方式开展“一带一路”的项目融资。1.开发性银行的金融服务发挥了独特优势。2016年11月，中国国务院审定批准了《国家开发银行章程》，突出了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特色，国家开发银行主动加强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政策沟通，配合多双边政府间合作机制建设，推动战略意义重大、前期条件成熟、工作基础扎实的合作项目。截至2016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600亿美元，余额超过1100亿美元，占全行国际业务余额30%以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储备外汇项目500余个，融资需求总量3500多亿美元[3]。国家开发银行还推动中国与印尼、老挝、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产能合作及产业园区开发；设立澜沧江—湄公河国际产能等专项贷款，助力流域沿线国家产能合作；融资支持英国HPC核电项目，实现了中国核电企业首次参与欧美发达国家新建核电项目；支持高铁、电力、电信、汽车等装备“走出去”等。此外，国家开发银行还与当地政府加强规划合作，积极参与政府合作框架下多双边合作规划研究和编制，承担了哈萨克斯坦、老挝、柬埔寨、科威特等8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合作规划以及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3个经济走廊规划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凝聚国际共识、谋划重大项目、实现早期收获创造有利条件。2.创新业务模式助推资金融通。为了向“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提供更为稳定、多元和低成本的资金支持，中资银行以多种业务模式和专业化产品为相关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和融资支持。如中国银行采用“多机构、多币种、多品种”的方式发行“一带一路”主题债券，这些债券的发行主体以中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周边的多家分支机构为主，并覆盖多个币种和期限。在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大项目提供融资服务上，中国银行还开创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机构合作的新模式，2017年1月，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与卡拉奇分行筹备组联合发起了巴基斯坦财政部3亿美元3年期的贷款项目。2017年7月26日，中国银行作为联席主承销商及牵头簿记管理人，协助匈牙利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10亿元人民币债券（即熊猫债券），期限3年；该笔债券是匈牙利首次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募集资金明确用于“一带一路”合作。中行匈牙利分行、约翰内斯堡分行发行的债券与中行评级一致，成功突破了当地国家主权评级限制，有效降低了当地企业“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成本。[4]（二）建立银行合作体系 。1.银行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工商银行举办银行家圆桌会，倡导建立“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会后通过构建常态化合作机制下九大平台，明确常态化合作近、远期目标，吸纳更多成员加入合作机制；同时以机制促业务，带动银行间资产交易、清算结算、双边本币融资等业务增长，深化成员单位间的务实合作，优化“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供给结构、整合沿线国家金融资源。截至2018年3月底，“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成员单位已扩展至53家，并通过平台互荐了超过25亿美元的项目。[5]为推动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框架下的多边金融合作，在2017年11月27日的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中，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东欧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中东欧银联体正式成立，中国—中东欧银联体共有14家成员行，均为各国政府控股的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各成员行按照“自主经营、独立决策、风险自担”的原则，开展项目融资、同业授信、规划咨询、培训交流、高层对话、政策沟通、信息共享等领域合作。 2.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合作推进“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尽管目前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中起主要作用，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应尽量尝试以国际银团贷款的模式进行，吸引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和外资银行一起参与。2017年5月，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25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其中包括500亿元等值人民币的金融合作专项贷款。2018年1月31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渣打集团签署了《国家开发银行与渣打银行100亿人民币“一带一路”项目授信贷款备忘录》，双方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共同支持“一带一路”领域项目合作，双方同意未来五年内合作金额为100亿元等值人民币。2018年4月20日，花旗集团与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分别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3家银行将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分别在各自领域探索潜在的合作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融资、金融产品、贸易、、信托、资本市场等。为了加强中国的银行和“一带一路”国家银行的合作，银监会截至目前已经和32个“一带一路”国家的监管当局签订了监管合作备忘录，为下一步中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国家银行的合作创造条件、提供保障。3.加快设立银行分支机构，优化银行网点布局。中国整体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国际化程度相对落后，除了中国银行较早走出去，有较强的分行网络以外，其他银行的海外分行数量都较为有限，特别是在不发达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分行更少。中国银行自2014年末提出了打造“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的战略，2017年中行先后在塞尔维亚、安哥拉、爱尔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新设机构，截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海外机构覆盖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包括2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5年至2017年11月间，中国银行共跟进“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约520个，完成对沿线国家各类授信支持约980亿美元。在人民银行指定的23家离岸人民币清算行中，中国银行获得11家。截至2017年末，已经有10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了68家一级分支机构；共有来自21个“一带一路”国家的55家银行已经在华设立了机构。[6]（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在全球使用不断扩大。而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起着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1.以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中国金融对外开放。近几年，我国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在助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诸多因素中，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重要因素。除了人民币“走出去”之外，我国在金融市场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开放举措，如过去五年里“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出现。2018年1月31日，国务院总理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时表示，中方愿适时审视启动“沪伦通”准备工作。目前已完成中英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上报两国政府和监管机构。此前人民币在欧洲地区普及速度之所以相对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当地不少银行不知道人民币跨境业务如何操作，也缺乏相应的人民币现金管理、贸易融资、短期贷款产品，令人民币在欧洲使用范围受到较大限制。“沪伦通”的开通将给人民币在欧洲的普及使用带来两大促进作用，一是欧洲大型资管机构可以直接在伦敦进行人民币资产交易，很大程度激发人民币在欧洲的投资价值；二是越来越多的欧洲金融机构会加大人民币的资产配置比例，推动人民币更快成为国际投资储备货币。 2.推动双边本币结算，加快推广本币结算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出于汇兑成本、支付限制等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支付和结算货币的需求日趋多元化，货币多元化有助于扩大“一带一路”建设的可用资金来源。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需求不断增长，相应地，对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2015年，为进一步整合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效率，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组织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2015年10月8日，CIPS（一期）顺利投产，采用实时全额结算模式，支持客户汇款和金融机构汇款等支付业务。2018年5月2日，CIPS（二期）全面投产，CIPS（二期）在功能特点上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实现了对全球各时区金融市场的全覆盖；拓展了直接参与者类型，为引入更多境外直接参与者做好制度和业务准备。截至2018年3月底，CIPS共有31家境内外直接参与者，695家境内外间接参与者，实际业务范围已延伸到148个国家和地区。CIPS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设了“高速公路”，未来CIPS根据市场需求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要求继续升级完善，为人民币全球使用提供重要保障和支撑，积极支持金融市场跨境互联互通。[7]（四）推动和组织“一带一路”沿线资本市场合作。1.建立债券市场合作体系，拓宽“一带一路”建设直接融资渠道。债券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融资方式，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项目建设中，债券融资比例相对较低，发展空间较大。2017年10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计划（2018-2020）》，作为上海交易所未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愿景和行动计划》的总体目标是推动和组织“一带一路”沿线资本市场合作，拓宽“一带一路”建设直接融资渠道，进一步推动境内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上海交易所积极与沿线国家交易所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交流和合作，特别是与沿线交易所加强合作，积极推动沿线企业到上交所发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熊猫债券；上交所还积极探索开展“一带一路”股权融资，如支持中欧国际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D股业务试点，拓宽境内优质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渠道；进一步研究完善“一带一路”熊猫债融资机制，支持境内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机构和优质企业及国际金融机构在上交所发行人民币债券。2018年3月2日，中国证监会对外了《关于开展“一带一路”债券试点的通知》，《通知》后，相关主体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在沪深交易所发行“一带一路”债券融资：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府类机构在交易所发行的政府债券；二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注册的企业及金融机构在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券；三是境内外企业在交易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司债券。截至2018年3月初，已有7家境内外企业发行“一带一路”债券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沪深交易所的无异议函，拟发行金额合计500亿元，其中4家境内外企业已发行35亿元“一带一路”债券。2.建立国际合作的专项基金，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中国已经发起设立了多支政府性投资基金，如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等，积累了一定的海外投资基金经验。2017年11月，丝路基金与通用电气旗下GE能源金融服务在京签署“成立能源基础设施联合投资平台合作协议”，共同投资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电力电网、新能源、油气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2017年12月16日，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发表政策成果，双方提出成立首期10亿美元中英双边投资基金的提议，该基金将由中英机构牵头，以商业化和市场化为基础建立和运作。基金将投资于中、英及第三方市场的创新、可持续和消费驱动型增长机会，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中英双方将加强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装备制造、金融、投资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并探讨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英方还正式承诺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捐款5000万美元，与中方承诺金额相同。3.利用基金支持股权投资，撬动更多资金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合作项目涉及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等，其投资规模较大，投资回报期限较长，对股权投资支持具有较大需求。2017年12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旗下的国开金融联合广西投资集团，推进广西东盟“一带一路”系列基金设立，基金总规模500亿元人民币，将主要投向广西和东盟“一带一路”地区的基础设施、优质产业等重点项目。截至2017年底，丝路基金已签约17个项目，承诺投资约70亿美元，支持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达800亿美元。丝路基金通过提供较小比例股权资本支持，既对投资项目起到增信作用，也有助于投资项目具备更加合理的融资结构，支持所在国家中长期基础设施等项目可持续发展。[8]

三促进“一带一路”融资机制创新的思考

（一）“一带一路”融资要以市场化为主，坚持可持续和互利共赢原则。“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建设周期较长，资金需求量巨大，单靠政府难以提供足够的资金，必须动员市场的力量。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融资合作强调减让式资金支持，包括利率、期限、宽限期等方面条件的减让，减让式资金支持的条件优于商业资金，但需要财政补贴和政府支持。在一国财力资源有限，而且财政资金的使用通常受国内法律等方面约束的条件下，多数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提供长期的、大规模的对外减让式资金支持。因此从长期来看，融资合作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的合作模式。这需要借助市场力量，最大程度地调动各种资源，确保可持续性。因此在引导“一带一路”区域融资业务发展、严格管理要求方面，要遵循商业性原则，加强项目筛选，评估选择具有商业可行性、符合环保和监管要求、资信实力强、还款有保障的优质客户和项目；除大型项目外，金融机构还要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民生建设，积极发展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一带一路”沿线以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为主，部分国家和地区债务规模较大、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群体事件频发，整体国别风险较高，给金融机构“走出去”经营带来巨大挑战。首先，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协调机制，加强各国政府间的高效沟通，为“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融资提供服务保障，如定期“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风险测评报告；监管部门要强化“一带一路”投融资的信息披露，重视后续监测，督促金融机构以及中介机构重视在风险提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其次，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点，金融机构也要有针对性的采取诸多举措来加强风险管理，密切关注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监管和市场形势的变动，完善国别风险评级管理、敞口跟踪、限额管控、重大事项报告等机制，防范国别风险可能带来的冲击。再次，要积极探索建立海外投资保险支持服务平台，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提升金融、法律、咨询、公关等中介服务机构的业务能力和国际化水平，为“走出去”企业及金融机构规避各类风险提供信息支持和制度保障，以提升企业防范境外风险的能力，并能够在企业及金融机构遭遇损失的时候以适当方式对其进行援助或者风险补偿。（二）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多层次全方位融资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和财政实力相对不足，法律、政策环境差异较大，市场机制、信用环境有待完善，制约了金融资金的进入，融资瓶颈比较突出，需要探索建立有效可持续的融资机制。“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由于私人资本、商业信贷在投资担保体系不完善、以及缺乏有效的投资风险防范条件下，逐利目标无法短期内实现，因而主动投资的动力不足。而开发性银行担当了市场先行者的角色，通过降低不成熟市场中的风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实现了市场培育，为社会资本的投资建立起信心。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以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为杠杆，为重点项目的孵化和启动提供融资支持。对于有一定盈利能力，但投资周期较长、回报较慢的项目主要由开发性金融提供融资保障；政策性资金成本较低且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可在项目开发阶段或无利润时期介入，目前我国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性资金主要是财政补贴和“两优”贷款，其中财政补贴主要起到“杠杆”作用，用于项目的孵化和启动；而“两优”贷款旨在以相对较低成本资金协助“走出去”企业控制风险，并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因此，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中，通过开发性金融机构搭建起政府和市场的桥梁，降低融资成本，并依托开发性金融搭建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合作的平台，以较小规模的投资带动更大规模的投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大型项目的主要融资方，因此在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商业金融机构的合作。对于投资金额较大的项目，例如基础设施项目，通过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的中长期贷款、东道国政府的财政资金、东道国企业及金融机构的“联合融资”等方式予以推进。中资金融机构可根据沿线国家和地区项目建设的特点，积极探索境内外联动业务合作模式，以银团贷款、融资、共建投资平台等方式为沿线项目提供融资，允许中国和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建立股权联系，取得战略合作关系。鼓励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开展业务，特别是为中资企业的境外项目提供融资服务，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一体化水平。中资金融机构除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独立布点之外，还可以借力借势，通过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网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布局，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双边、第三方金融合作。这不但有利于增加资金来源，发挥欧美国家在技术、金融市场方面的比较优势，还有利于利用现有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为中资金融机构业务的布局拓展找到新的空间，减少中国对外投资项目在环境评估、人权问题等领域面临的批评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猜疑心理，更大程度上保护中国投资的安全性。[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单一投融资模式往往难以满足项目建设的需求。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是将来“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选择，资本市场的风险管理、价值发现等功能也都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第一，进一步繁荣并开放国内资本市场，鼓励债券融资。流动性强并多元化的债券市场将有助于改善资本配置，使“一带一路”融资不再严重依赖于银行贷款，并拓宽社会资本在其中的参与渠道。国内一些金融机构虽然已尝试发行了“一带一路”债券，但还应加大我国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交易场所对“一带一路”项目扶持力度，如在审批程序上提供绿色通道便利等。第二，加大股权融资，目前股权融资规模、力度等均远小于银行信贷，国内企业应更多利用境内外股票市场筹集资金，以完成境外项目融资需求。如积极发挥2015年在法兰克福成立的中欧国际交易所的国际平台优势，尝试发行包括D股在内的金融产品。第三，积极探索我国资本市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市场的合作与对接，推进“一带一路”跨境金融服务，为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融资渠道多元化提供支持。在一定范围内加大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的深入合作，项目方可考虑并利用成熟国际市场与国际产品，发挥我国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沿线国家当地资金，帮助沿线国家形成层次合理、功能互补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产品体系。鼓励更多的沿线国家企业来我国境内IPO上市或发行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以人民币计价的中长期“一带一路”债券，拓宽沿线项目的融资渠道与手段。同时鼓励中国境内投资者、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以及外资企业或者项目联合投资主体通过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债券业务，或根据沿线国家和地区特点开发伊斯兰债券、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特种债券等新品种。解决“一带一路”建设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不仅要靠公共资本的先导作用，也要充分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应将传统融资模式与创新融资模式有机结合，不断探索新的融资模式，特别是要加大探索开展国际公私合营（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业务模式，PPP是一种较佳的项目安排形式，该模式不仅弥补资金缺口，而且有利于提升公共产品管理的效率和资本配置的效率；鼓励社会资本和私人资本联合参与收益比较好的项目有助于有效缓解东道国外债压力，降低债权人的投资风险。以投入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首先，要设计出盈利性的项目和产品，供私人资本参与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将跨境基础设施与沿线的商业项目相互捆绑是有效模式，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方，捆绑沿线资源开发以提高投资方的收益，从而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竞争力。其次，在跨区域层面，“一带一路”各国需要制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或重点项目清单，出台PPP项目库，为PPP项目的开展营造更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使用本币开展融资有利于动员当地储蓄和全球资金、有利于降低换汇成本、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因此，还要考虑继续强化人民币双边、多边清算合作协议的签订，尽快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归入人民币双边清算合作框架内，拓展跨境人民币清算网络。人民币跨境结算可通过加强各方协作，实现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有效联系，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其中包括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还在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当地的人民币清算安排，指定了当地的人民币清算行，其中7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加快人民币区域国际化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大宗商品计价、结算，进一步拓宽境外人民币的投资渠道，推动股票、债券和衍生品的人民币产品市场发展，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职能；加快推出离岸证券交易中心，通过相应制度设计吸引沿线国家的重点企业赴中国上市；加快探索在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如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地）发起设立离岸人民币基金并投资于“一带一路”项目，促进离岸人民币的境外循环。

四结语

破解“一带一路”融资瓶颈，重点需要解决“资金如何融通、收益如何分配、风险如何防控”等问题，特别需要大力拓宽资金来源，创新设计融资结构，灵活运用金融产品，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以提升融资的有效性。因此融资机制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以“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合作的重要原则，不断完善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扩大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融资渠道。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积极应用项目融资、贸易融资、基金投资、联合投资等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吸纳更多的国际资金，引入民间资本，建立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局面，为“一带一路”建设筹集更多的资金。在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投融资需要、协同效果等因素的基础上，遵循市场导向的原则，充分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等领域的优势，进行融资项目的开发，同时推进中国基础设施材料、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等部门的走出去战略，带动更多更好的融资项目，使“一带一路”建设布局朝着更为均衡、全面的方向发展。

作者:沈铭辉 张中元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